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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审判(第1 /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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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人们又开始质疑这套制度能否避免错误。自1976年以来,共有一百三十多起死刑判决被推翻,其中十七人要归功于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DNA检测技术。但是,该技术的适用范围很狭窄。巴里·谢科是“无罪计划”(Innocenc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曾经利用DNA检测帮助多名犯人脱罪。据他估计,约有百分之八十的重罪案件不涉及生物证据。

接下来的几周,吉尔伯特继续追查线索。许多人——包括巴尔比夫妇——仍然相信威灵汉有罪。但他的几个亲戚朋友有疑问,执法部门里也有人持同样的观点。波利·古丁当年在俄克拉荷马负责监督威灵汉的缓刑生活。她最近对我说,威灵汉从来没表现出乖张或反社会的行为。“在我监督过的孩子里面,他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她说。贝姵·布里吉斯之前是一名法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多次在法庭中坐在威灵汉的“对面”,因为偷窃罪把他送进监狱。她对我说,她想象不出他竟然会杀害自己的孩子。“他很有礼貌,不是无法无天的人,”她说,“他的罪行都是因为一些傻事。偷的东西也都不值钱。”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威灵汉去过一趟古丁的办公室,骄傲地给她看斯黛茜和孩子们的照片。“他想让贝姵和我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古丁回忆道。

2000年,伊利诺伊州的第十三名死刑犯成功脱罪后,时任州长乔治·瑞安中止了死刑。尽管他多年来一贯支持死刑,但他宣称,自己再也无法支持一种“接近于最可怕的噩梦,也就是国家夺走无辜生命”的制度了。前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曾表示:“处决一个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是一种违宪行为。”

调查此案几个月后,吉尔伯特发现,自己对检察工作的信任被动摇了。她跟我讲:“如果托德果真是无辜的呢?”

“他就是喜欢骷髅和毒蛇。你是这个意思吗?”

1660年夏天,一个名叫威廉·哈里森的英国人在格罗斯特郡查令沃斯村附近散步的途中消失了。很快,他的帽子在一条小路边上被发现了,上面还有血迹。警方讯问了哈里森的仆人约翰·佩里。佩里最后声称哈里森是被他的母亲和兄弟谋财害命的。佩里和他的母亲、兄弟三人都被绞死了。

“就是个文身。”斯黛茜答道。

两年后,哈里森现身了。他不可思议地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一伙匪徒绑架了,然后卖为了奴隶。不管实情如何,有一件事不容置疑:佩里一家没有杀害他。

吉尔伯特在与他聊天过程中发现,他似乎有偏执狂。韦伯透露,在威灵汉受审期间,他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1988年在监狱里受到性侵后一直如此;而且,他常受“心理障碍”之苦。在交叉审问下,韦伯称自己不记得一起几个月前认过罪的抢劫案。

与斯黛茜交谈过后,吉尔伯特又想到一个想要采访的人:强尼·韦伯。当年就是他在监狱里告发了威灵汉,目前关在得州的爱荷华公园监狱。她给韦伯写信,他说自己可以见见她,于是他们在监狱的会客室见面了。他年近三十,皮肤极其苍白,头剃得很光亮,目光游移,似乎浑身都在颤抖。一名见过他的记者形容他“紧张得就像一只靠在摇椅边上的猫”。韦伯九岁就开始吸毒了,判刑时的罪名包括但不限于偷车、贩卖大麻、伪造文书、抢劫。

韦伯跟她重复了在法庭上说过的话:他当时经过威灵汉的牢房,两人隔着递饭的窗口聊天,突然威灵汉崩溃了,告诉他是自己故意放火把房子烧了。吉尔伯特觉得有蹊跷。威灵汉在其他情况下坚称自己无辜,怎么会突然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狱友坦白呢?这说不通。据说谈话是通过对讲机进行的,看守都能听到——实在不是一个跟狱友袒露心声的好场所。不仅如此,韦伯还发誓说,威灵汉跟他讲斯黛茜伤害过一个孩子,放火是为了掩盖罪行。然而,根据尸检结果,孩子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瘀青或创伤痕迹。

另一名专家是詹姆斯·P.格里格森,一位司法精神病学家。他是死刑案件的常客,因此得了一个绰号:死亡医生。(一名得克萨斯州上诉法官曾经写道,格里格森一上场,被告就“赶紧写遗言,留遗嘱吧”。)格里格森说,威灵汉有着“极其严重的反社会倾向”,他简直是“无可救药”。在1977年的兰道尔·戴尔·亚当斯谋害警察一案中,他也为最后的死刑判决出了一份力,用的词都几乎一样。之前没有案底的亚当斯就这么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几年。然而,距离死刑执行只有七十二个小时的时候,新证据出现了,他被无罪开释。1995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三年后,格里格森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除名。协会称,格里格森曾多次“不经亲自询问即妄下诊断结果,而且在出任法庭专家证人时,声称自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涉案人员之后会继续进行暴力行为”。

许多在监人员成为线人都是为了减刑或福利,是出了名的不可靠。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冤案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份研究显示,警察或监狱线人说谎是美国死刑冤案的主要原因。韦伯举证针对威灵汉时,自己正身负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威灵汉受审期间,另一名在监人员试图告发韦伯,说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希望“少蹲几年”。但是,这份证词被判定无效,理由是道听途说不足信。韦伯接受了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检察官杰克逊告诉我,他整体上认为韦伯“不靠谱”,但是补充道:“不过,如果这事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动机做伪证。我们看得他挺紧的。”1997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五年后,杰克逊向得克萨斯州赦免与假释委员会提出呼吁,要求批准韦伯假释。“我之前就让他们赶紧把他放了。”杰克逊告诉我,原因是韦伯已经被雅利安兄弟会盯上了。委员会同意了,但是放出来没几个月,他又因为携带可卡因回到了监狱里。

在定罪审判过程中,只有保姆一人站出来为威灵汉辩护。但是,在量刑阶段,包括斯黛茜在内的多名亲属都请求陪审团留威灵汉一命。斯黛茜出场时,杰克逊厉声质问她,威灵汉那个“缠绕着毒蛇的大骷髅文身”是什么“意思”。

可能错杀一个无辜之人的恐惧一直跟随着陪审员、律师和法官。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可判死刑的罪有几十种,包括盗马、渎神、“偷人”、拦路抢劫。独立后,适用死刑的罪名逐渐减少,但人们一直担心法律流程是否足以避免滥杀无辜。1868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死刑做出了史上最有力的辩护之一。他认为,处死杀人犯所表明的并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恰恰是生命宝贵的证明。“相反,我们通过了一项规则来表达对它的尊重:违反另一个人的生命权,他便同时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这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他说。对密尔来说,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有分量的——“如果无辜者因为司法过失而被处死,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威灵汉一直对她不好,她回忆说。他进了监狱以后,她就另找了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但是,她认为前夫不应该被判死刑。“我觉得他没干。”她哭着说。

现代司法体系不仅上诉流程耗时很长,还有各种赦免委员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为了避免密尔所担心的那种“司法过失”。2000年,时任得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说:“我知道,有些美国公民不喜欢死刑,但是……我们给出的判决都是有充分依据的。”他的首席刑事司法政策顾问强调:“为避免无辜者被处死,我们已经采取了高度正当的程序。”

最后,吉尔伯特回到科西卡纳去采访斯黛茜,她同意去吉尔伯特住的旅馆见面。斯黛茜微微发福,双颊圆润而苍白,深棕色头发,刘海是用发胶固定住的,脸上化着浓妆。在记录这场谈话的录音带中,斯黛茜说,火灾之前几天没什么异样。她和威灵汉没有吵架,都在准备过节。虽然火灾调查官瓦斯奎斯记得暖气是关着的,但据斯黛茜讲,当时是冬天早晨,挺冷的,至少有一台暖气是开了的。“我记得把它关上了,”她回忆道,“我老是想,天哪,安珀不会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吧?”斯黛茜补充道,她不止一次抓到安珀“拿着东西靠暖气太近”。

有一天,杰克逊给格里高利看了第六十号证物——一幅铁娘子乐队海报的照片,之前挂在威灵汉家里。他请这位心理学家给解读一下。“图里画的是一个被拳头洞穿的骷髅。”格里高利说,图片展示着“暴力”与“死亡”。他还看了威灵汉的其他几张音乐海报,“这是一个披着斗篷的骷髅,有翅膀还有斧头,”格里高利继续说道,“到处都是火焰——我想起了地狱的情景。还有一张——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画的是堕落天使……我见过行为与爱好之间的关联,有很多次。对死亡的关注。这种音乐听多了,就对可怕的行为产生了兴趣,这种事例有很多。”

2000年3月,吉尔伯特来看过他几个月之后,韦伯出人意料地给杰克逊寄了一封“证词撤回诉求”,宣称“威灵汉先生在一切指控上都是无辜的”。但是,威灵汉的律师没有获知这一新进展,而且没过多久,韦伯没有任何解释就撤回了之前的撤回诉求。韦伯于2007年出狱。我最近问他为何撤了又撤,还有威灵汉为何要向陌生人坦白。他说自己只知道“这个家伙跟我说的东西”。在我的追问下,他又说:“我很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威灵汉一案开庭以来,韦伯又被诊断为双重人格。“我在小格子里待得太久了,脑筋不太正常,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我当时吃了很多药。大家都知道,”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伪证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不是吗?”

检方引用这一证据来说明威灵汉符合反社会人格的标准,还请了两名医学专家来证实这一理论。两人都没见过威灵汉。其中一个叫蒂姆·格里高利,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婚姻与家庭问题方向的,之前跟杰克逊一起出去打过野鹅,从未发表过反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他的主业是家庭咨询。

除了纵火的科学证据以外,针对威灵汉的指控都站不住脚。杰克逊检察官这样评论韦伯的证词:“可信可不信吧。”后来还发现,冰箱堵在后门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家的厨房很小,还放了两台冰箱,其中一台本来就在后门边上。警探吉米·亨斯莱和消防局副局长道格拉斯·福格都勘察过现场,他们最近跟我说,他们从来没觉得冰箱跟纵火案有关。“它跟火灾一点关系都没有。”福格说。

“不是。他只是——只是文了这么个图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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