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了哪里？（第1 / 5页）
当他们在车里聊起那些故去的同事时，谢伊似乎有点疏离，仿佛在看一篇新闻报道。他近旁的几个人注意到，他显得越来越冷漠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谢伊告诉我，“我不够悲伤。我应该更悲伤一些的。”
他努力不做假设，但还是忍不住开始构建故事的片断。“我是在阿尔巴尼大街被发现的，”他要把这作为事实告诉别人，“我在大堂指挥中心里，拥抱了副队长帕特里切洛。”
其他人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多——在世贸中心搜寻、在消防站里一起吃饭、在赫尔利警局餐厅喝酒——谢伊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没过多久，谢伊接到了一名当时在现场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谢伊，谢伊是在阿尔巴尼大街的瓦砾中被发现的。谈话之后，谢伊拿出一张纽约市地图，在面前展开。他测量了南塔大堂——他在那里拥抱过帕特里切洛——到阿尔巴尼大街的距离，回想自己是怎么过去的。他做了几条笔记：第一座塔楼倒下十分钟前见过帕特里切洛。塔楼九秒钟内就倒了。阿尔巴尼大街，隔着一个街区。
“抱歉，”切拉索尼说，“我真的不知道。”
谢伊想到，《每日新闻》里面说，与他同时获救的还有一个满身是血的消防员。“你就是另一个？”谢伊问。
吃完饭以后，切拉索尼的妻子让他们坐好，然后拍了一张合照。“我知道，他不想忘掉这一刻。”他说。
“我们在同一辆救护车上啊。”
切拉索尼凑了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谢伊。“那一天，上帝与你同在。”他说。
谢伊的脸一下子白了。切拉索尼问谢伊，他还要不要说下去。谢伊点了点头，切拉索尼就讲，自己和其他人刚把谢伊抬上背板，就听到了第二座塔楼的轰隆巨响。“我们把你抬起来就跑，穿过小巷，进了一间车库。接着突然就黑了，一片阴暗。”切拉索尼在餐巾纸上画了一张地图，标了车库的位置：在西大街和阿尔巴尼大街的路口处。
他们来的时候，切拉索尼和妻子已经在店内等待了。他五十多岁，谢顶，髭须花白，穿着消防服。吃着鸡蛋和法式吐司，切拉索尼讲了失忆给自己带来的困扰。他被击中的是头部，起初竟然连工作了十七年的消防站在哪里都不记得了。记忆慢慢恢复后，他想起来在第一座塔楼倒下后，他偶然在大道中央碰到了谢伊。“我还以为你死了，”他说，“一动不动的。”
“我当时有意识吗？”谢伊问。
又过了几天，谢伊还是忘不了那次偶遇。“我就是在街上走路，突然，就有一个人出现告诉我当时的情景。”他说。谢伊感觉想起了更多的事，于是拿起电话，打给了汉克·切拉索尼队长。根据《每日新闻》的那篇文章，他是救了自己的消防员之一。两人约定在上东区的一家餐厅见面，谢伊还叫上了女友斯黛茜。“我希望自己能撑住。”他说。
切拉索尼想了半天：“我记不得了。有些细节还是想不起来。”
“记得什么？”
谢伊不发掘自己记忆的时候，就一场接一场地参加追悼会。当天的遇难者中，有十分之一都是消防队员。谢伊所在的大队有三十三人牺牲，站里有十一人遇难，包括队长弗兰克·卡拉翰，还有他一向尊敬的资深队员布鲁斯·加里。“加里是个老消防，干了二十多年了，”谢伊告诉我，“他就好比《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他很有智慧。我想一直跟着他干。我要问他，‘为什么是你？你是每个人的宝贵财富啊。’我？我是个乐天派，但是大家都是乐天派的时候，就不会来找我了。”
几天后，他在上东区的一座地铁站外把车停下。他的公寓就在不远处。回家途中，一名路人大喊道：“我的天啊，你是凯文·谢伊吗？”谢伊看着他的脸，但认不出这是谁。“别跟我说你不记得了。”男人说道。
谢伊尽可能参加每一场追悼会，但是毕竟数量太多了，他不得不去做局里每个人都要做的事：在朋友之间作出选择。10月底，虽然纽约市内也有一场悼念活动，但我还是陪谢伊去了另一场弥撒，地点在纽约州北部，悼念他之前的副队长约翰·金利。谢伊还不能开车，于是史蒂夫·凯利把我们送了过去。凯利和谢伊都穿着A类礼服：海军蓝正装加白手套。
10月17日，恐怖袭击一个多月以后，谢伊第一次回局里看看。墙上钉着一篇《每日新闻》的文章，内容是第一座塔楼倒下后，几名消防队员解救了两名倒在街道上的人。一人身负重伤，脸都被灰尘熏黑了。文章中说，他的名字叫凯文·谢伊。“我看着它，脑子里就想，‘这就是我啊！’”他回忆道。他把文中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然后求其他消防员帮自己找到他们。
博埃里摇了摇头：“你只是不停地说，‘双塔倒了吗？’”
谢伊又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切拉索尼说，消防队的医生扯开了谢伊的衬衫和裤子。“我拉着你的手。你不停地问我，‘其他人呢？他们好吗？’我说，‘挺好的，他们都挺好的，都在外面笑呵呵的。’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只是为了让你好受点，”切拉索尼顿了一下，然后问，“他们到底好不好？”
两人握了握手，像初次见面一样。谢伊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继续问博埃里问题。博埃里说，他们先乘消防车上了一艘警船，然后穿过哈德逊河，到了新泽西。“我讲没讲队里其他人的事？”谢伊问道。
谢伊摇着头说：“不好。一个都没活下来。”
陌生人微笑着说：“是我。里奇·博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