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了哪里？（第3 / 5页）

“是这样吗？”

“我要过去了。”谢伊说。

“有意识不代表就有记忆。这叫创伤后失忆。”

他有一天晚上给我家打电话，声音很激动。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是在讲起爆点。他说，第二天下午，消防局会来切尔西接他们。

2001年夏天，初到40号消防车队的35号云梯车队时，他凌晨3点钟就到了。其他人正好出勤，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鸡蛋、法式吐司和浇着巧克力的草莓迎接他们。“他们看着我，就好像在说‘这个疯子是谁？’。”谢伊回忆道。

12月中旬，他的颈托拆了。断骨自然长好需要一年时间，之后他就有可能重返一线了。然而，在大家吃饭聊天的厨房里，他觉得别人都在躲着自己。有时，他上午来了，几乎没人认出他，他说，他想要引起话题，但他们似乎不感兴趣。“许多人连看都不愿意看我，”谢伊有一天在车里告诉我，“说起来奇怪，不过我觉得，是因为我让他们想起了其他人。”

他从没想过当消防员。他来自消防员世家——爷爷、伯伯、爸爸、哥哥都是——但他是个异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那种肌肉男”。跟许多人相比，他的身材要小一些，更有书卷气。他不喜欢运动，也不喜欢喝酒。他起初是做软件的，干得很棒。但是，1998年的时候，他觉得应该继承祖业了。

还是12月，谢伊有一天醒来，独自站着。“我有时候就想，要是我跟伙计们一块死了，事情就简单多了。”他说。

桑德伯格问队里跟他一块去的人里有几个失踪了。谢伊第一次从绷带里把头抬起来。“全失踪了，”他说，“除了我一个。”

他哥哥布莱恩告诉我：“他需要把事情搞清楚。我不想三十年以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莫名的愤怒。我不想他变成那种精神崩溃的越战老兵。”

一度压抑的情感卷土重来。他时不时地流泪。“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他说。

有一次，一名消防员无意间向谢伊提起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说有一名孤独的搜救员，他没有努力把遇难者搬出来，而是在双塔前吓坏了，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种人。”谢伊说。

他看了一篇讲创伤后应激的文章，还画下了文中的一句话：“伤痛不是问题。这是恢复的第一原则。”

在恢复期，他坚持肌肉锻炼和高蛋白饮食。但是，他跟某些失忆的人不一样，他忘不了自己忘了某些事。不管是随便看电视节目，还是遇见了失踪人员的家属，他都会想起记忆中的空白。

凯利告诉我：“真是不忍心看。每次我跟他讲话，他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凯利接着说道，“首先，他需要身体上的痊愈。在此之后，他就有希望归队，当一名全职的消防员，他就靠这个活着了。他肯定会往上升的，他很擅长看书。”

谢伊缠着绷带，有点坐立不安：“有人说不记得最好。我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不是要救人这件事，也许有助于应对这种应激后……随便你怎么称呼吧。”

9·11袭击三个月纪念日前夕，谢伊早早来到圣诞活动现场，参与布置。许多死者家属也在，他准备了热狗和德式酸菜。他跟其他人一起忙活，说着“是，长官”“不是，长官”。“跟我说话的人多起来了，”他说道，“也许时间真的是良药。”

“我想搞清楚的就是这个。”

消防站墙上悬挂着9·11当日的出勤人员名单，是一块黑板，写着每一个上了车，但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的名字。黑板外面罩了一层有机玻璃，以作长久纪念。底下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凯文·谢伊”，几乎像是后补上去的。

到了12月初，消防站里的很多人也表现出了症状。“这是有征兆的，”凯利告诉我，“大家的婚姻也开始起火了。我不知道酗酒是不是比以前更严重，但肯定是有。”

但是，他对工作展现出了近乎虔诚的投入。后来，他渐渐发现，自己岗位的要求就是乐于助人。对长官要斩钉截铁：“是，长官！”“不是，长官！”听电话时则要内敛：“我是消防员凯文·谢伊。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虽然不少同事觉得谢伊受了这么重的伤，肯定要退休了，但是他承诺要在圣诞节前重返岗位。“我有家庭，”他说，“但这里也是我的家。”

虽然其他人都在消防站“大家庭”里寻求庇护，但谢伊之前离开了一阵子，现在感到了疏离。许多顶替死者的新人基本上不认识他，谢伊第一次试着重新融入团体。“跟他们在一起，”他说，“这是我现在的头等大事。”

“很多同事都不知道该拿小凯怎么办。”史蒂夫·凯利说。

他们一起去罗斯福岛参加反恐培训。“他兴奋极了，”斯黛茜说，“他又能穿上制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