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 / 3页）

也许，恐怖小说作家带给大家的都是些噩耗：他说，你快死了；他让你不要听信奥拉尔·罗伯茨<a id="z1" href="#bz1">[1]</a>的鼓动（“你的好运气快来了！”），因为，真正到来的是厄运，比如，癌症、中风、车祸。不管是什么，反正一定会发生的。他抓着你的手，把你的手握在他的手里，带你走进那个房间，把你的手放在床单下面的东西上……并且指导你摸摸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

自然、死亡和恐惧不只是恐怖小说作家的专利。很多所谓的“主流”作家用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些话题——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爱德华·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再到罗斯·麦克唐纳的“卢·阿彻系列”。恐惧历来都是巨大的。死亡历来都是巨大的。这是人生中的两个常数。然而，唯有恐怖和超自然作家才能使读者有机会辨认完整的形态，领略精神的净化。那些在这个领域奋斗的作家，即使对自己的创作认识模糊，他们起码知道，恐怖和超自然这个领域是人们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一道纱网，恐怖小说是人们精神轨道上的地铁中央车站，左边的蓝色轨道，肯定地说，代表的是我们可以消化吸收并且融入个人意识的部分，右边的红色轨道代表的是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摆脱掉的东西。

当你读恐怖小说的时候，你不一定相信自己所读的内容。你不相信世上存在吸血鬼、狼人，以及突然启动并且开始自动行驶的卡车。我们能够相信的可怕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比和麦克唐纳笔下的那些：仇视、异化、无奈地衰老，迈着青春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进一个敌对的世界。在我们平凡而真实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戴着喜剧和悲剧两副面具，灿烂的笑容下面掩藏的是悲苦。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中央转换点，或许是一个转换器，分别连接着那两副面具。这正是恐怖小说击中的区域。

恐怖小说作家类似威尔士的食罪人。那些食罪人通过吃故去亲人的食物来分担逝者的罪孽。魔怪和恐怖故事就像一个筐，编这个筐所用的藤条就是各色的恐惧。作家从你身边走过，你从他手里的筐里取出某一种杜撰的恐惧，然后添上你自己真实的恐惧——至少曾经是这样。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涌现出一大批关于巨型虫的影片——《它们！》《末日的开始》《致命的螳螂》等。随着此类电影的不断发展，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丑陋的巨型怪物其实就是在新墨西哥州以及偏远的太平洋环礁区域进行的原子弹试验的产物（最近的电影《恐怖派对沙滩》，可以添加一个副标题：《海滩上演的末日战争》，罪魁祸首是核反应堆的废料）。总体来看，这些电影无一例外地沿用同一套路，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表现了整个国家对曼哈顿计划所预示的新世纪的恐惧。随后，电影《我是一个小狼孩》的出现标志着新一代“少年”恐怖片的诞生，而史诗电影《外太空的小访客》和《陨星怪物》则将这一主题推向了巅峰。《我是一个小狼孩》讲述的是，一个没长胡子的史蒂夫·麦昆在一群小朋友的帮助下与一种被称为“果子冻”的变异物种展开了一场恶战。在那个年代，每一家周刊至少都会登载一篇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恐怖电影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萌芽状态下的青少年反叛运动的担忧。当你在屏幕上看见迈克尔·兰顿变身为穿着印有字母的中学校服的狼孩，你会立刻联想起你的女儿，担心此时跟她约会的那个开着大马力跑车的家伙也是一个狼孩。对年轻人来说（我那时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有切身经历），美国国际电影公司在其租用的制片厂里生产出的怪物，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某种比他们自己还要丑陋的生物。和《我是一个少年弗兰肯斯坦？》中那个曾经是中学生的走路踉跄的鬼怪相比，脸上那些青春痘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系列的电影同时也表达了青少年内心的感受：他们受到了父母、长辈的愚弄和贬低，这是不公正的；他们的父母“根本不理解”他们。那些电影非常公式化（无论是否改编成了电影，恐怖小说大都如此），很明显，那种固定的模式表现了一代人的偏执和妄想——毫无疑问，部分应归咎于他们的父母阅读的文章。在电影中，某种可怕的、浑身长满疣状赘生物的东西正威胁着埃尔姆韦尔。孩子们知道，因为飞碟已经在情人巷附近降落。在第一集中，那个长疣的怪物袭击了一辆小型运货车，杀死了上面的一个老人（不负众望，老头这一角色再次由小伊利沙·库克扮演）。在接下来的三集中，孩子们试图说服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相信，那个怪物的确已经潜入。“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把你们全部关起来，因为你们违反了宵禁令！”埃尔姆韦尔警察局局长冲孩子们高声嚷道。紧接着，怪物爬上大街，所到之处，皆成废墟。最后，多亏了足智多谋的孩子们，怪物才被消灭。当演职员表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孩子们正聚集在当地一家游乐场，尽情地喝着巧克力麦芽酒，跳着吉特巴舞。可惜，音乐不够经典。

肯定有人会执着地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亨利·詹姆斯在《螺丝在拧紧》中并没有给读者展现任何车祸场景。他们说，纳撒尼尔·霍桑的恐怖故事，比如《好小伙布朗》和《牧师的黑面纱》，比《德拉库拉》更胜一筹。这些说法简直毫无道理。他们提到的这些作品也属于车祸类的，虽然尸体已经被搬离了现场，但我们看见了变形的车辆和残留在座椅上的斑斑血迹。精妙的笔触、简单的情节，以及理性的缺失，贯穿《牧师的黑面纱》。从某种角度说，它带来的恐怖效应超过了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蛙类怪物，或者爱伦·坡《深坑与钟摆》中的火刑。

事实是，我们大都心里明白，夜晚，收费公路上发生了车祸，我们穿过警车的包围，看见灯光下的车辆残骸，那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场景，谁都无法忘记。清晨，老年人拿起报纸，首先翻到讣告栏。在那里，他们会发现，是谁先他们而去了。当我们听说，一个名叫丹·布劳克的人死了，一个名叫弗雷迪·普林兹的人，还有一个名叫贾尼斯·乔普林的人也死了，我们一时间心情沉重，仿佛被什么物件刺穿了身体。收音机里，播音员保罗·哈维说，在一个偏远的小机场，一名妇女在雨中走进了飞机的螺旋桨；一名工人正在一台巨型搅拌机里作业，工友不慎跌倒在操控按键上，瞬间，那人消失了。每每这个时候，很奇怪，我们在恐惧之余，又有一份窃喜。没必要一味强调显而易见的东西。生活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可怕事件，但那些小的更容易被理解，因此，也是它们用死亡的力量摧毁了我们的家。

无可否认，我们对这些小恐惧既喜欢又反感。这两种情绪艰难地融合在一起，产生的副产品似乎是内疚……这种内疚类似于过去常常伴随性觉醒的那份罪恶感。

我没有义务提醒你放弃内疚，同样，也没有义务为我的小说及后面的各个短篇做任何解释。然而，有趣的是，性和恐惧总是结伴而行。当我们有能力进行性行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兴趣得以觉醒。这种兴趣，假如是正常的，会自然地导向交配和种群的延续。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终结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被恐惧所困扰。依我看，交合的目的是保存自我，一切恐惧都将带来对末日的领悟。

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说的是七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不同部位。一个以为他手里抓着的是一条蛇，另一个以为是一片巨大的棕榈叶，第三个认为自己正抚摸着一根石柱。当他们把自己的发现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面前站着一头大象。

在一个系列中，有三次独立的机会宣泄感情——对一批通常在十天内完成制作的低成本电影来说，算是不错了。可是，因为那些电影的编剧、制片和导演刻意追求那种效果，结果反而失败了。恐怖故事存在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节点上，那里，意象和寓意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而且，具有排山倒海的效应。在《我是一个小狼孩》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之间，在《少年魔鬼》和布莱恩·德·帕尔马的《魔女嘉莉》之间，存在着直接进化、演变的关系。

恐惧使人盲目。有多少事情让我们担惊受怕？手上有水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关灯。我们先拔下插头，然后才敢用刀取出烤箱里的英国松饼。体检完毕，我们害怕从医生口中得知结果。飞机在半空中猛地抖动，我们害怕。我们担心能源枯竭，担心不再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担心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女儿出门时答应十一点前回来，可现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冻雨如细沙，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我们坐在客厅里，电视机屏幕上是约翰尼·卡森。我们不时扭头去看电话机，没有声响。此时，我们内心深处就是那份让我们盲目的感觉，这种感觉悄悄地摧毁了我们正常的思维程序。

婴儿不知恐惧为何物，但是，当他因饥饿而哭泣的时候，母亲第一次没有及时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打那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这个蹒跚学步的小东西逐渐领悟到房门砰的一声关上所蕴含的残酷事实，慢慢明白滚烫的火炉潜在的危险，以及哮喘或者麻疹造成的高热。孩子对恐惧的领悟是相当快的。父亲或者母亲手拿装着药丸的小瓶或是安全剃刀走进卫生间，看着他们，孩子们从他或者她的脸上捕获到恐惧。

恐惧使人盲目。我们像那几个摸象的盲人，怀着一腔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狂热和好奇，试图从上百个碎片中构筑出整体的模样。

我们感知到了那个形状。小孩子掌握得快，忘得也快，长大之后，得重新领悟。形状没有改变，我们大部分人迟早会弄清楚：那就是床单覆盖下的躯体的形状。我们所有的恐惧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恐惧。所有的恐惧都是大恐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条胳膊、一条大腿、一根手指、一只耳朵。我们惧怕床单下的躯体，那是我们自己的躯体。从古到今，恐怖作品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预演了我们的死亡。

这个领域从来没有得到过高度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坡和洛夫克拉夫特的读者大都是法国人，他们能处理性和死亡的问题，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相反，坡和洛夫克拉夫特的美国同胞们却对此缺乏足够的耐心。美国人都在忙，忙着修建铁路。结果，坡和洛夫克拉夫特一生潦倒。托尔金的中土幻梦游荡了二十年，最后才得以走红。还有，库尔特·冯内古特，他的作品涉及的往往就是死亡预演，因此遭遇了狂风暴雨般的抨击，甚至达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