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第2 / 7页）
“没人想让孩子干这行，”吉米·瑞安后来告诉我，“你总是希望他们能找个坐办公室的活计。”
后来，瑞安在工房里脱靴子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爷爷当年就是干这行的。”他把靴子并在一起，接着说：“他是1922年从英格兰来美国的。起初是在荷兰隧道里干，后来二号隧道开工，他就过去了。二号比一号的规模还要大。真的很惨。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让他们上天堂吧，”一名沙猪回应道，“让他们上天堂吧。”
“好多年以前就是子承父业了，”一名沙猪告诉我，他的父亲当年跟乔·瑞安一起工作过，“爸爸拉儿子，哥哥拉弟弟，表亲拉表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说，这里真是英雄不问出处。有案底也没关系，只要能待在底下干就行。”
牧师念出死在隧道里的二十四人的名字时，瑞安跪在了长凳前面。“主啊，请赐福于他们吧。”牧师说道。葬礼结束后，瑞安等人去了街道另一头的一家爱尔兰酒吧。“我爸爸就在里面，”他说，“他坚持到了1999年，然后死于矽肺病。”
尼克·瑞安的胸口剧痛，四肢僵硬，牙龈出血，还得了沉箱病。1937年，全家到处都要用钱的尼克·瑞安带着十八岁的儿子乔下井了。“我爸就是这么学会在地底下生存的。”吉米·瑞安回忆道。
“我叫约翰·瑞安。我记得你见过我爸爸。”
迄今为止，这都是三号隧道工程中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后来巴特勒的整条腿都没保住。瓦德曼的腿骨和髋部断了，六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头部也遭受了重创。瑞安的前额和下巴缝了一百二十针，一条腿的膝盖骨碎了，六根肋骨骨折，双肩脱臼，花了八个月才恢复过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工作，他的回答是：“我是沙猪。我就认这一点。”他再也没去过事故现场，话也越来越少。“这场事故把他的生命力带走了，”另一名沙猪说，“那股子劲头。”
“他们担心，要是继续转的话，整个系统都会完蛋。”沙猪工会的业务经理人小理查德·菲茨西蒙斯说道。
“他们别想给我弄什么心理治疗，”瑞安告诉我，“别想进我的脑子。”
在井底，一根长长的铜杆从隧道里伸了出来，末端有一个转轮，作用是控制管线内部直径六英尺的阀门。但是，工程师们使劲转动手柄时，转轮颤抖着开裂了。“它承受的水压太大了。”瓦尔德说。
瑞安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就注意到父亲的呼吸困难。“他每走三十英尺就得停下。”瑞安说。后来，乔·瑞安开始往外咳黑色的浓痰。乔去看医生时，X光显示他的肺部有阴影。他患上了矽肺病，原因是常年吸入粉尘。
“就算是大萧条期间，大部分人也不爱干这些工作，”一名与尼克·瑞安在同家工会的矿工回忆道（记录在一部口述史中），“没人想到地底下，整天拿着铲子干活，然后到压缩气室里面去。我们这些人很不好对付，领导作风必须铁腕……他们会跟你讲，要么干要么滚。保险精算师会告诉你，活下来的都是最强壮的。”
一个小伙子站在第36街和第一大道的路口处，旁边就是一个隧道作业井。他个子不高，胳膊结实，比起爸爸，更像他爷爷。他二十八岁了，脸上还没有留下沙猪的深深印痕。他的脸宽大直率，眼睛是浅绿色，红头发从安全帽前面向外伸出。
吉米的祖父叫尼克·瑞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说吉米·瑞安跟他长得很像，但用吉米的话说，尼克有点“野”，话音里明显能听出来是打了折扣。尼克嗜威士忌如命，当时隧道里的工人经常喝这种烈酒。他基本没受过正规教育。跟他同辈的沙猪大部分是刚到的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西印度群岛。他们就有一套衣服，在鞋子上包上塑料袋就来上工了。供水委员会有时会把他们安置在营地里，还会教他们的子女读写，当地村民经常抱怨“这群外来的”。当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中，尼克他们队站在隧道里，头上摇摇欲坠的岩层只有几根木头撑着。尼克·瑞安戴的不是安全帽，而是有点像牛仔戴的那种帽子。1936年，尼克加入的“本地147协会”的一次早期会议纪要显示，会上警告大家，不要带手枪下井。
其他沙猪都叫他“吉米的儿子”，但是他不像父亲那样寡言。“你从来不知道上面在发生什么，”他谈起父亲时微微一笑，“我就爱胡说八道。”他抬起头，看着起重机把材料往井里送。“我以前觉得爸爸的脑子不正常。他受伤的时候我大概八岁。我还记得这事。他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自己摇着轮椅就回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沙猪。我说‘老天啊，我绝对不干这个活’。”他朝井内看了一眼。“我觉得，这就是血脉吧，”他伸出手，又说了一句，“我们血管流着的泥大概比谁都多。”
自从一号隧道建成以来，纽约市用水量不断增加。到了1929年，日用水量已经比当年增加了三千五百万加仑，于是二号隧道开工了。一条从特拉华河引水的新渠建了起来。（它现在依然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长输水隧道”的保持者。）又是被淹没的村庄，被挖开的墓地。
1954年，在大多数市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几名工程师下井关闭了一号输水隧道，以检查这座已经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设施是否需要维修。“想象一下，水龙头用了十年会是什么样，”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说，“这些东西已经连续工作几十年了。”
吉米·瑞安说，爸爸总是告诉他，沙猪都是死于意外。炸药炸死，触电电死，隧道塌了压死，石头、绞盘、冰柱掉下来砸死，被水淹死。脑袋被削掉，手脚断掉，气压不平衡爆掉。潜得太深死掉——可能是几百英尺，也可能是几英尺。死亡来得很快，往往也没有痛苦。
到了五十年代，纽约市对“纯净健康的水”的追求越发狂热了。这一次的触发事件不是人口爆炸，甚至不是大瘟疫，而是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的事情。
2003年5月，周四，升天节。瑞安穿上笔挺的花呢外套，戴上领带，开车离开皇后区的家，前往布朗克斯区的圣巴拿巴教堂，参加为所有三号输水隧道施工死难人员举行的葬礼。这座石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户可以打开，让阳光直射进来。瑞安坐着，身子前倾，外套紧紧裹住宽阔的双肩。长凳上满是人，有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有工程承包商安东尼·戴尔韦斯科夫，还有几十名沙猪和工程师。“让我们为纽约市三号隧道施工过程中受伤或死去的所有人祈祷。”牧师缓缓说道。
乔比他爸爸更矮小结实，人称“红瑞安”。他总是怒气冲冲的，不认识的人还会觉得他很吓人。他背负着重担——或许还夹杂着怨愤——为了帮助有时起床太晚、赶不及上班的父亲养家，乔放弃了维克森林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奖学金，下井当了工人。尼克·瑞安1958年去世以后，他儿子开过一阵子加油站，不过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地底——那里才是他最熟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