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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省一旦出台这种新政策,出版社一定大为恐慌,并乖乖按照这一新宗旨编写教科书。他们知道,就算打着“反对思想统治”的口号与文部省作对也没有用,还是做生意要紧。教科书的发行量在全国超过一千万册,同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谁都不想被淘汰。生意至上,出版社的编辑想必会把进步派学者从教科书执笔阵容中全部剔除吧,玖村感到前途堪忧。
而他的预感果然成真了。
某天,请玖村执笔的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匆匆跑来告诉他。
“老师,您编写的社会科教科书没有通过审查。”
虽是意料中的结果,玖村武二还是备受打击。
昭和三十几年时,高、中、小教科书改订之际,掀起了一阵旋风。
过去出版社呈交给文部省教育课的教科书原稿,都是由文部省礼聘的A、B、C、D、E这五名匿名调查员负责审核的。这五位匿名人士,其实是高、中、小学的教师及大学教授,总计约一千四百名调查员的联合代号。此外还有一个F,指把经A至E调查员审核过的原稿再做进一步审查,并决定合格与否的审议会,是由文部大臣亲自任命的有识之士、大学教授、第一线教师等共计十六人所组成的。
新年度的改变,就是这个十六人委员会F,一改往年有气无力、唯唯诺诺的面貌,突然强势发声了——说得具体点,就是即使通过了A至E第一阶段审查的教科书原稿,拿到F这里,也有可能被打回。具体到社会科教科书,就是凡内容有左派倾向的——不,只要略有提及,就统统不合格。
F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强势?虽说自自民党在一年前出版了《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这份说帖以来,就有这股暗潮涌动,但文部省的这一举动,已经积极到要改正教科书的“偏向”了,这种积极性,强烈到甚至引发各界批评,认为这是国家钦定教科书的前兆。
不只F变得强势,文部省还新设了常任调查官一职,作为最终审查部门。换言之,现在的教科书原稿,审核过程中必须连过三关。另外,原本由十六名委员组成的F审议会,人数也暴增五倍,变成了八十人。
“我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虽然问得轻描淡写,但其实他的心跳已急速加快。
随着新年度教科书改订时期逼近,这一改变所带来的影响也很快暴露。昭和三十几年初,某出版社递交的小学一年级社会科教科书被打回,执笔者是两名某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公认的进步派。
教科书未通过审核,文部省通常不会给出理由,不过能通过出版社的私下关系打听到。“对于历史演变的演绎方式不够正向,提出的问题重心偏向实力抗争关系,过度强调基本人权。整体而言导向不端,只是以片面理论批判战争”,这就是部分不合格的原因。
这对出版社而言是个打击,于是社内连忙重新整编,并请两位执笔人暂停编写。两位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放逐,因而断然拒绝修改,最后放弃了执笔工作。
此事自然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包括数名进步派教科书执笔者在内的近百人联名反对,宣称文部省这种处置是“思想统治”,尤其是新设的常任调查官,更被责难为教科书国定化的标准员。
玖村武二发觉麻烦出现了。在他看来,社会科历史记述会有“偏向”,乃理所当然。战后,过去的旧日本史遭到破坏,民主化则受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左派理论支持,广泛传播至今,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身居教育第一线的教师。越年轻的教师越能理解进步派理论,该理论在全国拥有庞大的组织,这也是内容有“偏向”的书能卖到今天的原因。不,应该说正是为了销路,教科书出版社才会编那样的书。出版社本身并没有倾向,把这种意识形态放进教科书不过是一种促销手段。找进步派学者执笔,则是执行手段的手段。玖村武二认为,自己就是被利用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