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犯罪（第3 / 5页）

似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对准了房间中部的一个笼子，它有近九英尺高，二十英尺长，安着粗重的金属栏杆，就像动物园里的那种一样。笼子中间站着一个身穿正装的男人，透过眼镜平静地看着外面。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他最多会被判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并不是个好商人。同事们说，他有了钱就会花掉，不会投到公司业务上。2000年，他申请了破产，婚姻也破裂了。“主要就是女人的问题，”他妻子后来说，“我知道他有情况。”斯塔莎离开后，他似乎心灰意冷，离开了波兰，先是去了美国，后来在亚洲落脚，以教英语和潜水为生。

审判的前提是：真相是可以获知的。然而，正如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所说，它也是“两种对立叙事”对抗的战场：“胜利者属于能够经受住证据考验的故事。”在此案中，检方提出的叙事与《杀人狂》很像：巴拉与他的另一个自我克里斯一样，都是堕落的享乐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条的约束，并在嫉妒的怒火中将人杀害。检方首先举出了巴拉电脑里的文件，是搜查他父母家时查获的。在一个加了密码“amok”的文件里，巴拉巨细靡遗地列举了与七十多名女性的性交经历，包括：他的妻子斯塔莎；一名“又老又胖”的离婚表姐；一位朋友的母亲，描述是“岁数很大，行为很野”；一名俄罗斯“妓女，地点：一辆老式汽车”。检方还呈递了多封电子邮件，其中巴拉的用语和克里斯如出一辙，多有淫语或暗语，比如“愉悦果汁”（joy juices）、“忧郁夫人”（Madame Melancholy）。在一封发给斯塔莎的怒气冲冲的邮件中，巴拉写道：“生活不只是性交，亲爱的”——与克里斯的疾呼“性交不是世界的目的，玛丽”颇为相似。一名心理学家的证词中写道，“每个作者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个性代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且克里斯和被告都有“性虐待”的人格。

1995年，巴拉厌倦了年少轻狂的姿态，于是跟高中时的女友斯坦尼斯拉娃结婚了。他管妻子叫“斯塔莎”，她高中就辍学了，现在在干文秘工作，对语言或者哲学没有什么兴趣。巴拉的母亲反对这段姻缘，认为斯塔莎不适合自己的儿子。“我觉得他至少应该等到毕业。”她说。但是，巴拉坚持说自己想要照顾一直深爱自己的斯塔莎。1997年，两人的儿子卡斯帕勒出生了。同年，巴拉以满分的成绩大学毕业，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虽然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还是要努力养家，很快就放弃学业，开了清洁公司。在讲述波兰新生代商人的纪录片中，巴拉说：“现实来到面前，狠狠踢了我的屁股。”他带着屈服的意味说道：“我曾经想在墙上涂鸦，现在却要努力清理涂鸦。”

她与谢尼亚夫斯基约会几周后，斯塔莎说，巴拉醉醺醺地来到她家，脾气很大，要求她承认跟谢尼亚夫斯基有外遇。他闯进大门，还动手打了她。他喊道，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知道。“他还说自己去过达留什的办公室，跟我描述了办公室的样子，”斯塔莎回忆道，“接着，他说知道我们去了哪家宾馆，进了几号房间。”

《杀人狂》的风格和结构衍生自众多后现代小说，这又加强了他的一个观念：真理是虚幻的——毕竟，除了谎言和神话创作，小说还是什么呢？巴拉的叙事者经常会提醒读者，他正在被一部虚构作品所引诱。“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了，”克里斯说，“我会尽量不让你感到厌倦。”在另一段典型的虚实相间的话中，克里斯说，他在读一本书，主题是背负着“罪恶感”的年轻作者的狂躁反叛——也就是说，情节与《杀人狂》一样。

斯塔莎说，后来她知道谢尼亚夫斯基失踪了，就问巴拉跟他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她相信巴拉虽然行为粗暴，但肯定不会杀人，也就把事情放过去了。

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为之受罚，同时由于索尼娅的爱，他又得到了救赎，在她的引领下回到了前现代的基督教秩序。但是，克里斯从来没有摘下他所谓的“沉默的白手套”，而他也从没有受到惩罚。（“谋杀无痕。”他宣布。）他的妻子也叫索尼娅——这并非偶然——从未回到他身边。

弗罗布莱夫斯基第一次感到明白了《杀人狂》的最后一句话：“是被盲目的忌妒杀害的人。”

就在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试图确定作案动机时，其他同事帮他们查了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当天的两通可疑电话，一通打给他的办公室，一通打给他的手机，都是用公用电话卡打的。每张电话卡都有唯一的编号，每次使用时，发卡公司都会有记录。放走巴拉后不久，负责谢尼亚夫斯基案的电信专家就查到了电话卡的编号。掌握这一信息后，警方就能追踪用这张卡拨打的每一个电话号码。在三个月的使用时间里，该卡共拨打了三十二通电话，包括巴拉的父母、女友、几名朋友和一名商业伙伴。“真相越来越清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说。

按照巴拉自己的估计，《杀人狂》只卖出了几千册。但是，他自信这本书终会成为文学巨著。“我真的认为，有一天我的书会被赏识，”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有些艺术作品要沉寂多年才会得到认可。”

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很快发现了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另一重联系。斯塔莎的朋友，玛尔戈扎塔·德罗斯特扎乌对警方说，2000年夏天，她跟斯塔莎去了弗洛茨拉夫的“疯马”夜总会。德罗斯特扎乌跳舞的时候，看见斯塔莎在跟一个长头发、蓝眼睛的男人说话。她在城里见过这个人，他叫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

巴拉的许多朋友认为，他想要在虚构里完成自己在现实中从没做过的事：打破一切禁忌。《杀人狂》出版后的一次访谈中，巴拉说：“我写这本书是不顾及任何世俗之见的……一般读者只会对几处富有画面感的、暴烈的性爱描写感兴趣。但是，如果真的读进去了，他就会发现，这些场景是为了唤醒读者……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是多么糟糕、贫乏、伪善。”

弗罗布莱夫斯基还有最后一个人要问话：斯塔莎。但是，她一直拒绝合作。也许是因为害怕前夫。也许是因为她听信了巴拉遭受警方迫害的说辞。抑或是她害怕有一天要告诉儿子：她出卖了他的父亲。

最后，克里斯将终极的道德真理弃绝，杀害了女友玛丽。“我拉紧了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用一只手拽住她，”他说道，“另一只手拿刀，捅进她左乳下方……一切都被鲜血覆盖了。”接着，他在她身上射精了。谈到杀戮，他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呼应了维特根斯坦“某些行为是不可言喻的”这一观念。他说：“没有喧闹，没有词语，没有动作。完全的沉默。”

2007年2月22日，巴拉受审第一天，旁听者纷纷涌入弗洛茨拉夫法院。旁听者里有哲学家，他们争论着后现代主义的后果；有年轻的律师，他们希望了解警察局的最新侦查技术；还有记者们，他们想要记下每一个撩人的细节。“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杀人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先杀人，然后写进小说里，这肯定能上头条。”罗兹的一份周刊Angora的头版文章中写道。

克里斯不受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约束——道德、科学、历史、传记、法律——走上了恐怖的狂欢之路。妻子当场抓到克里斯和她最好的朋友做爱后便离开了他。（他说自己至少“剥除了她的臆想”。）从此之后，他与一个又一个女人上床，从麻木到性虐。他将常规倒转了过来，专找丑女，认为她们“更真实，更鲜活，更可触摸”。他酗酒，他满嘴脏话，用书中一名角色的话说，他铁了心要玷污语言，要“史无前例地让语言污秽”。他嘲笑传统的哲学家，亵渎天主教会。有一次，他跟朋友喝醉了，便从教堂里偷了一座圣安东尼的雕像。圣安东尼是一位埃及的基督教圣徒，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沙漠中，与魔鬼的诱惑战斗，让福柯产生了浓厚兴趣。（福柯描写了圣安东尼求助于《圣经》来抵挡恶魔，却看到犹太人屠杀敌人的经文。他写道，“邪恶并不体现在人类个体之中”，而是“存在于语词之中”，哪怕是一本救赎之书也会打开“地狱之门”。）

莉迪亚·霍延斯卡法官坐在审判庭最高的位置，身下是波兰的白鹰国徽。根据波兰法律，陪审团由主审法官、另一名法官和三名波兰公民组成。被告和检方分别坐在两张朴素的木椅上，检察官旁边坐着谢尼亚夫斯基的遗孀和儿子。听众坐在房间后部，最后一排坐着一名敦实的女人，留着红色短发，看上去很紧张，仿佛危在旦夕的是她一样。她是巴拉的母亲特蕾莎；他的父亲因忧心过度，没有出席。

他开始倾力创作《杀人狂》。这本书凝聚了他的所有哲学执念，情节效仿《罪与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斯科利尼科夫坚信自己是优越的，正义出于己心，谋杀了一名罪恶的当铺老板。“上千件善行难道抵不过一件小小的罪行吗？”拉斯科利尼科夫问。如果说，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现代恶魔，那么《杀人狂》的主角克里斯就是一名后现代的恶魔。在他看来，不仅神圣不存在（“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那就看看精液与血液在一起的模样吧”），连真理也不存在（“真理在被叙事置换”）。书中的一名角色承认，他不知道克里斯构建出的人格中哪一个是真实的，而克里斯却说：“我很善于撒谎，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谎言。”

波兰书店里难觅《杀人狂》的踪影，它惊世骇俗的内容是一部分原因。即使书店里有，也会放在书架最顶上，小孩子够不到的地方。（本书尚无英文版。）在互联网上，《杀人狂》获得了少量好评。“波兰文学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书。”一人写道，还说它“现实得令人瘫痪，低俗得完全彻底，充斥着偏执狂与谵妄的画面。”还有人说它是“一部虚构的杰作”。然而，大部分读者都认为它“完全没有文学性”，用一份主流波兰报纸的话说。连巴拉的一个朋友也将其斥为“垃圾”。哲学教授谢罗茨卡把书翻开时，不禁为其粗鄙的语言感到震惊，与巴拉上大学时富有智慧、清晰明快的文字截然相反。“我实在觉得不堪卒读。”她说。巴拉的一位前女友后来说：“我被吓到了，他以前不会这样说话。他从来没有这么粗鄙污秽地对待过我。我们的性生活很正常。”

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又去找了斯塔莎，这一次给她看了《杀人狂》的几个片段。这本书是两人分开后出版的，她从来没认真看过。波兰警方称，斯塔莎看了关于克里斯的妻子索尼娅的几段，发觉她与自己实在太相似了，这才同意开口。

2002年年底，巴拉写完了。克里斯的生平和他本人的有些类似，模糊了作者与叙述者的界线。他甚至把书的部分章节贴到了一个名叫“杀人狂”的博客上，与读者讨论时，他用的名字就是“克里斯”，仿佛他就是书中的角色。小说于2003年出版，之后一名采访者问他：“有些人写作只是为了释放他们的……海德先生<a id="zw1" href="#zhu1">^[1]</a>，也就是人格中的阴暗面——你赞同这个观点吗？”巴拉打了个哈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我不予置评。或许克里斯蒂安·巴拉是克里斯的造物……而不是相反。”

她承认自己在“疯马”夜总会见过谢尼亚夫斯基。“我点了薯条，就问吧台旁边的人薯条炸好了没有，”斯塔莎回忆道，“这个人就是达留什。”她说，两人说了一晚上话，谢尼亚夫斯基给了她自己的电话号码。后来，他们约会了一次，还开了房。但是，还没等两人发生什么，谢尼亚夫斯基就承认自己有家室，而她也就离开了。“我知道被丈夫背叛的妻子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不会这样对待另一个女人。”斯塔莎说。谢尼亚夫斯基的婚姻问题很快就过去了，他和斯塔莎再也没一起出去过。

在整本书中，巴拉玩弄着语词，只是为了突出语词的变动不居。有一章的题目叫“Screwdriver”，同时指向三样东西：螺丝刀、螺丝起子鸡尾酒和一种性爱体位。克里斯杀死玛丽时的情景也透着语言游戏的意味。“我把刀和绳索从床下拿了出来，就像要开始给孩子读童话故事时似的，”克里斯说，“接着，我开始展开这条绳索的寓言，为了让故事更有趣，还把它打成了结。这个过程用了两百万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