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第2 / 9页）

两县的民力终究有限，凭你怎么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么多。黄册库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开销，想过各种主意，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湖产上去。

比如黄册库会偷偷把湖产租给附近农民，自己收取田租。他们还曾正式向朝廷提出过申请，征集附近渔民进入后湖打鱼，将所得鱼鲜、莲菱等物的收入，用来修理黄册库。

当期黄册自正德八年十一月开始驳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万户黄册有问题。

在这一年里，从上元、江宁两县雇用了书手四十人，每个月工食银一两五钱；册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银九钱；纸四万八千张，笔两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员七人、监生两百人的各项茶菜炭药的日常开销……总计是一千四百两的开支。

听着是不是还好？虽然超期，但毕竟在半年之内完工了嘛。

但你得知道，这半年查完的，仅仅是整个南直隶十八府州的黄册。它们分布在南京周边，最先运抵。至于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的黄册，在路上还没到呢。

光一个南直隶，就要半年时间、一千四百两的驳查成本。全国得花多少时间？用多少银子？成本妥妥超过一万两。

连南京国子监，都忍不住跳出来，给黄册库移了一道公文：“本监惟供给监生。”意思是，监生的费用我们承担，其他的可不管，你们自己想辙吧。国子监还来回扯皮，一会儿直接给米，一会儿折成银钱，总之给得极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驳查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而且，岛上干活的匠役民夫，由两县抽调充任，笔墨茶菜炭纸等诸项支出，由两县办税承担，连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两县官府购买三牲。

上元县有一百九十五个里，江宁县有一百零五里，两县合计三万三千户税基，哪里扛得下这么重的负担？更过分的是，黄册库的费用属于杂泛徭役和杂税，两县的正役正税并不因此而减免，负担更上一层楼。

这个坐落于后湖的黄册库，赫然成了盘踞在南京附近的一只吸血鬼、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应里甲，物业荡然”。有看不过眼的当地官员警告说：“若不通融议处，照旧独累偏造，则上元、江宁二县之民，靡有孑遗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减少基层负担，可实在没想到最后却起了相反效果。

其实大明一朝的正税并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这些临时加派的杂税杂役。没有节制，没有计划，名目众多。上头无论有什么开支，最终一定会传递到基层，让百姓应接不暇，筋疲力尽。

黄册库之于上元、江宁两县，算是明代税赋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

甚至监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税司派遣专人在两县路上巡检，看到赶猪进货的屠户就上前强行抽税，赶走几头——你还别小看这个税，后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这税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开销，两县咬咬牙也能熬过去。但每十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驳查，这期间产生的费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几番，同样也得两县扛大头。

这比天塌下来还可怕。

咱们前文讲过，从宣德年开始，驳查时间越来越长，从起初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年乃至数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线上升。每次驳查一开始，江宁和上元两县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

拿正德九年（1514年）的驳查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