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犯罪（第2 / 5页）

然而，随着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同事们深入寻找“细节中的恶魔”，巴拉生活中的阴暗面逐渐浮现出来，尤其是在1999年和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公司倒闭了，婚姻破裂了，谢尼亚夫斯基也被杀了。巴拉的一名朋友回忆道，他一度“行为粗野下流，总想要把衣服脱掉，展现自己的男性气概”。他家雇的保姆说，他的酗酒越发严重，行为也越发失控。她说他总是谴责妻子斯塔莎，朝她大喊大叫，说她“跟别的男人睡觉，搞婚外情”。

研读《杀人狂》的过程中，弗罗布莱夫斯基警探在多个段落下画了线。乍看起来，玛丽与谢尼亚夫斯基之死没有多少相似的细节。最明显的是，书中的被害人是女性，而且与杀人者是多年的朋友。虽然玛丽脖子上也套着绳索，但她还被一把日本刀捅了，而谢尼亚夫斯基并没有。然而，书中的一个细节让弗罗布莱夫斯基打了个寒颤：克里斯说，杀人之后，“我把日本刀在网上拍卖了”。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也被卖到了网上（该细节警方从未公布），这点相似太过离奇，似乎不可能是巧合。

2000年巴拉与妻子分居后，多人称他对她依然有占有欲。他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威权主义”，还说他“继续控制斯塔莎，查她的手机”。2000年的跨年派对上，谢尼亚夫斯基的尸体被发现几周后，巴拉认为一名调酒师在追求妻子，按照一名目击者的说法，然后他就“抓狂了”。巴拉尖叫道，他迟早会收拾这个调酒师，还说他之前“处理过一个这样的家伙”。当时，斯塔莎和朋友都觉得是酒后狂言，没当回事。即便如此，巴拉还是靠五个人才被制服，其中一人告诉警察：“他就跟杀人狂<a id="zw2" href="#zhu2">^[2]</a>似的。”

这本书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克里斯笔下的毛骨悚然是那么真切，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不是精神失常，他怎么可能创作得出这样的人物。他和他的人物真的难以分辨了。在巴拉的网站上，读者们评论说他和他的作品“猎奇”“性别歧视”“变态”。在2003年6月的一次网上聊天中，巴拉的朋友对他说，他的书让读者对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巴拉安慰她说，书全是虚构的，她却坚持认为，克里斯的狂想一定是“你的想法”。巴拉被激怒了。他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

“我已经感染了你，”克里斯在《杀人狂》的开头便警告读者，“你们摆脱不了我。”小说中的一个谜语让弗罗布莱夫斯基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这是破案的关键。书中的一名角色问克里斯：“谁是盲人中的独眼人？”这句话出自荷兰神学家、古典学家伊拉斯谟（1469-1536），他当时说的是：“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便是国王。”弗罗布莱夫斯基在思索，《杀人狂》里谁是这个独眼人呢？盲人又是谁呢？在小说的最后一行，克里斯突然说他解出了谜语。他解释道：“是被盲目的嫉妒杀害的人。”但是，这句突兀的话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进了教堂，看见圣安东尼的雕像，然后就拿走了。”

一种基于《杀人狂》的假说是，巴拉在杀害谢尼亚夫斯基之前，两人有着同性关系。在小说中，克里斯最亲密的朋友向他坦白了自己是个同性恋，克里斯就说，自己心里有一个部分想要“用绳子勒死他”，然后“在冰封的河上凿一个洞，把他沉进去”。这个推论不无疑点。弗罗布莱夫斯基认真调查过谢尼亚夫斯基的背景，完全没有同性恋的迹象。

“什么念头？”法官问他。

另一个假设是，这次谋杀是巴拉扭曲的哲学登峰造极的产物：他是后现代的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勒布。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芝加哥，是两名天资聪颖的学生，沉迷于尼采哲学，于是杀害了一名十四岁男童，想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完美犯罪，能不能成为超人。两人被判无期徒刑。在庭审中，为他们辩护的是传奇律师克拉伦斯·达洛，他不希望两人被判死刑。达洛这样描述利奥波德：“这是一位十六七岁，沉迷上述学说的少年。对他来说，尼采学说不只是无关紧要的哲学观点，而是他的生命。”他在总结中说道：“一个人认真对待了尼采哲学，并按照它来生活，这难道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地方吗？……仅仅因为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在大学里学到的哲学思想，我们便要绞死他，这是不公正的。”

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盘问他关于《杀人狂》的事情时，拉辛斯基感到了震惊。“我告诉他，虽然在有些情节中我能看到现实生活的影子，但在我看来，这本书纯粹是艺术虚构，”拉辛斯基说，“真是疯了。你不能根据某个人写的小说来定他的罪。”贝娅塔·谢罗茨卡是巴拉当年的哲学教授，也被叫去问话了。她说，自己感觉在被“文学理论家”审讯。

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小说情节本身不能成为证据，要得到现实中的印证才可以。然而，他目前只有一样巴拉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具体证据：手机。2002年2月，波兰电视节目《997》播出了关于谢尼亚夫斯基被害一案的短片。这是一档邀请公众参与破案的节目，相当于美国的《全国通缉》节目，997是波兰的紧急报警电话号码。后来，该节目网站上登出了该案的调查进展并征求线索。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同事们小心地分析着回复。几年以来，网页点击量已经达到了数百，访问者远至日本、韩国和美国。然而，警方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随着案件调查民怨日沸，巴拉的前女友丹尼斯·莱因哈特为他成立了一个辩护委员会。莱因哈特是一名美国戏剧导演，在2001年留学波兰期间结识巴拉，后来一起去过韩国和美国。莱因哈特在网上发起了声援运动，她写道：“克里斯蒂安是哲学小说《杀人狂》的作者。书中包含大量刺激性的语言和内容，还有多处可能被视为反对天主教会与波兰传统的隐喻。在残酷的审讯过程中，他们无数次提到这本书，并将其引为罪证。”

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将《杀人狂》描述为犯罪的“路线图”，但部分官员表示反对，认为他把调查方向带偏了。警方请了一名犯罪心理学家来分析克里斯的性格，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巴拉。在报告中，心理学家写道：“克里斯是自我中心型人格，有着远大的智识抱负。基于他所受的教育和高智商，他将自己视为拥有独特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了精神失常的特征。他在挑战极限，看是否能够践行……自己的性虐幻想。他不尊重其他人，认为他们在智力上比自己低级，为了私欲而操纵他们，并以享乐主义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望。如果这样的人物是真实的——是真人——那么他的人格可能就是由一种高度不现实的自我价值认知塑造而成的，也可能是……心理创伤和作为男性的不安全感的结果……与父母的病态关系或不可接受的同性倾向。”这名心理学家承认巴拉与克里斯之间的关联，例如都离过婚，都对哲学感兴趣。但是，她也提醒了一点：这种重叠“在小说家中司空见惯”。她还提出警告说：“根据创作的人物来分析作者的情况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辩护委员会给案子贴上了“Sprawa Absurd”的标签，意思是“荒谬案件”，联系了多家人权组织和国际笔会。不久，波兰司法部就被全球各地为巴拉申诉的信件淹没了。一封信中说：“巴拉先生应当享有《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款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我们敦请从速彻查他被绑架和拘禁一事，并将相关人员绳之以法。”

弗罗布莱夫斯基干了一件让队里同事吃惊的事：他把这本小说复印了几份，然后发给了他们。每人分到了一章去“诠释”：努力找到线索、暗号、与现实的相似之处。巴拉现居国外，因此弗罗布莱夫斯基让同事们切勿打草惊蛇。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除非巴拉如往常一样定期回国探亲，否则波兰警方几乎不可能拘捕他。至少就目前来说，警方不能找巴拉的亲友问话。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同事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讯问跟巴拉关系较远的人，结合公开信息，构造出嫌疑人的概况，再跟小说里克里斯的形象进行比对。弗罗布莱夫斯基心里有一本账：巴拉和他创作的文学人物都沉迷哲学，都被妻子抛弃，公司都破产了，都周游世界，而且都酗酒。弗罗布莱夫斯基发现巴拉被警方拘留过一次，拿到报告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以前就读过。当时和巴拉一起被拘留的还有他的朋友，帕维乌。帕维乌后来在法庭上说：“那天傍晚，克里斯蒂安拿着一瓶酒来找我。我们就开始喝了，一直喝到天亮。”帕维乌接着说：“酒喝完了，我们就去店里再买。买完回来路过一间教堂，当时就生发了一个蠢念头。”

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显然想要成为后现代的“超人”，大谈自己的“权力意志”，坚持认为“不能杀人的不配生存”。然而，这些情怀并不能完全解释小说里的一个神秘人，那个克里斯自称对他“动手动脚”的男人。克里斯暗示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时，用语颇具挑逗意味：“或许他也没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但最邪恶的恶魔恰恰存在于微不足道的细节里。”如果说，在巴拉自己看来，他的哲学能让他心安理得地打破一切道德约束，包括不得杀人，那么，上面的段落则表明，还有另外的动机，他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深切的、私密的联系。这从作案手段的残忍中也能发现端倪。既然巴拉已经不能离开波兰，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就开始讯问嫌疑人的家人亲友了。

弗罗布莱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事实就像子弹一样坚实。要么杀了人，要么没杀。他的职责就是得出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揭示不容辩驳的真相。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还认为，要想抓住杀人凶手，你必须理解他是由何种社会、心理力量塑造而成的。那么，如果巴拉杀害或参与杀害了谢尼亚夫斯基——弗罗布莱夫斯基现在高度怀疑这就是真相——那么，实证主义者弗罗布莱夫斯基就必须变成一名后现代主义者。

许多接受讯问的人都觉得巴拉很好。他的一名前女友说，他是个“聪明、有趣的男人”。巴拉以前在波兰的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工作过，不久前获得了这家单位的推荐信，信中称他“聪慧”“富有好奇心”“易于相处”，还称赞了他的“强烈幽默感”。推荐信末尾说：“在此，我毫无保留地大力推荐克里斯蒂安·巴拉承担任何涉及儿童教学的岗位。”

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曾暗示他还杀过一个男人。对于他无止休的神话创作，一名女友提出了质疑，于是他说：“我的哪个故事你不信呢——我的电台破产了，还是我十年前杀了一个对我动手动脚的男人？”他又说到谋杀：“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则寓言。也许这样更好吧。可恶。我有时候都不信我自己了。”

在小说里，警方抓到克里斯和朋友在圣安东尼雕像旁喝酒时，克里斯说：“他们说要把我们关进监狱！我无言以对……我不喜欢罪犯，但自己却成了罪犯。我干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却从没有过任何后果。”

巴拉用并不纯熟的英语向辩护委员会发出了多份言辞激烈的简报，由后者集合整理后公之于众。在2005年9月13日的简报中，巴拉发出警告，说他已经被“盯梢”了。他还说：“我要你们知道，我将奋战到底。”第二天，他说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和警方：“他们毁了我的家庭生活。我们在家里再也不敢大声说话，再也不能自由上网，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打电话了。我的母亲在服用镇静剂，否则就会因为这荒谬的指控而疯掉。我的老父亲每天抽五十根香烟，我每天三包。我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害怕走出家门。家里养的狗叫一声，我们就要吓一跳。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有谁过来。这是恐怖活动！十足的恐怖活动！”

“这个，我们想再找个人陪着喝。克里斯蒂安后来说，我们当时是昏了头。”

与此同时，波兰当局也对巴拉宣称遭受虐待一事发起了内部调查。2006年初，经过数月的努力，调查者宣布没有发现正面证据。他们坚持认为，巴拉的故事是纯粹的神话创作。

“为什么？”法官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