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怅望何处（第6 / 13页）

张珏道：“原来朝廷派来的暗探就是要假公济私，陷害良贤。白秀才，你不必再多费唇舌，念在邻居一场，我也不对你上绑了，你这就老老实实跟我回官署吧。”

白秀才道：“我有皇帝制书在手，你敢动我？”张珏冷冷道：“皇帝赐你制书、令牌，是为了方便你执行任务，不是派你来胡乱杀人，更不是让你借此骑到地方官员头上，挟势弄权，作威作福。”

白秀才道：“等一下，就算小张将军不肯为你自己着想，那么余相公呢？王大帅呢？他们可都对你有知遇之恩。若是我参奏他们一本，你觉得会怎样？”张珏道：“你为一己之私，一再要挟军中大将，我这就将你的言行记录下来，一一上报。”

宋朝重文轻武，尤猜忌武将，南宋一朝更是如此。现任蜀帅余玠第一次觐见理宗皇帝，便力谏朝廷应该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即有所指。军中大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而是依靠派系以及与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便可如鱼得水，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反之，如果与当权者不合，就算功劳再大，也会遭谗毁罢官。如自孝宗以来，朝廷便着力铲除四川吴家军势力，终于在吴挺死后成功收回兵权，却因吴挺之子吴曦走通权臣韩侂胄和宰相陈自强的门路，再度被赋予陕川兵权，直接导致后来的武兴之变及开禧北伐的失败。彭大雅曾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幕僚，出任四川制置副使也是受史嵩之和右签书枢密院事<a id="ch6-back" href="#ch6">^[6]</a>李鸣复举荐。监察御史杜范<a id="ch7-back" href="#ch7">^[7]</a>素来厌恶史嵩之、李鸣复，为令政敌去位，大力攻击李鸣复与彭大雅“以贿交结，曲为之地”，又称二人“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宋理宗因杜范是朱熹再传弟子，而他本人正大力推崇理学，极需要杜范这样的名儒支持，虽没有动李鸣复，却以“险谲变诈，殊费防闲”的名义将彭大雅削官罢黜。不久史嵩之因父丧去职，杜范入拜右丞相<a id="ch8-back" href="#ch8">^[8]</a>，彭大雅完全失去支持，又被以“贪黩残忍，蜀人衔怨，罪重罚轻”的罪名贬谪。

彭大雅被贬斥两年后，宋理宗终于意识到重庆确为蜀之根本，最终下旨定重庆为四川制置司驻地，并改授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由此才奠定了重庆军政中心的地位。而被皇帝金口玉言批评为“险谲变诈”的彭大雅竟因卷入党争的旋涡，再未获起用，郁郁死于贬斥之地，只在死后得了个“忠烈”的谥号。

其实现任蜀帅余玠的处境颇类似去职前的彭大雅，支持他的宰相郑清之已经去世，另一主战右相兼枢密使赵葵也被攻击非科举出身，而本朝惯例“宰相须用读书人”，被排挤出朝。现任执政大臣谢方叔、徐清叟等均与余玠不和，正想方设法寻找罪名，欲游说理宗皇帝将其调离四川。

虽然彭大雅因雷厉风行、行事过于严苛而在民间声名不佳，但他却是公认的定蜀功臣。是他修建了坚固如铁的重庆城，为余玠治蜀打下了根基。而最先意识到钓鱼城天险之利的也是彭大雅，而不是播州冉氏兄弟。这一节，张珏自是最清楚不过。

白秀才道：“论眼光，论谋略，论刚毅，论果敢，彭相公可都在余相公之上。若不是他是史嵩之一方的心腹，现今任蜀帅的，该是他彭大雅，而轮不到余玠了。如此，我也不会被皇城司选中，强逼做了什么暗探！”

白秀才只得咬咬牙道：“那好，事到如今，我也没有退路了，不得不说出实话来，小张将军，我实话告诉你，你不能动我。”

张珏道：“咦，白秀才，我实在想不到你竟有这样的冷静风度！明明是杀人重犯，杀的还是大理国大将军，先是跟我谈条件，谈不拢又说我不能动你。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不能动你？”

白秀才道：“劳烦小张将军跟我来。”引张珏进来厨房，往火灶中掏了一阵，摸出一个油布包来，一层层打开，取出一枚令牌和一张黄色绢纸，递了过来，道：“将军请看仔细些。”

张珏只看了那令牌，便呆住了，结结巴巴地道：“这是……这是皇城司令牌？”白秀才道：“这张则是盖有御玺和当今皇帝花押的制书。”

张珏道：“你……你是朝廷派来四川的暗探？”白秀才道：“不错，小张将军果然是军中翘楚，很是有些见识。”

张珏问道：“那么你在钓鱼城潜伏十余年，目的就是要监视兴戎司长官？”

白秀才道：“当然不是，我是奉命监视余相公。但做事不必那么直接。监视他，不必非得在重庆府吧。重庆都在传制置司官署门前卖果子的摊贩是朝廷暗探，其实他根本不是。都能让人看出来，那还叫暗探吗？余相公若是想要有异动，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兴戎司，我只需监视钓鱼城的兵力调动，便足以了解他是否有二心。”

张珏“嘿嘿”了两声，道：“果然高明。”白秀才道：“这都是朝廷安排的，我不过是个奉命行事的小棋子罢了。”

张珏道：“那么你想怎样？”白秀才道：“我杀高言这件事，小张将军得帮我掩饰过去。不然后果……小张将军是知道的。”

张珏道：“后果是什么？我倒想知道。”白秀才道：“我是朝廷暗探，我的奏疏都是直接递到皇帝面前，如果我参小张将军一本，说你如何如何，你还能当得了这合州副帅吗？”

张珏道：“可在钓鱼城建成前，你就已经在这里了呀。”白秀才道：“因为我事先已经知道四川制置司会设在重庆府，钓鱼山是重庆北边屏障，必然会因山筑城。你当这些全是你们余相公的创见吗？早在彭大雅当四川制置副使时便已经有此议了。”

自汉代以来，成都便是四川军政中心所在地，宋代也不例外。南宋时，成都一直是四川制置司所在地。然吴曦入主蜀地后，擅自将四川制置司移驻兴元府。吴曦叛宋被杀后，制置司驻地几经辗转，最终移回成都府。然蒙古南侵入蜀后，成都府几度被蒙古攻陷，遭到毁灭性破坏，完全丧失了其作为四川四路军政中心之地位。于是，为制置司选择新驻地便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宋军尚能有效控制的还有重庆、夔州与嘉定等处。朝中大臣经过商议讨论，认为应在重庆与嘉定两城之中选择其一，可二者又各有利弊：嘉定位于岷江、大渡河的汇合点上，既可防御敌人深入四川长江以南地区，又因靠近成都，便于将来收复川西平原。然其偏处一隅，难以担负起控制全川之大任；而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口，川西、川北之水最终都汇于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中，重庆实为全蜀水流的锁钥。不足的是，执政者仍希望从蒙古军手中夺回成都，还制置司于成都，而重庆距离成都太远。

就在南宋朝廷为制置司治所选择而犹豫不决时，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已意识到重庆之战略地位，不惜一切代价修筑重庆城，并在合州钓鱼山建立兵寨，作为重庆屏障。

彭大雅，鄱阳<a id="ch2-back" href="#ch2">^[2]</a>人，少时家贫，替人放牛为生。少年时边苦读边做工，终成良才。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与名臣宋慈父亲宋巩同年。先被授朝清郎，后调到淮东。曾出使蒙古，将见闻撰成《黑鞑事略》<a id="ch3-back" href="#ch3">^[3]</a>一书，称成吉思汗作战谋略“有古法之未言者”。蒙古兵侵入四川时，奉命领兵驰援，因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受宰辅大臣史嵩之<a id="ch4-back" href="#ch4">^[4]</a>、李鸣复<a id="ch5-back" href="#ch5">^[5]</a>联名举荐，被擢升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当时蜀地四处告急，局面几乎不可收拾，彭大雅敏锐地意识到经营重庆对稳定四川全局的战略意义，决意修建加固重庆城。由于反对者甚众，彭大雅忿然道：“不把钱当钱看，不把人当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最终力排众议，“披荆棘，冒矢石”，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修建起了坚硬如铁的重庆新城，并在城门城墙上亲书十七个大字：“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时人称其“吐辞超胜，以少少胜多多，暗合于湖，想见豪气”。

重庆城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川东防务。然彭大雅在筑城过程中采取高压手段，取办峻迫，对役夫严加催逼，稍有迟缓，便动用杖刑，怨之者多，因而被言官弹劾。加上彭大雅与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不协，交章于朝，互相攻讦。名将孟珙曾批评说道：“国事如此，合智并谋犹惧弗克，而两司方勇于私斗，岂不愧廉蔺之风乎。”然最终未能像昔日廉颇、蔺相如一样携手对外，反而引发了朝中士大夫的意气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