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犯罪（第4 / 5页）

他说已经提出了上诉，引述了审判中逻辑和事实上的不一致。例如，一名验尸官说谢尼亚夫斯基是淹死的，另一人却说是被勒死的。法官本人也承认，她不确定罪犯只有巴拉一人，抑或另有共犯。

犯罪过程规划得如此完善，竟然会把被害人的手机挂到拍卖网站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弗罗布莱夫斯基意识到，巴拉可能是从别人那里拿到的，在当铺里买到的，甚至是在大街上发现的这部手机。巴拉已经移居到了国外，见面不太方便。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调查此人背景时发现，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说，名叫《杀人狂》。弗罗布莱夫斯基买了一本，封面上画着一头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山羊——这是古代的恶魔标志。与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作品一样，这本书色情诡异，充斥着性虐待。主角兼叙述者是一位百无聊赖的波兰知识分子，除了哲学玄思之外，便是饮酒和跟女人做爱。

我问到他《杀人狂》的情况时，巴拉来了精神，回答直接而详细。“这本书的宗旨不是我本人的宗旨，”他说，“我不是反女性主义者。我不是沙文主义者。我并非冷酷无情。在很多地方，克里斯是我的反英雄。”他多次指着我的便签本说“把这段记下来”或者“这是重点”。他看着我做笔记时，不无惊奇地说：“你看到这件事有多么疯狂了吗？我编造了一件从未发生的谋杀。”在他的这本《杀人狂》上，几乎每页都划了线或做了旁注。后来，他给我看了几张纸，上面画着复杂的图表，说明了他在文学上受了谁的影响。显然，他在监狱里对这本书更加沉迷了。“我有时会给狱友们朗读几页。”他说。

弗罗布莱夫斯基对着材料沉思，想要找到更多的东西，但陷入了停滞。过了几个小时，他把文件锁回保险柜。但是，之后的几天里，他又一遍遍地把文件拿出来，日夜参读。他突然意识到，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从来没被找到。弗罗布莱夫斯基决定去找一找这部手机——当然，希望比较渺茫。波兰在技术发展上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资金不足的警方刚刚开始采用追踪手机和计算机通讯的先进手段。弗罗布莱夫斯基恰恰对新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局里新招的电信专家协助下，他开始了精心的搜查。自从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后，他的手机就再没有被使用过。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手机一般都会有个厂商序列号，他的手下联系了谢尼亚夫斯基的妻子，她提供了包含该信息的收据。让弗罗布莱夫斯基惊讶的是，他和技术同事很快发现了同款：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四天后，拍卖网站Allegro上挂出了一部序列号完全相同的手机。卖家账号是ChrisB[7]。调查人员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名三十岁的波兰知识分子，名叫克里斯蒂安·巴拉。

霍延斯卡法官宣读判决书时，巴拉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然后是清晰无误的一个词：“有罪”。

在巴拉看来，这种颠覆性的观念在苏联轰然倒下后有着特别的意义。在红色帝国中，语言和事实曾被任意操纵，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历史观。“共产主义的终结标志着一种伟大元叙事的终结。”巴拉后来这样对我说，改写自后现代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一句话。巴拉曾在一封给朋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好好读维特根斯坦和尼采！各读二十遍！”

弗洛茨拉夫监狱是一座灰色的煤渣砖建筑，像是苏联时代的遗物。我把访客通行证从墙上的一个小洞里递进去时，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命令我去大楼正前方，结实的大门摇晃着打开了，里面走出了一名在阳光下眨着眼睛的警卫。搜过身后，我穿过了几个阴冷的房间，最后到了一个小会客室，里面放着陈旧的桌椅。波兰监狱的条件是出了名地糟糕。由于人满为患，一间囚室往往要住七名犯人。2004年，弗洛茨拉夫监狱的犯人发起了为期三天的绝食运动，抗议过分拥挤、伙食低劣、医疗不足的问题。监狱暴力是另一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就在我去几天前，一名访客就被囚犯捅死了。

巴拉当时经常同父母住在弗洛茨拉夫城外的一座小镇，霍伊诺夫。他往家里搬了无数哲学书，过道里、地下室里全都是。波兰的哲学系长期被马克思主义把持。与自由主义一样，它植根于启蒙时代的理性观念，致力于追索普世真理。然而，巴拉感兴趣的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激进思想，后者认为，语言就像象棋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巴拉经常称维特根斯坦为“我的导师”。他还着迷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两个著名论断：“世上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和“真理是让人们忘记它们是虚幻的虚幻。”

会客室角落里有一位消瘦英俊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身穿一件海军蓝的画家工作服，外面套着一件“威斯康星大学”字样的T恤衫。他捧着一本书，看上去像是美国留学生。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原来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很高兴你能过来，”他跟我握着手说道，把我带去了一张桌子边上，“这是个大粪坑，就跟卡夫卡写的一样。”他的英语清晰可辨，但口音很重，“s”的发音像是“z”。

在整个过程中，巴拉都坐在笼中，或记录庭审过程，或饶有趣味地观察听众。有时，他似乎对“真理可以被认清”这条前提发起了挑战。根据波兰法律，被告可以直接向证人提问，巴拉迫不及待地利用了这条权利。他的质问富有学者气息，经常让证词显得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他的一名前女友做证说，喝醉的巴拉曾来到她家阳台，好像马上就要自杀似的。他问她，她的话会不会有多种解释方式。“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一个语义问题——对‘自杀’一词的误用？”他问道。

有些人觉得这种宣言是幼稚的，甚至是荒谬的，其他人则被深深地迷住了。“有传言说，没有女人能抗拒他。”他的一个朋友回忆道。跟他最亲近的人都认为，他的故事不过是顽皮的虚构。之前教过他的谢罗茨卡说，现实中的巴拉总是“和善，勤奋，有活力，守规矩”的。他的朋友拉辛斯基说：“克里斯蒂安喜欢尼采的超人观，但是任何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就像他的语言游戏一样，他只是在玩玩罢了。”

但是，随着庭审的进行，反对他的证据越来越多，这位后现代主义者也越发朝着实证主义者的方向发展，绝望地试图说明检方证据链中的漏洞。巴拉指出，没有人曾看到他绑架、杀害谢尼亚夫斯基，或者将其沉入水中。“我要说，我从没见过达留什，在场也没有任何一个证人能确认我认识他。”巴拉说。他对检方提出控诉，说他们随意抽取自己个人生活的若干片段，然后拼凑成了一个故事，与实情相去甚远。检察官们在进行“神话创作”，或者用巴拉辩护律师的话说，在编造“小说情节”。被告认为，警方和媒体都被耸人听闻的故事，而非事实真相吸引住了。（举几个该案报道的标题为例：比小说更离奇的真相和他写下了自己的谋杀。）

巴拉将自己描述成了一名顽童，追寻着福柯所谓的“极限体验”：他想要扩展语言和人类存在的边界，打破他心目中西方社会伪善的、压迫性的“真理”，包括对性和毒品的禁忌。福柯本人就沉迷于同性间的虐恋。巴拉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三个人的著作：乔治·巴塔耶、威廉·巴勒斯和萨德侯爵。巴塔耶发誓要“暴力地反对一切制度”，一度考虑过实行人牲。巴勒斯则要用语言“消除语言”。萨德侯爵更是疾呼“人啊！难道善恶要由你来决断吗？”，巴拉大肆吹嘘自己醉游妓院、屈服于肉欲的经历。他告诉朋友们，他厌恶“常规”，“无所不能为”。他还坚持说：“我不会长寿，但一定会怒放！”

巴拉浸润于后现代主义的“作者之死”观念已久，即作者在对文学作品含义的理解上并没有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权威。然而，当检方对陪审团提出《杀人犯》中某些可能与犯罪相关的细节时，巴拉却抗议说，他的小说被误读了。他坚持认为，玛丽之死只是“哲学之死”的象征。他还试图诉诸作者的权威。他后来对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

他在高中里就是尖子生。1992至1997年本科就读于弗洛茨拉夫大学，被认为是哲学系最聪明的学生之一。考试前一天晚上，其他学生都忙着刷题，他却经常喝酒狂欢。第二天早晨，他才披头散发、酒意未消地来到考场，然后拿到全班最高分。“有一次，我跟他出去，考试差点挂掉。”他的前同班同学和好友洛塔尔·拉辛斯基回忆道，他目前在弗洛茨拉夫的另一所大学教授哲学。贝娅塔·谢罗茨卡是巴拉当年的一位哲学教授，她说巴拉对学习孜孜不倦，而且有一颗“好奇的、叛逆的头脑”。

坐下后，他靠在桌边，我能看到他面颊深陷，还有黑眼圈，鬈发根根竖立，好像他用手指焦虑地抓过一样。“我被判了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就因为写了一本书——一本书！”他说道。“太荒谬了。真是胡说八道。请原谅我的用语，但事实就是如此。你看，我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疯狂的小说。它低俗吗？是的。淫秽吗？是的。下流吗？是的。冒犯吗？是的。这是我有意为之的。这是一部刺激性的作品，”他停了一下寻找例子，接着说，“比方说，我写过，克里斯从一个女人的子宫里生出来，都要比我——”他感觉自己说走嘴了。“我是说，叙述者，比叙述者跟她做爱容易。你看，这是有意要冒犯，”他继续说道，“我的经历跟萨曼·鲁西迪是一样的。”

四年之前的1999年春天，克里斯蒂安·巴拉坐在弗洛茨拉夫的一家咖啡馆里，身穿三件套正装。他即将成为纪录片《新生代富人》的采访对象。这部片子的主题是乘着突然自由化的波兰资本主义制度的东风而崛起的新一代商人的故事。巴拉当时二十六岁，入选的原因是他经营着一家工业清洁公司，使用的先进设备来自美国。虽然巴拉为这次出镜打扮了一番，但看上去还是更像初出茅庐的诗人，而非商界精英。他长着一双深邃的深色眼睛，一头浓密的棕色鬈发，身材纤弱，长相俊俏，富有敏感气质，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神”。他很能抽烟，所学专业是哲学，说话像哲学教授一样——这也是他理想的职业，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不喜欢经商。”巴拉后来对采访者说，还说他一直“梦想走上学术道路”。

说话的时候，他把手头的书放到了桌子上。那是一本破破烂烂的《杀人狂》。我问到巴拉不利于他的证据——比如手机和电话卡——时，他变得闪烁其词，有时甚至有阴谋论的味道。“电话卡不是我的，”他说，“有人要陷害我。我还不知道是谁，但外面有人要害我。”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你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编造了这个现实，逼迫我住进里面。”

弗罗布莱夫斯基的主要阅读领域是历史类书籍，他对小说的内容感到震惊：不仅腐化堕落，而且反教会的意味浓重。他注意到了一个事实：这位叙述者无缘无故就杀害了一名女情人（“我经历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而且精心隐藏痕迹，一直逍遥法外。尤其让弗罗布莱夫斯基惊讶的是杀人手法：“我将绳索套上她的脖子。”接下来，弗罗布莱夫斯基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情：杀手名叫克里斯，正是作者名字克里斯蒂安的英语写法，也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在拍卖网站上的用户名。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详读这本书——坚毅的警察变成了一名文学侦探。

巴拉对这些思想家的接受方式是“六经注我”：这里吸取一点，那里吸收一些，充斥着扭曲、转向和打乱，直到形成自己的一套激进哲学。出于自娱的目的，他开始编造关于自己的神话——巴黎冒险记、同学罗曼史——而且努力让朋友们信以为真。“他会讲这些关于自己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拉辛斯基说，“他告诉一个人，那个人又跟别人讲，这件事就变成真的了。它存在于语言之中。”他又补充道：“克里斯蒂安甚至自己造了个词，叫‘神话创作’。”没过多久，朋友们就难以辨别哪个是真实的他，哪个是他发明的他了。在一封给朋友的电子邮件中，巴拉写道：“我要是写了自传，里面肯定全是神话！”

9月初，案件交由陪审团审理。巴拉没有出席。但是，在一份声明中，他说：“我相信法庭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撤销对我的一切指控。”之前被提升为警监的弗罗布莱夫斯基来到了法庭，希望亲耳听到判决。“就算你很确定真相是什么，但总归不能确定其他人会不会和你想的一样。”他告诉我。

那个时候，巴拉迷恋上了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他对德里达的一个想法特别感兴趣：不稳定的语言无法确定任何绝对真理，而且人类身份本身也是语言锻造的产物。巴拉写过一篇关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论文。罗蒂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令他人信服的伪装便是一个人的真实面貌本身。”

最后，法官和陪审员回到了审判庭。巴拉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她之前从来没看过《杀人狂》，里面有一段是克里斯幻想强奸母亲。“我开始看了，不太好读，”她告诉我，“如果是别人写的，我可能就不读了吧，但我是他妈妈。”巴拉的父亲第一次现身了。他之前读过这本小说，虽然有些部分不太明白，但还是认为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你看十遍，二十遍，每次都有新收获。”他说。在给父亲的那一本上，巴拉给父母写了一句话：“谢谢你们……宽恕我所有的罪孽。”

巴拉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是一名建筑工人兼出租车司机（“我没受过什么教育，头脑很简单。”），对儿子的学术成就充满骄傲。不过，他偶尔还是想把克里斯蒂安的书扔掉，逼着他“跟我在园子里种地”。斯坦尼斯拉夫有时在法国工作。夏天的时候，克里斯蒂安经常跟父亲一起去挣学费。“他带的箱子里全是书，”斯坦尼斯拉夫回忆道，“他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我以前跟他开玩笑，说他从书里读到的法国比用眼睛看到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