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第5 / 5页）

“随便用，哈里。”

博斯向前台出示了警徽，然后径直上楼，来到风化纠察队的办公室。他在门口站了半分钟，观察坐在房间另一头的雷·莫拉。莫拉好像在写一份报告，没用打字机。那很可能是每日活动报告，因为没有谁会重视，随便写几句就行，不值得起身去找一台能用的打字机。

博斯走到一张空办公桌前，拨通了寻呼机上的号码。他看见莫拉把照片放进文件夹，又把文件夹放进椅子旁的一个公文包里。

由于政治上的投机主义和软弱无能，市政府让警察局这个半军事化组织日益衰落到人手不足、装备短缺的境地。警察局内部也感染了政治病菌，变得头重脚轻——管理层臃肿不堪，下层警察却很是稀缺。所以街上的巡警极少有时间或者有意愿走出他们的保护装置——警车——和他们的服务对象面对面地打交道，他们只在对付人渣时冒险下车。博斯知道，警察内部因此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即没穿蓝制服的所有人都被视为人渣，都应被当作人渣对待。每个人终有一劫，他们可能步安德烈·加尔东和罗德尼·金的后尘，可能死于一场巡警控制不了的暴乱，也可能死于如警察局墙上的那幅壁画般该死的谎言中。

电话响了两声，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欧文·欧文警监的办公室，我是费尔德警督，你有什么事？”

博斯穿过大厅，刚走过前台，腰带上的寻呼机就响了。他看了看号码，是从四八五的总机转过来的。他以为是莫拉又想起来什么事，于是上楼梯回到二楼纠察队的办公室。

“以为你在写什么重要东西。”

莫拉还在里面，正拿着一张加勒里的照片若有所思地盯着。他抬头看见博斯走了进来。

“什么？打扰我写每日报告？开什么玩笑？”

“你呼我了？”

每个警察都知道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市民需要警察的保护，使灾祸远离他们的视野，远离他们的家门。可当他们看清他们交给警察的工作究竟包含了什么，瞪大双眼愤怒地指责警察的也是这帮人。博斯不是个强硬派，他不能赞同安德烈·加尔东案和罗德尼·金案中警察的做法，可他能够理解。他知道归根结底自己的做法和他们的有相同的根源。

<a href="#noteBack_1" id="note_1">[1]</a>英国著名典故。公元11世纪初，英国某地方长官对百姓课以重税，其妻为让他减免赋税而同意了他的条件——裸体骑马绕行城区。当天，居民皆关门闭户以示敬重，只有一名叫汤姆的裁缝拉开窗帘窥视。不久，汤姆便双目失明。

博斯想知道写这行字的到底是附近的居民还是警察。他抽了两根烟，试图把法庭上的事抛到脑后。他的某些秘密已被公之于众，此刻他却感觉到异样的平静。他对审判结果已然不抱希望，索性任其自由发展，因为他认定陪审团会判他有罪，扭曲的证物一定会让他们信服。即使博斯不是钱德勒所说的怪物，至少也是个行动草率鲁莽的人。他们才不知道在万分紧急的一瞬间做出决定有多不易。

<a href="#noteBack_2" id="note_2">[2]</a>原文为Noah's Bark，与“诺亚之舟”（Noah's Ark）英文读音相近。

博斯驱车来到中央分局，在大门口的路边找到了一个车位。他在车里坐了几分钟。中央分局像个碉堡，拘留所的两个托管人正在清洗外墙上的巨幅壁画。墙上画的是一幅祥和的图景，黑色、白色、黄色皮肤的小孩在一起玩耍，朝着和蔼的警察微笑。在画中描绘的那个地方，孩子们还充满了希望。有人用黑色的喷漆在壁画的底部写上了一句“全他妈的是谎言”。

“不想打扰你。”博斯走了过去。

“我？没有啊。”

莫拉抬起头看见了博斯。“你在那儿干吗，哈里？”

“哦，我还以为是你想趁我没走远，再跟我说点什么。我要借你这儿的电话用用。”

博斯注意到莫拉用右手写字，但他还是没有排除莫拉的嫌疑，这位纠察队的警察可能正是模仿犯。模仿犯知道案情细节，自然会模仿人偶师的手法，比如从左边勒紧受害者脖子上的皮包带，在受害者的趾甲上涂上白色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