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3 / 6页）

因为地下室里接连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戈拉兹德宅的地下室里沉睡着许多村民。法国刚从纳粹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时，他们便死在了那场名为“肃清”的动乱之中——即便是战后出生的警察，也都知道这件事情。

也难怪他会发出诧异的声音。

那么，犯人哪儿来的门钥匙呢？受害人的衣服口袋里，仍装着她随身携带的钥匙串。备用钥匙当然也有，但是在书房的抽屉里原封未动。如此一来，犯人肯定原本就有门钥匙。警察做出这样的判断也合情合理。

“喂，这是什么情况？”

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其实是死胡同的入口。因为符合条件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每一个都不可能是犯人。

然而，有位警察正兴致盎然地观察墓碑时，发现其中一副棺材上不仅盖着豪华的织布，上面还放了个黄金十字架。

“亨利·纳瓦尔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卒”

越搜查，反而越混乱。案件的最大问题是：假如这是他杀，根本就没有可疑的犯人。

被这一声叫唤引来的警察们，在旁边的棺材前发现了更难以置信的墓碑名。

从解剖结果来看，死亡时间估计在三月十日的上午七点至八点间。正是彩子·戈拉兹德回家发现尸体的不久前。胃内空空如也，体内没有检测到酒精和毒药，别说施暴，手脚连捆绑的痕迹也没有。受害人进行了梳妆打扮，由此看来，案件应该发生在当天正常起床后，吃早餐以前。

二十三岁英年早逝的当家夫人——不过，她好像在伦敦郊外遭遇车祸，并在英国被火化了，现在不是被埋在拉博里教堂的戈拉兹德家的墓地里吗？

首先是当家保罗·戈拉兹德，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星期六），他和妻子彩子一同待在巴黎。而且，九号的晚上到十号的早晨，他还因为急病住进了当地的医院。当然，期间有多名医生、护士在照顾他，片刻都不可能溜出病房。这样还怎么讨论他的动机。他绝不可能犯下此次案件。

虽说是棺材，其实只是简单的手工木箱，勉强看得出对死者的哀悼之意。棺盖上放着木制的十字架，每副棺材前都立有简单的墓碑，记录了死者的姓名和过世日期。

其次是第一目击者彩子·戈拉兹德，先抛开她的动机，从物理角度来讲，她不可能犯下这起案件。毕竟她身材娇小，身高一米五五，体重四十二公斤，难以把身高一米七二、七十多公斤的受害人吊在螺旋楼梯的空洞里。不，她光是把绳子挂上天花板的铁钩，就已经很困难了。

处理完现场的遗体后，只要等鉴定科过来就行，期间也没什么事情可做。留在现场的警察便又环视了一遍地下室。他们突然生出了好奇心。这里原本是地下贮藏室，除了煞风景的板墙，再没有其他装饰了。而地下室的一角，居然整齐地摆放着二十多副棺材。

不仅如此，从时间上看，也很难说彩子是犯人。案发当天，她乘坐早班车从巴黎出发，于七点四十七分抵达拉博里站，且车站人员和多名乘客也有目击到她。丈夫紧急住院，她只是回来拿钱和换洗的衣服而已，身上就带了一只手提包，看起来表情僵硬。

受害人的身体和衣服上都没有打斗的痕迹，犯人很可能是她熟悉的人。房子里没有东西失窃，且如果犯人是盗贼，即使被受害人看到了脸，也只要当场解决就可以了，何必大费周章把人吊在天花板上。再者，外人也不知道阁楼里有没有绳子。

“安东尼娅·戈拉兹德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生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卒”

彩子说自己回家时，大门确实上了锁。前一天晚上，她就打电话告诉杜邦夫人自己早上回来，所以很纳闷怎么锁上了。但是也不必特意按铃叫管家过来，她便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

因为那块墓碑上，竟写着安东尼娅·戈拉兹德的名字——她是保罗·戈拉兹德十七年前去世的第一任妻子。

戈拉兹德宅还有一扇与后院相通的便门，可警察已确认这扇门也是锁着的。如果彩子不是犯人，就意味着犯人是在行凶以后，把门锁好了再离开的戈拉兹德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