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坛的风景（第7 / 9页）

“阿清啊，给你点零用钱吧。”说着，就塞给我五毛铜板。那不是从钱包拿出来的，她总是从后门走出去，不知去了哪里，回来之后才给我钱。附近不可能有地方借钱，所以她应该是不想让我看见她的钱包。但就连这个举动她也渐渐做不来了。

祖父兼吉很快就死了。在正下方就是早丙濑户的二楼房间里，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两岁的我至今还隐约记得家里的骚动。

有一次，祖母开始抱怨视力模糊。“阿谷，帮我叫眼科医生来好吗？”她恳求道。

不过，单靠买麻糬这点连茶馆都算不上的小生意，自然不可能养活两对夫妻。于是峰太郎在同属贩夫走卒类的黄包车行当起了车夫，那时我大约六七岁，自我略懂人事以后，所知的父亲唯一干过的粗活就是这个。我出生那年，父亲三十六岁。

不久后，我们就和返家的父亲及祖母一起搬到小仓去了。

阿金额头凸、眼睛小、颧骨高、鼻子大，还有两片特别宽的薄唇。她剃光了眉毛，因此光秃高耸的额头显得更加往外凸。我至今还能记得她的长相，是因为我曾坐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缩在被窝旁，把她死时的相貌画在纸上（会做那种事，乃因数年前小穴隆一<a id="zw3" href="#zhu3">^[3]</a>曾将芥川龙之介自杀时的相貌画成速写，还刊登在杂志上。当时我嗜读芥川的作品，因此对他的死相深感好奇）。那张画有死亡肖像的红板放在佛坛上供了一阵子，不知何时不见了。纸板旁边应该还记着二月某日的死亡日期，但究竟是昭和哪一年、二月的哪一天？我无论怎么想就是想不起来。总之，那是一个下大雪的日子。

祖母阿金晚年的最后一段日子，不是在小仓的染坊町度过的，而是在中岛路。

就这一点来看，峰太郎虽被松本夫妇收养，似乎还是经常回老家矢户玩。可他不能回到田中家，因为养父母不让他回去，因此米子对峰太郎而言，显然非愉快之地。

那里不像之前住在河边，有造纸厂的污水流过，而是从香春口这个地方到陆军桥一带的主要通衢。“咱们在染坊町的餐饮店经营不下去了，只好沦落到这块贫民区。”父亲在那里开过餐饮店，但早已了无踪迹。

原本笑眯眯的父亲听到这里果然脸色一暗。“阿爸，你什么时候才要回家？”我问。

从小我没有受过任何人的特别宠爱，也没有人替我加油打气。相反，我总是被冷漠对待，在鄙弃的眼神中默默长大。这种处境至今似乎依然未变。而我之所以没有与社会严重脱节，有时候想想，好像真的是因为祖母在天上守住我。

“嗯，等再过几天就回去了，你要乖乖的，听阿母的话啊！”父亲如此嘱咐我。

阿清（我的名字），我已经死了，我会在天上守住你的，祖母说。守住，就是守护的意思。

父亲离家后，麻糬店也开不下去了。母亲去附近的鱼板店当临时工，虽然是那里的老板娘见母亲处境可怜，主动叫她去的。但卖麻糬时至少能与邻居平起平坐，一旦成了人家的临时工，撇开老板娘不说，整户人家都几乎把她当成女佣，而我当然就是女佣的拖油瓶、小包袱。鱼板店一家人丁兴旺，有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总是对我报以白眼，连话都不屑对我说。一起坐在餐桌上时，脸颊瘦削的老板总是不悦地望着我，儿子们则翻着白眼瞪我。鱼身上好吃的部分当然是他们吃，母亲和我拿到的总是做鱼浆用的死鱼烂虾。

而我，从来没从祖母阿金口中听过她早年抚养父亲的经历，也没听父亲提过被养父母带大的情景。父亲儿时的回忆，总是与在故乡矢户的河里钓鱼和在古老神社里玩耍之类的有关，从没提过米子。矢户是他生父田中家的所在地，和米子相距将近十里。

那个家的正门对着大马路，背后是凹陷的低地，因此有一间四叠半的房间特别低矮，那里就是祖母阿金起居坐卧之处。

就这样，阿金既不帮儿子说话也不替媳妇撑腰。也许是因为自觉受养子夫妇奉养，认定努力保持中立才是自己的生存之道。每天早上，她总是第一个去佛坛更换鲜花，那里放着她老伴的牌位。点蜡烛、燃线香、合掌膜拜，她忙得无暇放下袖子。虽说她天生勤快，但从未见她休息过一时半刻应是出于对媳妇的顾虑吧。她和峰太郎也难得说句话，就算说了也只会惹来对方的嗤笑。阿金的话题总是跟米子的回忆有关，但似乎总有些夸大其词，峰太郎笑的是这一点。

过了八十岁以后，她的身体便不听使唤，连为了讨好母亲自告奋勇地说一句“阿谷，要不要削牛蒡”的力气也没有了，整天在那间低矮的房间里东摸西摸。幸好还有力气自己上厕所，她总是走上四层楼梯，再沿着和室墙边走到尽头，再打开厕所的门。

儿子儿媳就算吵架，阿金也从不主动介入。就算峰太郎殴打阿谷，阿谷披头散发地在榻榻米和泥土地板上满地打滚，她也从未试图出面打圆场。她只是端坐着扎起袖子，一边将搓圆的馅料包进麻皮里，一边别开脸，用伯耆腔喃喃说着：“阿峰和阿谷快点和好吧，夫妻俩成天吵架怎么能家和万事兴呢。”

火葬场的人把棺材推入炉灶中，四周塞满松叶，还交给我一根松枝叫我丢进去。这时我终于忍不住呜咽，放声大哭。

那家人把红烧鱼的鱼肉吃完后，还要连骨头一起再放进锅里熬汤，节俭得要命，所以母亲和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累赘。

位于山脚的火葬场相距甚远，走上山路后积雪深及膝下，推车的车轮深陷雪中，推起来更加吃力。车子每次一摇晃，用绳子绑着的棺材也会跟着晃动。

母亲在忍无可忍之下终于辞去鱼板店的临时工，在联队前摆摊卖起红豆饼。这是她第一次做红豆饼，不是面糊调得太稀，就是烤不出诱人的金黄色。饼皮总是看起来白白的，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母亲在过去曾光顾过的米店、铁铺、蒟蒻店、甜点屋、杂货店和药店一字排开的路旁摆摊卖起红豆饼，那时真是被逼到了绝路，她索性鼓起勇气，不顾面子了。就在兵营前成排的法国梧桐树下，梳着圆髻、绑着三角头巾的母亲，面对卖不出去的红豆饼，低头叼着烟管，坐在装橘子的纸箱上发愣。法国梧桐的叶子飘落在她的三角头巾上。

祖母在世时，我并不觉得跟她有多亲，可是祖母一死，我才明白自己最爱的是她。阮囊羞涩的父亲连祖母的葬礼也草草了事，要将遗骸送至火葬场时，还是从别处借来一辆推车把棺材放上，再盖上祖母一直用到临终的那条棉被，就这么自己拉去了火葬场。我还在车子后面帮忙推，沿路只有母亲的弟弟陪同，附近邻居无人来送葬。也许邻居觉得这葬礼实在太寒酸，基于同情才不忍露面，父亲想必也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吧。母亲站在门口，一脸萧索地久久目送着，仿佛在说：“我跟祖母也认识不少年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