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之血（第1 / 2页）

言归正传，总而言之，这么说吧：我不擅长开慢车，心肠太软，太容易陷入爱情，一生气就失去理智，而且数学很差。我读过一点书，但我知道的并不多，而且人们觉得有用的东西，我一概不知。钟乳石生长的速度都比我写字的速度快。

霍夫曼说了句“很好”。像往常一样，他什么都没问。要么是他在我帮他摆平问题的四年里学会了信任我，要么就是根本不想知道。活干完了，他这种身份的人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问这种事呢？他花钱就是为了减少麻烦。霍夫曼让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一趟——说给我找了份新工作。

所以，丹尼尔·霍夫曼这样的人雇我这样一个人究竟能干什么呢？

回公寓的途中，我从公共电话亭打给丹尼尔·霍夫曼，跟他说活干完了。

我干不了抢劫。我读到过，说经历过抢劫案的银行雇员，有半数以上后来都出现了心理问题，有些人终生无法治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进去时站在邮局柜台后面的那个老头那么快就出现了心理问题。很显然，他之所以崩溃，是因为我手里的霰弹枪枪口大致对着他。第二天，我从报纸上得知他正遭受心理问题的折磨。这算不上什么诊断，但不管怎样，如果有一样东西是你不想要的，那就是心理问题。所以，我去医院看望了他。显然，他没有认出我——在邮局时我戴着一个圣诞老人面具。（这是完美的伪装。在圣诞节拥挤的购物人群中，当三个穿着圣诞老人服装的年轻人背着袋子跑出邮局时，没人会多看他们一眼。）我在病房门口停下，看着那个老头。他在看《阶级斗争》，共产党人的报纸。并不是我个人对共产党人有什么芥蒂。好吧，也许确实有。但我不想抵触他们个人，只是觉得他们错了。所以，当我意识到自己因为这老家伙在看《阶级斗争》而感觉好多了的时候，内心还有一丝歉疚。但很显然，“有一丝歉疚”和“非常歉疚”大不相同。就像我说的，我当时感觉好多了。但我还是不再抢劫了。毕竟，你没法保证下一个还是个共产党人。

有四件事我做不来。驾车逃逸。我能开得很快，这不成问题。但我没法开得不引人注意，而任何驾车逃逸的人两者都得做到。他们要开得像路上的普通人一样。就因为我没办法开得不惹眼，我把自己和另外两个人送进了监狱。我当时疯了似的开，在主干道和森林小道间来回切换，老早就把追兵甩在了身后，而且离瑞典边境只有几公里了。于是我放慢车速，像周日驾车出游的老爷爷一样，以平稳、合法的车速向前行驶。结果我们还是被一辆警车拦下了。后来警察说他们不知道这是抢劫用的车辆，我也没有超速或者违反什么交通规则。他们说是因为我的驾驶方式。我不明白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只说就是令人起疑。

贩毒我也干不来，这是第三件事。我就是做不来。不是说我没办法从欠我雇主钱的人那里把钱要回来。瘾君子们只能怪他们自己，而且在我看来，人们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就是这么回事。问题在于我太过脆弱、敏感，就像我妈说过的那样。我猜她是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管怎样，我不得不远离毒品。像她一样，我也是那种得屈从点什么的人。宗教，大哥，老板。酒精与毒品。另外，我算术也不行，几乎没办法集中精力从一数到十。这种情况下去贩毒或者讨债就有点愚蠢了——这点应该显而易见。

我挂了电话，松了一口气。除了完成任务，我几乎不做别的事，实际上也不太会做别的事。

好了，最后一件。组织卖淫。同样的问题。我对女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挣钱没有任何意见，一个家伙——比如我——负责组织安排，好让她们专注于实际工作，并抽取三分之一的油水，这也没有问题。一个称职的皮条客绝对值那么多钱，我总是这么想。问题是我太容易堕入情网，然后就不再把它当生意看了。我没办法摇晃、殴打或者威胁女人，无论我有没有爱上她们。也许跟我的母亲有关，谁知道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看不了别人打女人。一看到就受不了。就说玛丽亚吧。她又聋又哑，还是个瘸子。我不知道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大概没什么关联——但这有点像一旦你有了坏牌，坏牌就接二连三地来。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玛丽亚最后找了个吸毒的白痴男友。他有个花哨的法国名字——米里哀，但他欠了霍夫曼一万三千挪威克朗的毒品钱。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因为霍夫曼的首席皮条客派因，他指着一个穿着自己做的外套、头发在头顶盘成圆髻的女孩给我看，她看起来像刚从教堂里出来。她正坐在里德音乐厅前面的台阶上哭泣，派因告诉我她不得不靠卖身偿还男友的毒债。我想最好让她从简单的开始，就是打手枪。但是她上了第一辆汽车还不到十秒钟就跳了出来。派因对她大喊大叫，她站在那儿，哭成了泪人。也许他觉得只要他声音够大，她就能听到。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他的喊叫，还有我妈，不管怎样，我绷不住了，尽管我明白派因想利用巨大的声波往她的脑袋里塞进什么，我还是把他，我的顶头上司，揍翻在地。接着，我把玛丽亚带到一套空置的公寓，然后去告诉霍夫曼我干不了拉皮条的活。

“噢，好的。”

但是霍夫曼说——我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不能放任人们有债不偿，因为这种事很快就会传到其他更重要的客户那里。所以，我很清楚派因和霍夫曼在寻找玛丽亚，因为她愚蠢地担起了男友的债务。我四处寻找，最后在法格堡一栋被非法占用的空房里找到了那个法国人。他被毒品弄得迷迷糊糊，而且一穷二白，我意识到无论怎么摇晃他，都不可能从他身上弄到哪怕一分钱。于是我告诉他，如果他胆敢再次接近玛丽亚，就把他的鼻子打进脑子里。说实话，我不确定他还剩多少鼻子或脑子。所以，我又去找霍夫曼，说她的男友设法弄到了一些钱，然后给了他一万三千克朗，并说我猜对女孩的搜捕行动结束了。

“没错，”霍夫曼说，“就是一个新任务。”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玛丽亚是否也吸毒，不知道她是不是那种乐意服从的人，但至少她现在看起来挺正派的。她在一间小超市里工作，我时不时去看她一下，以确保一切安然无恙，还有她那吸食毒品的男友没有突然冒出来再次毁掉她的生活。当然了，我确保她看不到我，我只是站在外面的黑暗中，看着灯光明亮的商店，看她坐在收银台旁，把东西装进袋子里，有人跟她讲话时，她就指指另一个人。我常常想，我们都需要感觉自己正在努力活成父母的模样。我不知道父亲有什么我能够当成榜样的地方，这可能更多地与母亲相关。比起照顾自己，她更擅长照顾别人，我猜我过去把这当成了一种理想。谁知道呢？不管怎样，从霍夫曼那里挣来的钱对我真的没有太多用处。所以，如果我给一个手气如此差劲的女孩发一张好牌，会怎样呢？

“新工作？”我问道，心里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