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审判（第1 / 8页）

吉尔伯特在与他聊天过程中发现，他似乎有偏执狂。韦伯透露，在威灵汉受审期间，他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1988年在监狱里受到性侵后一直如此；而且，他常受“心理障碍”之苦。在交叉审问下，韦伯称自己不记得一起几个月前认过罪的抢劫案。

与斯黛茜交谈过后，吉尔伯特又想到一个想要采访的人：强尼·韦伯。当年就是他在监狱里告发了威灵汉，目前关在得州的爱荷华公园监狱。她给韦伯写信，他说自己可以见见她，于是他们在监狱的会客室见面了。他年近三十，皮肤极其苍白，头剃得很光亮，目光游移，似乎浑身都在颤抖。一名见过他的记者形容他“紧张得就像一只靠在摇椅边上的猫”。韦伯九岁就开始吸毒了，判刑时的罪名包括但不限于偷车、贩卖大麻、伪造文书、抢劫。

韦伯跟她重复了在法庭上说过的话：他当时经过威灵汉的牢房，两人隔着递饭的窗口聊天，突然威灵汉崩溃了，告诉他是自己故意放火把房子烧了。吉尔伯特觉得有蹊跷。威灵汉在其他情况下坚称自己无辜，怎么会突然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狱友坦白呢？这说不通。据说谈话是通过对讲机进行的，看守都能听到——实在不是一个跟狱友袒露心声的好场所。不仅如此，韦伯还发誓说，威灵汉跟他讲斯黛茜伤害过一个孩子，放火是为了掩盖罪行。然而，根据尸检结果，孩子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瘀青或创伤痕迹。

另一名专家是詹姆斯·P.格里格森，一位司法精神病学家。他是死刑案件的常客，因此得了一个绰号：死亡医生。（一名得克萨斯州上诉法官曾经写道，格里格森一上场，被告就“赶紧写遗言，留遗嘱吧”。）格里格森说，威灵汉有着“极其严重的反社会倾向”，他简直是“无可救药”。在1977年的兰道尔·戴尔·亚当斯谋害警察一案中，他也为最后的死刑判决出了一份力，用的词都几乎一样。之前没有案底的亚当斯就这么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几年。然而，距离死刑执行只有七十二个小时的时候，新证据出现了，他被无罪开释。1995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三年后，格里格森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除名。协会称，格里格森曾多次“不经亲自询问即妄下诊断结果，而且在出任法庭专家证人时，声称自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涉案人员之后会继续进行暴力行为”。

许多在监人员成为线人都是为了减刑或福利，是出了名的不可靠。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冤案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份研究显示，警察或监狱线人说谎是美国死刑冤案的主要原因。韦伯举证针对威灵汉时，自己正身负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威灵汉受审期间，另一名在监人员试图告发韦伯，说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希望“少蹲几年”。但是，这份证词被判定无效，理由是道听途说不足信。韦伯接受了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检察官杰克逊告诉我，他整体上认为韦伯“不靠谱”，但是补充道：“不过，如果这事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动机做伪证。我们看得他挺紧的。”1997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五年后，杰克逊向得克萨斯州赦免与假释委员会提出呼吁，要求批准韦伯假释。“我之前就让他们赶紧把他放了。”杰克逊告诉我，原因是韦伯已经被雅利安兄弟会盯上了。委员会同意了，但是放出来没几个月，他又因为携带可卡因回到了监狱里。

有一天，杰克逊给格里高利看了第六十号证物——一幅铁娘子乐队海报的照片，之前挂在威灵汉家里。他请这位心理学家给解读一下。“图里画的是一个被拳头洞穿的骷髅。”格里高利说，图片展示着“暴力”与“死亡”。他还看了威灵汉的其他几张音乐海报，“这是一个披着斗篷的骷髅，有翅膀还有斧头，”格里高利继续说道，“到处都是火焰——我想起了地狱的情景。还有一张——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画的是堕落天使……我见过行为与爱好之间的关联，有很多次。对死亡的关注。这种音乐听多了，就对可怕的行为产生了兴趣，这种事例有很多。”

2000年3月，吉尔伯特来看过他几个月之后，韦伯出人意料地给杰克逊寄了一封“证词撤回诉求”，宣称“威灵汉先生在一切指控上都是无辜的”。但是，威灵汉的律师没有获知这一新进展，而且没过多久，韦伯没有任何解释就撤回了之前的撤回诉求。韦伯于2007年出狱。我最近问他为何撤了又撤，还有威灵汉为何要向陌生人坦白。他说自己只知道“这个家伙跟我说的东西”。在我的追问下，他又说：“我很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威灵汉一案开庭以来，韦伯又被诊断为双重人格。“我在小格子里待得太久了，脑筋不太正常，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我当时吃了很多药。大家都知道，”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伪证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不是吗？”

检方引用这一证据来说明威灵汉符合反社会人格的标准，还请了两名医学专家来证实这一理论。两人都没见过威灵汉。其中一个叫蒂姆·格里高利，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婚姻与家庭问题方向的，之前跟杰克逊一起出去打过野鹅，从未发表过反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他的主业是家庭咨询。

除了纵火的科学证据以外，针对威灵汉的指控都站不住脚。杰克逊检察官这样评论韦伯的证词：“可信可不信吧。”后来还发现，冰箱堵在后门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家的厨房很小，还放了两台冰箱，其中一台本来就在后门边上。警探吉米·亨斯莱和消防局副局长道格拉斯·福格都勘察过现场，他们最近跟我说，他们从来没觉得冰箱跟纵火案有关。“它跟火灾一点关系都没有。”福格说。

“不是。他只是——只是文了这么个图案而已。”

调查此案几个月后，吉尔伯特发现，自己对检察工作的信任被动摇了。她跟我讲：“如果托德果真是无辜的呢？”

“他就是喜欢骷髅和毒蛇。你是这个意思吗？”

1660年夏天，一个名叫威廉·哈里森的英国人在格罗斯特郡查令沃斯村附近散步的途中消失了。很快，他的帽子在一条小路边上被发现了，上面还有血迹。警方讯问了哈里森的仆人约翰·佩里。佩里最后声称哈里森是被他的母亲和兄弟谋财害命的。佩里和他的母亲、兄弟三人都被绞死了。

“就是个文身。”斯黛茜答道。

两年后，哈里森现身了。他不可思议地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一伙匪徒绑架了，然后卖为了奴隶。不管实情如何，有一件事不容置疑：佩里一家没有杀害他。

在定罪审判过程中，只有保姆一人站出来为威灵汉辩护。但是，在量刑阶段，包括斯黛茜在内的多名亲属都请求陪审团留威灵汉一命。斯黛茜出场时，杰克逊厉声质问她，威灵汉那个“缠绕着毒蛇的大骷髅文身”是什么“意思”。

可能错杀一个无辜之人的恐惧一直跟随着陪审员、律师和法官。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可判死刑的罪有几十种，包括盗马、渎神、“偷人”、拦路抢劫。独立后，适用死刑的罪名逐渐减少，但人们一直担心法律流程是否足以避免滥杀无辜。1868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死刑做出了史上最有力的辩护之一。他认为，处死杀人犯所表明的并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恰恰是生命宝贵的证明。“相反，我们通过了一项规则来表达对它的尊重：违反另一个人的生命权，他便同时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这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他说。对密尔来说，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有分量的——“如果无辜者因为司法过失而被处死，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威灵汉一直对她不好，她回忆说。他进了监狱以后，她就另找了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但是，她认为前夫不应该被判死刑。“我觉得他没干。”她哭着说。

现代司法体系不仅上诉流程耗时很长，还有各种赦免委员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为了避免密尔所担心的那种“司法过失”。2000年，时任得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说：“我知道，有些美国公民不喜欢死刑，但是……我们给出的判决都是有充分依据的。”他的首席刑事司法政策顾问强调：“为避免无辜者被处死，我们已经采取了高度正当的程序。”

最后，吉尔伯特回到科西卡纳去采访斯黛茜，她同意去吉尔伯特住的旅馆见面。斯黛茜微微发福，双颊圆润而苍白，深棕色头发，刘海是用发胶固定住的，脸上化着浓妆。在记录这场谈话的录音带中，斯黛茜说，火灾之前几天没什么异样。她和威灵汉没有吵架，都在准备过节。虽然火灾调查官瓦斯奎斯记得暖气是关着的，但据斯黛茜讲，当时是冬天早晨，挺冷的，至少有一台暖气是开了的。“我记得把它关上了，”她回忆道，“我老是想，天哪，安珀不会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吧？”斯黛茜补充道，她不止一次抓到安珀“拿着东西靠暖气太近”。

然而，近年来，人们又开始质疑这套制度能否避免错误。自1976年以来，共有一百三十多起死刑判决被推翻，其中十七人要归功于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DNA检测技术。但是，该技术的适用范围很狭窄。巴里·谢科是“无罪计划”（Innocenc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曾经利用DNA检测帮助多名犯人脱罪。据他估计，约有百分之八十的重罪案件不涉及生物证据。

接下来的几周，吉尔伯特继续追查线索。许多人——包括巴尔比夫妇——仍然相信威灵汉有罪。但他的几个亲戚朋友有疑问，执法部门里也有人持同样的观点。波利·古丁当年在俄克拉荷马负责监督威灵汉的缓刑生活。她最近对我说，威灵汉从来没表现出乖张或反社会的行为。“在我监督过的孩子里面，他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她说。贝姵·布里吉斯之前是一名法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多次在法庭中坐在威灵汉的“对面”，因为偷窃罪把他送进监狱。她对我说，她想象不出他竟然会杀害自己的孩子。“他很有礼貌，不是无法无天的人，”她说，“他的罪行都是因为一些傻事。偷的东西也都不值钱。”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威灵汉去过一趟古丁的办公室，骄傲地给她看斯黛茜和孩子们的照片。“他想让贝姵和我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古丁回忆道。

2000年，伊利诺伊州的第十三名死刑犯成功脱罪后，时任州长乔治·瑞安中止了死刑。尽管他多年来一贯支持死刑，但他宣称，自己再也无法支持一种“接近于最可怕的噩梦，也就是国家夺走无辜生命”的制度了。前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曾表示：“处决一个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是一种违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