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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十点钟，我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我看着她躺在客厅中央的躺椅上。她穿上了一条裙子，一条不一样的裙子。她移动时，布料也在她身体上移动。躺椅是一件奇怪的家具，四不像。当她挪动身体想找一个更舒服的位置时，动作缓慢、繁复而刻意。仿佛她知道有人在监视她。知道自己被人渴望。她看了看时间，翻了翻杂志，和前一天一样。然后她突然紧张了起来，让人几乎难以察觉。

我没有像平时那样等着玛丽亚下班，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尾随她进入地铁，没有站在她身后车厢中部的人堆里。即使有空座了，她也喜欢站着。那天下午我没有像个疯子一样站在那里，向她耳语只有我能听到的话语。

我听不见门铃。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超市。

她站起身来，迈着慵懒、轻柔、猫一般的脚步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我上了床，但睡不着。

他们绕着对方走。没有碰过对方。彼此不说话。就像两个互相排斥的电子，因为它们都带负电荷。但他们最后还是进了同一间卧室。

是什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那一天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一个该死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即我们的生命必定结束？显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原因，但对我来说，是看着父亲死去。这个过程是多么乏味和现实，就像一只苍蝇撞在风挡玻璃上。更有趣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又是什么让我们开始怀疑？是因为我们变得更聪明了吗？就像那个哲学家——叫戴维什么的——写的那样，不能仅仅因为某件事不断发生，就确保它一定会再次发生。如果没有逻辑上的证据，那我们就无法知道历史会重演。还是说，因为我们越老越害怕？又或者，完全是另一码事？就像是，有一天我们看到了之前不知道它存在的东西，感觉到了不知道自己能感觉到的东西。我们撞击墙壁时听到一个空洞的声音，然后意识到后面可能还有一个房间。一丝希望被点燃了，一个令人身心俱疲的可怕希望，它噬咬着你，让你无法忽视。一丝逃离死亡的希望，一条通往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的捷径。有意义。说得通。

她看起来有些无聊。她喝了咖啡。打电话聊天。翻了一本杂志，却没碰报纸。她进了浴室，又走出来，仍然穿着睡袍。她放上唱片，心不在焉地跟着音乐跳舞。看起来像是摇摆舞。她吃了点东西。看了看时间。快六点了。她换上一件连衣裙，梳好头发，换了张唱片。我打开窗户想听清，但街上车太多了。于是我又拿起望远镜，努力聚焦在她放在桌上的唱片封套上。封套正面好像有一张作曲家的照片。安东尼奥·卢乔·维瓦尔迪？谁知道呢？关键是丹尼尔·霍夫曼六点一刻回到家时的那个女人和我观察了一整天的女人完全不同。

第二天早上，我和丹尼尔·霍夫曼同时起床。他走的时候天还是漆黑一片。他不知道我在这里。他也不想知道，正如他特意指出的那样。

计算。

他深色头发，清瘦，和她年龄相仿。

科丽娜·霍夫曼的一切都透着美。她的脸颊，高高的颧骨，碧姬·芭铎式的嘴唇，凌乱、富有光泽的金发，从睡袍宽大的袖子里伸出来的修长手臂。她乳房的上部如此柔软，以至于她走路、呼吸的时候，它们都在抖动。她的手臂、脸庞、乳房、腿上的白皙皮肤——天啊，就像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雪，能让一个男人在几小时内雪盲。基本上，我喜欢科丽娜·霍夫曼的一切。除了她的姓氏。

所以我关了灯，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耐心地等科丽娜出现。我又拿出纸，仔细看了一遍我写的信。上面的文字比平时更让人难以理解了，少数我能理解的字也突然间显得毫不相干、死气沉沉。我为什么不把这些都扔掉？就因为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写这些糟糕的句子？我放下信纸，研究起奥斯陆冬日人迹罕至的街道，直到她出现。

走钢丝的人。这是科丽娜·霍夫曼走进客厅时我的第一反应。她穿着一件白色毛巾料睡袍，走起路来像只猫。我不是说她走路的样子像一些哺乳动物，比如猫和骆驼，一侧的前后腿同时移动后，再换另一侧的两条腿动。至少我听说的是这样。我的意思是猫——如果我没搞错的话——猫会踮着脚尖走路，后爪踏在前爪踏过的地方。科丽娜就是这样赤脚走路的。脚踝直着放下，然后另一只脚贴着第一只脚放下。就像在走钢丝。

这一天过得很像前一天。她出去了一会儿，我跟着她。从跟踪玛丽亚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不被人发现的最佳跟踪方法。科丽娜在一家商店买了一条围巾，和一个人喝了咖啡——从她们的肢体语言判断，似乎是个女性朋友——然后就回家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着了魔似的盯着街对面的女人。科丽娜·霍夫曼。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多大声就多大声，没有人能听到。我不必从后面看她，使劲看着她的头发，努力从中看到一个并不存在的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