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一人（第1 / 2页）
鲁特精神还不错。他一边开玩笑一边画着素描。“我被病痛折磨了一生，现在也不会轻易脱身，”他对哈瑞特·门罗说，“当我大限已到，我会知道的。这将是一个难关。”
建筑师们继续开会，不过伯纳姆没有参与，他一直守在合伙人的床边，只是偶尔离开去图书室处理一些事情，或者去拜访亨特。亨特的痛风十分严重，只能待在惠灵顿酒店的房间里，鲁特仍旧乐观地和他的护士开着玩笑。场地及建筑委员会在周三的例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他们诚挚地希望鲁特能早日康复。那天，伯纳姆给一位名为W.W. 波茵顿的芝加哥建筑师写了一封信：“鲁特先生精神不佳，恐怕难以快速康复，不过还有一线希望。”
星期四，鲁特似乎重新振作了起来。伯纳姆再次写信给波茵顿：“今天早上总算能给你带去一点好消息了。他昨晚睡得不错，身体舒服些了。我们怀抱着希望，虽然危机还没解除。”
建筑师们热情高涨。由于亨特仍然无法出门，博斯特便暂时代理了主席一职。他和万·布伦特往返于亨特的房间和公司之间。建筑师们通过了伯纳姆、奥姆斯特德和鲁特最初用牛皮纸定下的草案，没有做什么修改。他们确定了主体建筑的大小，以及在场地上的布局。他们选择了一种统一的风格——新古典主义，这意味着建筑会带有柱子和山形墙，能让人想起古罗马时期的辉煌。这个选择对于沙利文而言简直就是诅咒，他憎恶根据旧有风格衍生的建筑，不过在会议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建筑师们还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为大中庭每一座宫殿的飞檐设定了统一的高度，六十英尺高。后来证实这是世博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飞檐只是一种水平的装饰性凸出物。墙壁、屋顶、穹顶及拱门可以建得更高，但通过限定飞檐的高度，建筑师们得以保证博览会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在本质上是和谐的。
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早晨，东部及芝加哥的建筑师们在伯纳姆-鲁特公司位于鲁克利大楼顶层的图书室里再次聚首，鲁特缺席。威廉·R·米德从纽约赶来，代替回家奔丧的合伙人麦金。在等人到齐的过程中，访客们时不时地挪到图书室朝东的窗口，眺望辽阔的密歇根湖。伴随着湖水和结冰的湖岸反射的光芒，射入房间的光线超乎自然地强烈。
伯纳姆起身正式向诸位表示欢迎，不过他看起来并不放松。他察觉到东部建筑师们犹疑的态度，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争取他们，奉承话已经说到近乎虚情假意了——路易斯·沙利文知道这是伯纳姆有效的战略手段。“对他自己而言，奉承话没什么用，除非是动之以情，但他会很快发现把奉承话堆砌到大商人身上是非常有效的。”沙利文写道，“路易斯发现这一招十分奏效，一开始他很惊讶伯纳姆竟然如此厚颜无耻，结果看到被奉承者得意忘形的样子，感到更加惊讶了。这一招很粗俗，却十分有效。”
沙利文说：“很快大家都注意到他越来越激动，居然开始向东部建筑师们道歉，理由是在场的西部同胞十分愚昧。这一行为是十分粗鲁的。”
亨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鬼，”他厉声说，“我们可不是什么远征的传教士。开始做点正事吧。”
房间里响起赞同的嘟囔声。艾德勒感到精神振奋，沙利文在傻笑，奥姆斯特德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耳朵里的轰鸣声一直难以平息。亨特却一脸狰狞——从纽约匆匆赶来，又去了杰克逊公园，这使他的痛风加重了。
亨特如此突然地发话，让伯纳姆吃了一惊。他倏然间想起了自己曾在东部遭遇双重的冷落，被哈佛和耶鲁拒之门外的惨痛经历。不过亨特的话及其在房间内获得的积极响应让伯纳姆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作上。据沙利文观察，“伯纳姆从梦游般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加入了谈话。他敏感地察觉到‘迪克大叔’（意指亨特）刚才的行为是雪中送炭”。
伯纳姆告诉在座的各位，今后他们将组成世博会的建筑师理事会。他邀请大家选举一位主席。他们选了亨特。“这位大师天生的领导才能得以再次展现，”万·布伦特写道，“我们又一次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他幸福的学生。”
他们选了沙利文作为秘书，这位显然不是亨特幸福的学生。对他而言，亨特只是一个死守传统的人。伯纳姆也一样。以这两位为代表的人正是沙利文新兴艺术理念的拦路虎。沙利文认为建筑的功能应该在设计时就得以体现——不仅形式要服从功能，而且“功能创造或者组织形式”。
对于沙利文而言，亨特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伯纳姆则要危险得多。在他身上，沙利文看到了与自己类似的执着精神。沙利文认为芝加哥建筑界由两个公司掌控着：伯纳姆-鲁特公司和艾德勒-沙利文公司。“每家公司都有那么一个人，他拥有自己不可改变的生活目标，可以为此折腰，甚至牺牲一切。”沙利文写道，“丹尼尔·伯纳姆执迷于封建观念里的权力，路易斯·沙利文则执迷于民主力量的行善观念。”沙利文欣赏鲁特和艾德勒，不过认为他们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约翰·鲁特过于自我放纵，也许永远无法激发出自己潜藏的力量。艾德勒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技师，一位工程师，一名有良知的管理者……毫无疑问，他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约翰·鲁特也是一样——换句话说，缺乏梦想家的想象力。而伯纳姆的力量和路易斯的激情就藏在梦想家的想象力中。”
快到中午时，伯纳姆离开房间，接了一个来自朵拉·鲁特的电话。她告诉他鲁特患了重感冒，无法出席会议。过了几个小时，她又打来电话，说医生诊断他为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