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活的帕斯卡（第1 / 33页）
森娓娓道出意大利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的长篇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的故事情节。
“马蒂亚·帕斯卡……我记得主角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森灌了一口酒，喘了口气才继续说，“帕斯卡原来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但他幼年失去父亲，家产被管家一点一点地窃取，等到他成年时已几乎身无分文。同时，他还被管家的侄女罗蜜妲勾引，犯下大错，因此不得不娶罗蜜妲为妻。”
“帕斯卡在友人的协助下，总算勉强谋得图书馆管理员一职，但他的婚姻生活被困在贫穷、岳母的贪婪与妻子的冷漠之中，每天都过得很悲惨。不过，和世上大多数丈夫的反应一样，他欣然接受了这种处境，过着绝望而郁闷的生活。直到后来，连唯一能慰藉他的幼女和老母亲都相继去世后，他的人生变得更灰暗了。绝望的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人生。有一天，他头脑一热，抛下家庭踏上流浪之路，口袋里只有哥哥寄给他买墓碑用的五百镑。”
“在这种家庭中生活，也难怪主角会离家出走。他一定忍耐很久了吧，八成是个很软弱的丈夫，在贪婪的岳母和无尽唠叨及无情妻子的夹击下，谁能受得了啊！那他踏上流浪之路以后呢？”矢泽打断问道。
“原来如此，是这样的啊。”
“打从土地经济败给流通经济的江户时代起，这个法则就从未改变。有一阵子，农村的确赚钱，但还是慢慢被都市夺走了。再加上去年开始施行的田地缩减制度，这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
“所以不得不离乡打工？”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农民可不喜欢背井离乡去打拼，因为这么做会导致家庭问题。”
“家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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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矢泽辰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仔细聆听美术杂志记者森祯治郎讲故事。比矢泽小了约十岁的森，在成为美术杂志记者之前，本来立志要做文学杂志编辑的。矢泽对小说倒是涉猎不多，此时他们正在银座后巷某酒吧的二楼。
森说的故事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a id="zw1" href="#zhu1"><sup>[1]</sup></a>写的小说《死了两次的男人》（Il Fu Mattia Pascal）。
矢泽直到日后还记得当时为何会谈起那篇小说。他们本来在聊一个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多年的东北农民，在得知自己被误当成凶杀案的被害者后，大惊之余慌忙归乡的话题。那个农民“少根筋”，整整三年没给妻子或亲戚写过信。他妻子通过电视报道凑巧发现某遇害无名男子与丈夫的特征相似，遂向警方报案，此消息上报后才促成他的返乡。
报上虽然把这个三年没写过信的男人形容为“少根筋的家伙”，但他真是如此吗？矢泽辰生看了那篇报道以后，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了森。
“夫妻长期分隔两地总是不自然吧。听说出外打工的丈夫在异乡另结新欢的家庭悲剧时有发生。”
“你说到重点了……听了你的描述，我已经了解了打工仔的实态，但我认为应该还有很多人是为了逃离家庭。也许有部分原因是经营农业太辛苦，跑去都市逃避现实，但另一种逃避现实就是躲开太太吧。这点不分都市或农村，而是世上所有丈夫的共同心声。我总觉得，那个被误当成命案受害者的打工仔，现在一定很恨那个凶手，干吗惹出这种麻烦，要是没发生那桩命案，他本来可以得到更长时间的自由……不，我猜在这世上的丈夫们中一定也有人这么想，如果自己是那个男人，干脆假装遇害，永远都不必回到妻子身边。”
“老实说，”爱好文学的美术杂志记者通红的双眼泛出笑意，说，“我看到那篇报道时，也认为跟你有同感的丈夫应该不在少数。同时，我在那一刻想起了《死了两次的男人》。”
“死了两次……”
“……的男人，报上描述的经过和小说的设定有点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小说里的主角不是被误当成命案的被害人，而是被当成自杀者了。于是主角索性不回到妻子身边，就这么一走了之。你说的那个所有丈夫的愿望，成了小说里的情节。”
“那男人脱离家庭束缚整整三年，说不定过得自在逍遥，开心得很呢。这本来就是世间所有丈夫的愿望。如果没发生那段被误认为命案受害者的插曲，想必他还会继续音讯全无吧。”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不缺钱、不愁吃穿的‘蒸发老公’吧。背井离乡、出外打拼的农民，过得好像没有这么轻松。”森说。
“为什么？最近米价上涨，农民不都荷包满满吗？一般家庭都有自用车。再加上农机具和肥料已现代化，不再需要人手。家里的次男、三男陆续迁往都市，造成农村人口骤减。不单因为年轻人憧憬都市生活，而是农业已不像过去那样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了。不，不只次男和三男，恐怕连做丈夫的也不需要了吧。就算乡下只剩一群女人，只要会操作机械化农具就行了。尤其遇到农闲期，丈夫在家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干脆离乡打工，这样至少能增加现金收入。政府会以高价收购白米，这样的生活比较有保障，我倒觉得是件好事。以前一说打工仔，就想到被生活奴役的贫农，感觉挺悲惨的，不过这年头打工应该成为增加现金收入的渠道了吧。”
矢泽边喝酒边说。
森对此的答复是：“以前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的确如你所说。但其实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有钱的还是靠卖土地致富的暴发户或农庄大户，一般农民的生活可没那么好过。主要是消费方面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买农机具和肥料的支出。农机具机械化日新月异，每年都有新开发和改良过的产品上市。过个两三年，之前买的就变成老东西了，新品一定有哪项功能更强，诱使消费者购买，这就跟喜欢换车的心理是一样的。再加上买农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旦使用农机具，习惯了不需人手，就再也不可能脱离农机具了。另外，就算把米卖给农会，政府还要扣税，农民实际拿到的钱并不多。不过，这当然也可说是生产的必要成本，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麻烦的是生活费有增无减，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准也和都市差不多。农民能实现多年来的心愿，消除生活上的差异，这一点固然很好。简而言之，就是脚踏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变成汽车；收音机变成电视，电视又从黑白变成彩色；留声机也变成音响，还有其他厨房用品的电器化，以及食品革命。原本茅草铺顶的农家已经像都市里的住宅一样翻修改建，都市的消费文化自然也渗透进农村，再加上电视的影响，更是无边无界。这是都市统一文化利用电视这个媒介所做的侵略。乍看之下，农村的确富足了，可是说到经济状况，其实和都市的贫农区没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