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第2 / 3页）

另一件案子里，死者自杀——除却其他因素外——主要是受到一桩穷凶极恶的绑架杀人案带来的冲击和绝望，受害者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年轻姑娘。自杀的警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初看上去，这桩自杀案符合我构建的模式，应当进一步核查，但读到报告的最后，我发现这位警探已经破获了这起绑架杀人案，并且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就超出我的模式划定的界限了，而且很显然也不符合芝加哥的拉里·华盛顿所提出的并被我认可的观点，即杀害第一位受害者和杀害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察的凶手应当是同一个人。

可是当夜色脱下了她的幕纱，罩住了那湖，笼住了海角天涯，神秘的风啊，从我耳边拂过，呢喃低低，如美妙的乐章——然而——就在这时，我猛然惊醒，被这片孤湖的恐怖攫住。

通读完剩下的五份卷宗花了我一小时。我在其中三份上做了些笔记，剔除了另外两份。其中一件案子之所以出局，是因为我注意到其案发日期正好跟约翰·布鲁克斯的遇害日期是同一天。如果两件案子有关联，那么凶手不可能在同一天于不同的城市实施犯罪。

爱伦·坡捕获了我深藏心底的恐惧，唤醒了我记忆深处断断续续的回忆——那是我的梦魇。他穿越了一个半世纪，伸出一根冰冷的手指，插入了我的胸膛。

然而，这种推论得以验证的兴奋很快就转为越来越深的愤恨。我对我哥哥和其他人的遭遇感到愤怒。我对那些活着的警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没能早一些查到这些线索，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划过韦克斯勒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终于说服他相信我哥哥死于谋杀。“连一个他妈的记者都……”当时他是这么说的。现在我理解了他的愤恨，但是我意识到我最恨的就是那个犯下这一切命案的人，而我对他了解得实在太少了。用这个凶手自己的话来讲，他就是个幽灵，我在追踪一个鬼魅的幽影。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收录了已被确认或推测为爱伦·坡创作的全部诗文小说。我查了下目录，发现光是诗歌就占了七十六页。我意识到这个漫漫长夜还得延续更久，便通过客房服务点了壶八杯分量的咖啡，又叮嘱他们顺便送来些阿司匹林以防头痛。我很确信，喝下这么多咖啡因，我的头会炸的。之后，我开始了夜读。

“好吧，你说了算。不管怎样，我猜我最后总能在报纸上读到所有的故事。你有截稿时限吗？”

四个名字。我研究着他们的卷宗和刚才记下的笔记，然后从旅行包里掏出之前在博尔德城买的爱伦·坡文集。

“没有。编辑还没跟我提过截稿的事。”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案子，是巴尔的摩警察局专门负责凶杀案的警探约翰·P·麦卡弗蒂的自杀案。案卷里并未提及死者曾留下遗书，但我还是把这件案子添加到名单里，因为他的死亡与约翰·布鲁克斯之死出奇相似。和布鲁克斯一样，麦卡弗蒂也被认定先朝自己公寓的地板开了一枪，然后又向自己的喉咙开了致命的一枪。我记得劳伦斯·华盛顿说过，这是一种能够让死亡警探手上沾染射击残留物的方法。

死亡就在这带毒的涟漪里，而那暗涌的漩涡，恰是方合身的坟茔。

我打了个冷战。我找到了。我的哥哥，与这名被认定为朝自己胸口和太阳穴分别开了一枪的来自阿尔伯克基市的莫里斯·科泰特警探，都留下了一行爱伦·坡的诗句作为遗言，并且诗句引自同一诗篇的同一节。我的钥匙终于找到了匹配它的锁。现在都对上了。

等我读完最后一首诗，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我在这些诗篇中只找到了一处和死去的警探遗言相符的诗，就是卷宗里记录的那位来自达拉斯的警探加兰·佩特里的遗言——“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这句话引自爱伦·坡的《致安妮》。

“那你可真是碰上了个好编辑。总之，继续干吧。狩猎愉快。”

第二件案子里，遗言同样只有一句话。克利福德·贝尔特伦，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治安警署的一名警探，三年前被认定为自杀身亡——是这一系列案子中最早发生的——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简单地写道：“主啊，救赎我可怜的灵魂。”同样地，就我看来，这句遗言的遣词造句不像是出自警察之口，任何警察都不会这么说话。虽然这只是一种直觉，我还是将贝尔特伦的案子纳入了自己的名单。

我很快又回到诗篇辞章的怀抱。诗人已经死了一百五十年，但仍从坟墓中伸出手攫住了我。爱伦·坡是营造气氛、掌控节奏的大师，作品中的气氛是如此阴郁，节奏常常近乎癫狂。我觉得这些阴郁癫狂的诗句恰如其分地映照出我的生活。“我孑然独居，在一个呻吟不已的世界里，”爱伦·坡这样写道，“我的灵魂是一潭死水，潮来不惊。”至少在这一刻，这些极具穿透力的诗句是如此贴合我。

引起我兴趣的最后三件案子——除科泰特那件外——之一是加兰·佩特里案，一位达拉斯的警探，先是前胸中了一枪，然后面部又挨了一枪。他留下的遗言是：“何其不幸，我知道，我的力量已被侵夺。”我固然不了解佩特里，但我从没听说一个警察会使用“侵夺”这个文绉绉的词。这行被认为是他亲笔写下的遗言太有文学性了，我无法想象这句话竟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笔下，出自一个自杀警察的心里。

我继续读下去，当读到那首《湖》时，已经完全沉浸到了诗人的愁思与忧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