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坛的风景（第2 / 9页）

平时父亲也爱用汉字，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那时的小学会教简单的汉字，加上他出社会后好像也有自学。法律用语和汉字，再加上“政治知识”，就是他用来自我满足的知识分子意识。

这栋小屋被房东隔成两半，分别租给两户人家，每户人家只有六叠大的和室与木板房间，一打开大门就是两户共用的茅厕。

父亲去砂糖批发店兴师问罪时，会用那种字眼耀武扬威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住在下关时，他时常因为担任代理债权人，替别人讨回借款而出入法院。因此，他总是穿着整套丝质和服、打扮体面，挺着个肥肚腩，看起来气势汹汹的。他处理的都是拖欠已久的债务，当然得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会那样去砂糖店兴师问罪，就是来自那段经验。然而，正如他没能从砂糖店要回分毫补贴一样，在下关的讨债工作也以失败告终。像父亲这种好好先生不可能胜任这种工作。

我下了出租车，朝那端远眺。眼前浮现的是终日散发异味、泛着白浊泡沫的堀川。河边几乎没有称得上堤防的地方，通往纸厂的马路和河川平行，比其他地区矮了一截。低地里全是矮小房舍，靠后方的板壁小屋就是我家。

有一次，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当时我在附近的天神岛小学就读，放学回家一定会经过这座桥。当着结伴同行的朋友面，父亲衣衫褴褛的模样着实令我羞耻。当我正想悄然走过时，却被父亲叫住，还朝我嚷着：“小子，你现在才放学吗？好好用功！”那年父亲虚岁四十七，唯独体型依然健壮。他滴酒不沾，只爱甜食与香烟，就算手头再怎么拮据也没戒烟。这一点我母亲阿谷亦然，始终烟不离手，总是节省地把烟草粉的碎渣塞进烟管前端。

父亲去批发店用现金买做豆沙馅用的砂糖，回来后母亲一秤，发现分量不够。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气呼呼地跑去找批发店理论，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也跟去了。似乎正在吃晚餐的批发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一听到父亲站在门口激烈抗议，遂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反击。

在兵库屋做过临时工后，峰太郎又去旦过市场的鱼摊批来盐渍鲑鱼与鳟鱼，再去旦过桥往南的天神桥上叫卖。神岳川的河道虽窄，但水面上吹来的河风冷冽，他总是频频用手背抹拭鼻水，像皮条客般眼珠子滴溜乱转，盯着桥上的来往行人。

“既然斤两不足，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当场说，东西都拿回去了才来找我抱怨那怎么行！”老板如此驳斥。

每当在上学的路上当着朋友面经过父亲的摊子，都令我感到十分痛苦。父亲总会招呼他的独子说：“啊，你去上学啦，休息一下再走吧，要不要喝瓶弹珠汽水？”因此我总是尽量走马路的另一边，并刻意躲在朋友身后。

小型庙会或地藏菩萨祭典活动上做不到什么生意。于是，峰太朗开始把目标扩展到高市的大型祭典。所谓的高市，是指杂耍戏曲之类的剧团表演，可以吸引大批人潮。可是这种集市不可能天天都有，而且必须远征外地。今井的祈园远在小仓十里之外的行桥地区，父亲却也拉着借来的两轮车，母亲则推着当作载货台的老旧手推车，照样赶去做生意。

爱说话的峰太郎一逮到听众就不肯放手，他谈的都是政治话题，而且是明治、大正时期著名政治家的逸闻，都是他以前从杂志上得来的知识。他会谈得口沫横飞，听的人还年轻，什么都不懂，所以自然很佩服他，这令他大为得意，陶醉在自己的演说中。他也爱看书，就算再怎么穷也一定会订报。

父亲放弃在桥上叫卖盐渍鲑鱼之后，和母亲一起当起赶集的摊商。父亲负责把面糊倒进铜板模型，烤成红豆饼；还准备弹珠汽水<a id="zw6" href="#zhu6">^[6]</a>、橘子水等清凉饮料；母亲则把烤鱿鱼和水煮蛋等食物连同炭炉、木炭、空纸箱、旧报纸一起堆到台车上。每逢邻村有活动或庙会赶集，他们就出门做生意。如果地点远，就一大清早出门，天黑之后才回来。母亲绑着三角头巾、身穿围裙，趁我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凑近枕边，留下一句“你要乖乖和阿婆看家哦”就出门了。

峰太郎仗着年轻时在广岛当过律师的学徒，便经常使用法律用语。他认为那样做对方会把他当成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因此很得意。

父亲一看到我就说：“你来啦，冷不冷？”无论身处在何种困境，他都不曾露出悲观的表情，开朗地高喊“您好，欢迎光临”迎接盛装华服的女客，辛苦地弯下肥胖的身躯把客人的鞋子用绳子串起；或在客人离去时接过号码牌，在客人面前把鞋子并排摆放好。不可思议的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父亲的这些举动一点也不显悲哀。那和他过去在下关时衣着光鲜亮丽、大摇大摆、昂首阔步的模样相差太大，反而显得新奇。

父亲也顶回去说：“我是信任你们，连秤也没检查就付了钱拿回去。”

兵库屋也就是日后的小仓商工会议所，是一栋气势雄伟的五层西式红砖建筑。在一个岁暮寒冬，我偷偷跑去兵库屋，只见我父亲在入口的脱鞋处，穿着染有店名的深蓝色短褂和绑腿工作裤，正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兵库屋的卖场铺着榻榻米，从脱鞋处到卖场一路只见小旗翻飞。

不是我要唱反调，但虽说分量不够，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而且父亲又是经常光顾的熟客，如果他肯好好讲话，老板说不定早就乖乖补上不足的分量了。可父亲打从一进门就摆出抗议的口吻，而且还动不动就搬出法律名词，也难怪老板会气得跟他针锋相对。最后，父亲变得畏畏缩缩，默默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突然眉开眼笑地说：“您在享用御酒呀？”对方听了一脸莫名其妙，“啊”地反问，因为一时没听懂御酒指的就是酒。到头来，父亲还是投降撤退了。

我们搬到小仓来投靠母亲以前的朋友，那户人受雇于旦过市场内的“龟井汤”这家公用澡堂。丈夫烧柴，妻子坐镇柜台。我们搬过来以后，父亲峰太郎一时找不到工作，遂在兵库屋这家以贩售和服为主的百货行做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年底旺季时替客人看管鞋子。

这种模样依稀和我们以前住的房子有几分相似。这只是屋子背面，而我们那栋板壁小屋却是正面、背面一个德性。屋内只有一扇钉着木板的小窗，正门如果不敞着，家中就会一片昏暗。祖母就在那里面窸窸窣窣地干活儿。那年祖母阿金大约七十五岁。

“姐夫就是人太好了，空有满腹知识却做什么都不成功，都是因为他做人太好了。他说的那些没有一桩能派上用场，只是个滥好人。”阿谷的弟弟曾背着峰太郎如此对姐姐说。

我让出租车等着，自行走进一条窄巷，那一带至今仍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小屋。一绕到窄巷后面，只见房屋后面板壁纷纷剥落，遮盖地面的缘廊木板也掉了，底下的脏东西赤裸裸的，一览无遗。窗户上七横八竖地钉着木片以取代玻璃，铺屋顶的木板也已碎裂，在屋檐上翘起。

“就是啊，真是没出息。”阿谷也一边拿起短短的烟管往空罐边上敲，一边苦笑着赞同弟弟的说法。

我努力追忆供造纸厂排放污水的那条堀川，印象中那条有点弯曲的马路应该就在这一带。当时废水的臭味弥漫方圆几米之外，当地人把废水称为“浮渣”，一旦习惯了浮渣的异味，也就不觉得难闻了。每当从外地回到这个弥漫异味的地方，反而还会安心地觉得“啊，我终于回来了”。事实上那股怪味还带点儿苦酸的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