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竹林之游（第2 / 20页）

接下来就是该如何给这群闹得沸沸扬扬的党人定罪。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汉桓帝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均遭受酷刑逼供，却不改慨然之色。不久，太尉陈蕃也被免官。

当时宦官嚣张不可一世，树大招风，引来各方厌恶，权贵和外戚也都站在了士人一方。汉桓帝皇后窦妙父亲窦武时任城门校尉，同情士人，上书为党人求情。而李膺等党人在受审时有意供出宦官子弟，引来宦官恐惧。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宦官主动劝汉桓帝大赦天下。党人由此被释放，但皆归田里，禁锢终身，再不许入朝为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刘宏即位，因皇帝年幼，汉桓帝皇后窦妙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窦妙父亲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一向亲近名士，在他的斡旋下，“党锢之祸”中因直谏被免职的陈蕃出任太傅一职，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也重新被起用。对此，朝野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即将到来。

这一政局变动引起了宦官集团恐慌，他们利用亲近太后窦妙的机会，不断扰乱朝政。窦武与陈蕃等人商议彻底诛杀宦官，但窦太后并不同意，结果被宦官先发制人。宦官利用地利之便，勾结汉灵帝的乳母赵娆，挟持了皇帝，再劫持窦太后，夺走皇帝玺绶，再假传汉灵帝之命收捕窦武等人，诬陷他们大逆不道，图谋废除汉灵帝。此时，刚好七十余岁的陈蕃率官属及太学生八十余人来到皇宫为窦武诉冤，当场被宦官杀死。

这六位名士最终选择了归隐与避世，而皇帝也没有再强迫他们出仕。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个不断自我毁灭然后再生的过程，只要熟读史书，便会发现雷同的历史事件总是不断地重复上演，只不过由于参与历史人物个性的不同而略有细节上的不同。这种细节，就是历史人物的命运。一百年后，比六位延熹名士名声更大的“竹林七贤”也一样选择了遁世，希图远离官场与政治，但他们却遭受了与延熹名士截然不同的际遇，这就是时代的烙印。

东汉延熹年间断然造就不出“竹林七贤”这样一群风流人物，六位延熹名士若是身处西晋也必定不是原来的结局。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史上，“竹林七贤”诚然是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的，但只有存在于魏晋那样一个时代下，“渭以泾浊，玉以砾贞”，只有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们才能矫矫不群，成为当时新鲜觉醒的人格精神的代表。只不过，从延熹名士演绎到“竹林七贤”，还要经过一百年的时间，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足以“时将大变，世将大革”了，而名士们的风度也在与时俱进地嬗变着。

“名士”字义为知名之士，其词最早见于《礼记》“勉诸侯、聘名士”一句。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a id="ch6-back" href="#ch6">^[6]</a>特意注释道：“名士者，不仕者也。”由此可见，最初的“名士”是指那种“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汉桓帝征召的六位延熹名士，便是最初定义的名士。

正是在东汉时期，名士的含义开始演变，逐渐由“不仕者”演变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独特文化群体的称谓。汉光武帝刘秀开创东汉王朝之初，一直采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选拔儒生。到后来汉顺帝刘保时，朝廷出钱修了太学，儒生更是蓬勃发展，一派繁荣景象，士人对朝政的影响力也日益加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大规模影响力的名士群体出现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东汉名士”。

东汉名士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信条，成为儒家理想人格和道德风范的具体体现。甚至连曹操初出茅庐之时，也以东汉名士为人生榜样。他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为郎，不畏强权，除洛阳北部尉，胆敢上书批评权势熏天的大将军窦武，表现出匡扶正义之志。然而，锐意进取的东汉名士由于触怒了当权宦官的利益，很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曹彰被曹操生前昵称为“黄须儿”，其人膂力过人，骁勇善战，“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于曹操诸子中最具军事才干，在魏军中威望很高，一直为曹丕所忌惮。他不仅武艺高强，还极有名士之风，曾经不惜以美妾换骏马，风流倜傥之名传颂一时。曹丕自己也是文士，如此不顾亲兄弟情谊，不择手段地予以铲除，也可谓心狠手辣之极。后世之人总是同情曹植被亲兄长迫害的遭遇，却不知在真实的历史中，曹彰的下场远比曹植凄凉。

据说曹丕还欲继续对曹植下手，卞太后忍无可忍，对儿子说了一句绝话：“你已经杀我的曹彰，若再杀曹植，我也不想活了。”曹丕这才悻悻作罢，但又心有不甘，便想出个“七步成诗”的办法，若是曹植七步内作不出诗来，便要治罪处死，没想到曹植当场吟出了一首诗：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虽然后世一直有人怀疑这首诗是有人伪托曹植而作，但曹丕猜忌兄弟、相残手足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七步诗》的真假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它更是成为一段千古佳话，其中闪耀的不仅仅是曹植超凡的才气，它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在利益冲突下亲情异化、骨肉相残的生动写照。

曹彰死后不久，曹植与白马王曹彪怏怏归还封地。来时兄弟三人，回去却只剩下两人，心中的压抑愤懑可想而知。而负责监视的使者灌均生怕二王接触，强行命二人分开，不许他们同行同宿。那一刻，恨极了的曹植终于摒弃了对兄长曹丕的畏惧，愤而作《赠白马王彪》五言诗。这首长诗共分七章，上下相因，情景交融，多慷慨之音、悲凉之辞，哀怨动人。这是一首生命的悲歌，全诗从对京城的眷恋和旅途跋涉的辛苦写起，转到骨肉间生离死别的悲痛及政治上受迫害的苦闷；然后是对曹彰的哀悼，并由此感到人生无常；最后强颜欢笑地宽慰勉励曹彪，实际上流露出更深沉的悲愤。此后，曹植便只能在形如囚徒的生活中汲汲无欢，常自愤怨，忧郁至死。

自汉桓帝开始，东汉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宦官也如同之前的外戚，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安插亲信，由此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宦官专权后，任人唯亲，官吏选举制度流于形式，这无疑堵塞了儒生的仕途之路，儒生与宦官的矛盾日益激化。“党锢之祸”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当时大批太学生聚集京师，受到儒家“民本”的影响，时常议论上层朝政、臧否政界人物，这就是所谓“太学清议”。“民本”是孟子学说的核心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倡王道政治，劝告执政者重视人民，要与民同忧同乐。因东汉仕途实行察举和征辟制度，注重乡党清议，“太学清议”从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干预时政的作用。当年曹操步入仕途前，也不得不走清议一途，请名士许劭为己品目，以获得世族认同，这才有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又如大名士陈寔之子陈元方素有清名令誉，因父丧时间盖锦被被另一清议名士郭泰指责，此后声名扫地。因而鲁迅先生才有“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的议论。清议既然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一个人步入仕途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名士们甚至希图用它来挽救时局。正是因为如此，清议也成为他们惨遭杀戮的起源。

延熹九年（166年）夏，宦官党羽方士张成故意让儿子在大赦前行凶杀人，甚至杀孕妇取乐，意图靠即将到来的大赦逃脱罪名。当时司隶校尉为大名士李膺，其人正直不阿，立即逮捕了张成之子。不久后，果然朝廷有赦免令下达。李膺极为愤慨，不顾赦令，果断地将张成之子杀掉。传说此后一段时间，宦官们都不敢走出宫门玩耍。汉桓帝还感到奇怪，问及此事，宦官叩头哭诉说：“畏李司隶。”

反击很快开始了，张成与宦官勾结起来，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全国各郡国收捕“党人”。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以为“党人”都是久负盛名的忧国忠正之士，不应无故收捕，汉桓帝更怒，即刻将李膺等收狱。受到牵连的还有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名士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均被戴上锁住颈、手、脚的三木刑具，下狱严刑拷打。

被捕的党人几乎全是天下名士，一时之选，也就是民间普遍所认同的“贤人”，时人均以能名列党人而沾沾自喜。度辽将军皇甫规因自己不在被捕党人之列，深以为耻，主动上疏，举例说自己曾依附党人，且来往密切，请依党人之例入狱。汉桓帝本就焦头烂额，对这种无事生非的上疏自然不予理睬。

曹植是当朝名士，但也是曹操爱子，有尊贵的宗室身份，他已经是如此处境，当此时代其他士大夫所面临的政治困窘便可想而知了。而作为士子，骨子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儒家的功名，而一旦去有意识地追求建功立业，其个人命运必然要与复杂的政治背景交织在一起，酿成最尖锐的冲突。正因为如此，魏晋时代的名士们才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更倍觉煎熬，他们反反复复地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着，是亲近政权，还是远离政治，对士人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事实上，名士们心中这种到底是疏远还是亲近朝廷的矛盾心理，早从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便已经开始滋生了。

东汉自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汉质帝刘缵即位时，外戚梁冀权势极盛，横行朝野。汉质帝当时只有九岁，却聪明伶俐，当面骂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立即派人将汉质帝毒死，改立汉桓帝刘志。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先向梁冀谢恩，然后才敢到职；各地进贡物品，先要将上品送至梁冀府第，然后进奉皇帝。外戚如此势倾天下，理所当然妨碍了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开始依靠身边的宦官。延熹二年（159年）七月，梁冀妹梁太后病死。早对梁冀不满的汉桓帝将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剪除了梁冀势力。为了感谢宦官，汉桓帝封单超为新丰侯、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其他四人各食万户，称为“五侯”。又封中常侍侯览为高乡侯，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此，宦官势力大盛。

就在汉桓帝倚靠宦官夺回大权的这一年，他接受了尚书令陈蕃的建议，派人以安车、玄礼征召徐徲、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位名士。这五位名士，各有特点，有以品德高尚的，有以忠孝知名的，有以苦身修节闻名的，也有以隐居不仕著称于世的。安车是一种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的小车，重臣告老还乡或朝廷征召有众望的人往往赐乘安车，玄则是帝王专门用作延聘贤士的礼品，汉桓帝的礼仪不可谓不隆重，可见他对这次征召名士极为重视。然而，结果却相当令人失望，五人没有一个愿意应召。

汉桓帝失望之下，又派人去征安阳<a id="ch5-back" href="#ch5">^[5]</a>名士魏桓。魏桓乡人均劝魏桓应征出仕，这样可以光耀乡里。魏桓却反问道：“现在皇帝后宫有美女千余，可以减少吗？厩中良马万匹，可以减少吗？左右权豪，可以去除吗？”乡人回答说：“不可以。”魏桓叹息说：“进朝廷当官，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若冒死进谏，可能毫无意义地送掉性命。那么我应召只能让我活着去而死着回来，这样的结果对于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众人无言以对，魏桓遂隐居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