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坛的风景（第8 / 9页）

<a id="zhu1" href="#zw1">[1]</a>伯耆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阴道，又称伯州，大约为现在鸟取县的中部和西部。

碰到对方听得欲罢不能，他当然会继续说下去，但对方通常只是配合他随便附和几句。如果没有相应的基础知识，自然会很快失去兴趣。

<a id="zhu2" href="#zw2">[2]</a>美作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阳道，又称作州，大约为现在冈山县的东北部。

我初懂人事时父亲的职业是黄包车夫，祖母则自制麻糬摆路边摊贩卖，母亲也在一旁帮忙。后来父亲接连做过炒白米期货、替人讨债、在和服店替人看鞋子的营生，还做过四处赶集的摊商；也在路边卖过麻糬，开过餐饮店，还批发过鱼货，却没有一次成功。但不管怎样，父亲依旧开朗地与人交谈。他自负是个高人一等、有学问的人，并自认为是谈判高手。他的知识都来自于仔细阅读报纸，还有就是年轻时在广岛师从过一位律师，当时硬记下来的法律知识为日后打下了基础。父亲生于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最拿手的是明治末年至大正—昭和初年的政坛话题。不过父亲说的多半是从报章杂志看来的知名政治家的逸闻趣事，这种话题的确会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大表佩服。

母亲大约每五天会背着一头短发的祖母去附近澡堂一次。天冷之后给祖母多套了几件衣服，衣摆里露出褪色的破旧日式内衣。

母亲阿谷生性勤快又好强。她本为广岛县丰田郡的农家女，据说是在广岛市当纺线女工时嫁给了来自岛取县日野郡的父亲。父亲峰太郎，不知是基于什么样的内情，被从坐拥山林的富裕家庭送去了米子市的松本家。父亲死后，我听那些了解内情的岛取县人说，起先父亲只是被送去寄养，但膝下无子的松本夫妻索性不让他回去了。抚养这个养子的人是松本金，也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打从死前三天就陷入昏睡状态，不分日夜地鼾声大作。我向印刷厂请了假，母亲也为准备葬礼而暂时歇业。

父亲生得壮硕，体重约七十公斤。如此一个庞然大物整天赋闲在家，看起来更像个大懒汉。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不爱劳作的人。

鼾声停止时，祖母阿金紧闭的双眼滑下一行泪水，那颗停在脸颊中央的泪珠，像玻璃珠般清澈透明。外面的雪仍下个不停。

结果来的不是眼科医生，而是一名内科医生。医生用手电筒检查过她的双眼后，告诉她：“老奶奶，您放心，年纪大了自然会视力模糊。”医生临走时，小声对母亲说：“这是年老体衰，视力逐渐衰弱，所以无药可医。”并且宣告祖母很快就会失明。我想那应该是因为营养失调。

旧坛浦位于下关和昔日曾是小小城下町的长府之间，对于徒步往返三里路的人们来说，正是最佳的歇脚处。紧挨着后方就是关门海峡最狭窄的水道早丙濑户，和对面门司那边的和布刈神社之间相隔着涡流滚滚的海水。由于那里视野良好，坐在门槛上喝茶吃麻糬的人也不少。

祖母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以后，有一阵子还是自己点眼药。她把药放在怀中，用手摸索着点药，我如果从旁协助，她就会非常开心，再次表示“阿清，我就算死了也会守住（守护）你的”。

根据我的推测——因为我没有向父母仔细问过那方面的事——峰太郎夫妻靠熟人帮忙从广岛迁居小仓以后，阿金和丈夫兼吉（也就是我的祖父）似乎就离开米子，定居下关的坛浦，在那里开了一间麻糬店。说是坛浦其实比较靠近旧坛浦，离那个因源平大战而闻名的御裳川很近。峰太郎与阿谷想必是从小仓去投靠坛浦的养父母吧。暌违十几年以后，峰太郎才带着老婆和孩子（也就是我）与养父母团圆。

母亲看祖母摸索着上厕所，这举动实在太危险，只好带着她去。可母亲还要照顾餐饮店的生意，有客人上门时实在分不开身。这时候，祖母就会窸窸窣窣地边爬边用手摸索着上厕所，她不好意思麻烦母亲。当时，母亲把祖母的白发剪得很短。

母亲和无论何时都无忧无虑的父亲不同，她事事操心，总是为了还很遥远的事情烦恼。我很少看到母亲开怀展颜的模样，父亲的那种脾气也令她自然养成了忧患意识。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说每次和大姐讲话都在听她发牢骚，因此总是躲得远远的。这么说当然也是在从侧面谴责那个没出息的姐夫。

中岛路也和昔日完全不同了。我猜旧家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一幢三层楼的餐厅。我一迈步，包裹牌位的纸就在袋子里沙沙作响，那声音仿佛就是骨灰坛的重量。

即便是我的记忆所及，父亲也总是受讨债者逼迫。主要是在经营餐饮店时欠下的买酒的货款，再有就是房租一直拖着没缴。后来酒商拒绝再让他赊账，他只好拿现金去买一升装的酒。酒钱虽能勉强应付，但房东催讨房租时却越来越凶，这一点不管搬到哪里都一样。一到冬天，便会不时看到父亲蹲在火盆前，愣愣地陷入沉思，也许是在烦恼明天该怎么办吧。他只有在人前才会变得饶舌，独处的时候那沉默的身影看起来分外悲凉。父亲低头用力握紧深插在灰烬中的铁筷，不知不觉已流下一道长而清澄的鼻水，垂到了炭灰上。

首次刊载于《新潮》·昭和五十五年二月

你讲那些根本没营养——母亲总是这样指责一个人说得口沫横飞的父亲。在母亲看来，父亲不管逮到谁都要大发一通政治议论，对我们的贫困生活毫无助益。与其讲那种不实用的话，还不如动动脑筋设法多还一毛钱债务。在母亲看来，父亲很没用。

峰太郎和阿谷常常吵架，而阿金总是悄如暗影地待在一旁。

父亲依旧经常外出，之前住在染坊町时，当地居民根据警察局的意向组成餐饮业工会，父亲在首次开会时照例搬出那些法律用语对警方百般质问，因此被大家看中，选为工会干部。父亲得意之余，不是去工会开会，就是频频造访工会会长与副会长的家。即便从染坊町沦落到贫民区的中岛路，他依然保有干部身份，因此照样说声工会有事就扬长而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自然无暇照顾失明的养母。

峰太郎在广岛市和阿谷结为夫妻之后生下几个孩子，但并未正式办理结婚登记。这究竟是出于他的懒散，还是无意与阿谷白头偕老，如今详情不明。阿谷目不识丁，峰太郎常说她是个没知识的女人，说不定是抱着迟早要分手的打算才没去办理登记的。早生的那几个孩子都夭折，在户籍上，我成了“庶子”。

父亲峰太郎更担心的是餐饮店生意不佳，连房租都付不起，酒商那边欠的债也越来越多。当时我在印刷厂当学徒，回家一看，只见父亲坐在火盆前愣愣地沉思。他虽是乐天派，但在债主不顾情面的催讨下终究还是大伤脑筋。他呼地叹出一口气后，就把夹炭的长筷像拐杖一样拄着低头不语，然后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任由鼻水像冰柱般垂到炭灰上。

峰太郎在米子养父母家待到十七八岁时离家出走了。他常聊起年轻时徒步翻越号称“四十弯”的伯耆<a id="zw1" href="#zhu1">^[1]</a>与美作<a id="zw2" href="#zhu2">^[2]</a>一带的山顶。那是来自于一别故乡便终生难返的乡愁，孩提时代看惯的风景令他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