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第2 / 8页）

我站在人群中，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妈们。

“就是看不惯你这劲儿，怎么就全都得顺着你的意思来啊？”

我随着音乐，在心里和她们一起跳着。

常规的讨论瞬间上纲上线了，柳大妈也立刻不高兴了，“好好说事情，你这么讲话干吗啦？哦，就你有人惦记，好像我死路上都没人管一样呀？”

1984年，孙大妈28岁，那一年，全北京批准开放了四家舞厅，但只允许四种人进去跳舞：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来的朋友。孙大妈不属于这四类人中的任何一种。

“孙，孙大妈，咱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1986年，上海的大学生开始自组舞会，当时的工厂女工柳大妈，28岁。和朋友坐公交车横穿整个浦西，赶去了复旦大学的大礼堂。因为没有学生证，她和朋友被拦在门外，她只记得礼堂里响起过《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

两边的战火即将燎原，我吓得开始拼命安抚两边。

1985年，血红汗衫大妈23岁。她记得那年春天，她被邀请去参加了一场舞会。舞会办在崇文门的一个菜市场里，地上还有零星菜叶，卖猪肉的柜台也没收起来，但头上有一盏彩灯一直在转。她紧张地靠在场边，始终觉得自己戴的红纱巾太刺眼。

这时，我旁边站着的一对看热闹的情侣，女孩像树袋熊一样紧紧挂在男孩身上，笑得花枝招展，“她们好搞笑啊！至不至于这么拼！老都老了。”

孙大妈她们的出场比较靠后，大家一边摩拳擦掌地热身，一边观摩起其他队伍的表演。

她男朋友表情阴郁地看着大妈们，开口说：“这群人，都是有历史背景的。我看微博上说，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其实年轻的时候都是红卫兵，年轻时就组团出来祸害群众，老了也改不了毛病，继续出来扰民。所以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

终于，朝阳区广场舞海选的这一天，隆重来临了。朝阳区参赛队伍很多，分成了下午一批，晚上一批。我专门让大妈们报名在晚上那一组。比赛地点在亮马桥附近的一个广场上。晚上七点，我和大妈们抵达了广场，目光所及之处，黑压压的全是大妈。

我看着身边这位看起来很有文化的年轻人，很想上前跟他说：不是这样的。

柳大妈原地直跺脚，“你，你真是蛮不讲理。”

1987年，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那年，养生大妈20岁。西城文化宫举办了一场元旦舞会，门票五毛钱。不大的礼堂里挤满了人，人人穿着棉袄棉鞋，但努力想把交谊舞跳得体面。她记得第一个向她伸手邀舞的小伙子，围了一条格子的毛围脖。她也记得她的手被他握得嗞嗞冒汗。

孙大妈更生气了，“什么叫我们想要奖金？你是觉得我们穷吧？小柳，我们还没穷到不要命呢？没你豁得出去。”

每个大妈都有一段这样的回忆，那段回忆很短暂。那时她们的舞步总是施展不开，年轻的放肆总是被禁止，被拒绝，谁都不好意思提及。她们结婚，生儿育女，成了别人的靠山。她们开始斤斤计较，开始唠唠叨叨，一晃神，就到了更年期。等翻过一座座山，她们终于闲了下来，这时世界早变成了另外的样子。曾经的舞伴，曾经的舞池，曾经那个想勇敢站在灯光下的自己，别人不问，自己也不会再提。

“你这讲的什么话？大家不是想赢吗？哦，那你们不想要奖金了呀？”

方案出台，我就开始准备了。跑了几趟小商品批发市场，开始试验安全性，大妈们接着继续练舞，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之前我上网，给大妈们找广场舞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报道。后来我自己又去问大妈们，发现报道里说的都是真事儿。

我像猴儿一样，手舞足蹈地劝了半天，战火终于扑灭了。虽然两位老太太脸色都不好看，但还是勉强达成了共识：不拿冷焰火，其他的按我说的来。

广场上这些自带彩灯疯狂扭动的大妈，年轻时，都喜欢跳舞。但她们最年轻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

“柳大妈，孙大妈没别的意思，大家跳舞这么久了，都是好朋友，我，我们还得携手走向胜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