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审判（第2 / 8页）

不过，她还是对案子产生了好奇。当年秋天，她驱车前往科西卡纳法院查阅卷宗。当地有很多人还记得这场悲剧。一名工作人员有些困惑，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对这样一个活活把自己孩子烧死的男人感兴趣。

虽然他在努力给自己找事情做，在日记里，他还是写道，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退化”。不再锻炼以后，体重也增加了。他质疑自己的信仰：“关心造物的神绝不会抛弃无辜的人。”他似乎并不在乎狱友攻击他。“一个内心早已死去的人，不会害怕”死亡，他写道。

随着信件的不断往来，她开始问他那场大火的事。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如果真的有人在房子里浇上了助燃剂，然后点了火，那么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吉尔伯特并不天真——她认定他是有罪的。她不介意给他安慰，但不是来帮他翻案的。

吉尔伯特去过法院后，就在不断思索威灵汉的作案动机。她也问过他这件事。他在回信中谈到了孩子的死：“我再也不想谈这件事了。在我的内心深处，它依然是一道深刻的情感伤疤。”他承认自己是个“不够格”、打老婆的丈夫——他感到很后悔。但是，他说自己深爱着孩子们，绝不会伤害她们。他说，当了爸爸以后，他就变了。他再也不鬼混了，“安分”下来，“成了一个男人”。大火发生前不到三个月，他还和斯黛茜回老家阿德摩尔登记了，办了一场小规模的婚礼。他俩之前一直没结婚。他说，检方抓住他过去的辫子不放，从火灾发生那一天起，就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恶魔”的形象。杰克逊检察官就是这么叫他的。威灵汉讲，他之所以把车开到了外面，是因为担心车跟房子一起爆炸，对孩子构成更大的威胁。

刚成为死囚那几年，威灵汉请求自己的律师大卫·马丁救救自己。“你都想象不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我身边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写道。

众多研究表明，证人对事件的回忆往往会随着背景信息的更新而改变。伊特利·德洛尔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深入研究过刑侦过程中的目击证人与专家证词。他告诉我：“心智不是被动接收的机器。只要你有了信念，或者期望，对信息的感知和记忆方式都会随之变化。”

威灵汉跟里奇·李·格林住过同一间牢房。后者是一名连环杀人犯，先把受害人阉割，然后活活捅死，其中还有一名十六岁的少年。（格林于1997年被处死。）威灵汉还有一名狱友，智商不到七十，心智只有八岁儿童的水平，之前被另一名犯人强奸过。“我跟你们提过的那个新狱友的事，记得吗？”威灵汉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他年纪不大，心智不全……监狱这一片区域还有一个家伙，是个孬种，特别可恨（一个月前跟我有过节的人就是他）。上上周，他在淋浴间里把[我的狱友]强奸了。”威灵汉说，他不敢相信有人会“强奸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男孩，太下贱了”。

莫纳甘证词的前后变化更大。在第一份证词中，威灵汉是一个深受打击、屡次犯险的父亲，要外人拉住才行。然而，调查员准备逮捕威灵汉时，他却说威灵汉当时过于情绪化了（“他的那种紧张感，就像是眼看着刚生下来的孩子死掉的母亲一样”）；他还说自己有一种“直觉”，觉得威灵汉“与起火有某种关联”。

基恩和欧根尼娅要走了：他们跟儿子只有四个小时的见面时间，可不能耽误。临走前，基恩说：“有发现别忘了告诉我们啊。”

这种案件已经成为了死刑反对派的“圣杯”，阴森的圣杯。斯图尔特·班纳2002年写了一本书《死刑》，他在书中写道：“一想到可能杀死无辜的人，人们就会反省是否应当支持死刑。有些人不太关心反对死刑的统计数据——比方说威慑作用不强，或者种族间差异较大——却对这种极端不公正现象可能会发生的个别案件感到深深的不安。”死刑反对派提出了几桩可疑的案件。1993年，鲁本·坎图因抢劫杀人被判死刑，多年后，此案的一名生还受害者告诉《休斯敦新闻》，他当年是在警方压力下指认坎图为枪击者的，尽管他认为坎图是无辜的。萨姆·米尔萨普是负责此案的地区检察官，他一度支持死刑（“我可不是那种狂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也说，一想到自己曾铸下大错，便感到忧虑不安。

欧根尼娅说，火灾前一天夜里，她跟托德通过电话。她和基恩准备两天后，也就是平安夜过去。托德跟她讲，自己、斯黛茜和孩子们刚刚拍了家庭合照。“他说‘我们收到你的圣诞节照片了’，”她回忆道，“他让安珀接电话，她当时正在跟两个妹妹说话。他情绪还挺好的。要是他有烦心事，我肯定能听出来。”

1995年，拉里·格里芬在密苏里州被判处死刑，罪名是驾车枪杀了一名毒贩。定罪的主要依据是一名惯犯的目击证词。此人名叫罗伯特·菲茨格拉德，之前是检察院线人，当时受证人保护计划庇护。菲茨格拉德坚称，自己刚好看到了这一幕，因为他的车抛锚了。格里芬被处决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庭辩护与普法教育基金会出资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名在本案中受伤的人坚持认为，开枪的人不是格里芬。此外，第一位到达现场的警官也怀疑菲茨格拉德是否真的目击了这一罪行。

基恩和欧根尼娅一边喝咖啡，一边向吉尔伯特表达感激之情，终于有人对托德的案子感兴趣了。基恩说，他的儿子不是完人，但绝不会杀人。

大家都知道威灵汉是“婴儿杀手”，所以招惹他的人不少。“监狱不是个好地方，就我这样的案子，他们根本不屑于怀疑。”他给父母写信说道。有一次，他想动手打一个威胁他的人。之后威灵汉告诉一个朋友，如果他没有奋起反抗，几个狱友早就“狠狠地揍他，强奸他，或者”——他的思路在这里断了。

1992年1月初，警方得出了威灵汉可能犯了谋杀罪的结论。之后的目击证词就越发负面了。在戴安·巴尔比最初的口供里，威灵汉被描述为“歇斯底里”，她还描绘了房屋正面的爆炸景象。但是，到了1月4日，火灾调查员开始怀疑威灵汉有罪之后，巴尔比就说他当时完全有可能回去救人，因为她在外面只能看到“房子里面在往外冒烟”，而且烟不是“特别大”。

威灵汉的家信越到后来越绝望。“这是个冷酷的地方，让人的心也变得如同铁石，”他写道，“我告诉自己，我绝不能让这里把自己变得更痛苦。但这很难。”他接着说道：“我来以后，至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人被[处决]。没有意义，又很残酷……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1996年，他写道：“我就是想知道，我有过一个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我爱她们，可我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结束。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一切都毫无价值……我来这三年半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人生是如此的毫无价值，孤独凄凉。”他写道，自从那场大火以后，他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在被一点点地抹去。他在牢房里存着孩子和斯黛茜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那么久了，那么遥远，”他在一首诗里写道，“那里的一切真的存在过吗？”

吉尔伯特拿到卷宗，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查阅目击证词时，她注意到了几处矛盾。戴安·巴尔比称，消防局来到火场之前，威灵汉从未试过往屋里闯。然而，她当时在打火警电话，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在现场。同时，她女儿布菲说，自己看到威灵汉站在门廊上砸窗户，显然是想救孩子出来。现场的消防员和警方都说，威灵汉发了疯似的想进屋。

死囚被关在大监狱里面的一个小监狱里，没有改造，没有教育，也没有技能培训。1999年，亨茨维尔监狱发生了多名囚犯试图越狱的事件，于是威灵汉与其他四百五十九名死囚就被转移到了安全等级更高的得州利文斯顿监狱。威灵汉被关在一个六十平方英尺的单间里，每天的放风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他想通过画画来转移注意力——用他的话说就是“画着玩玩”——还有写诗。在一首关于孩子的诗里，他写道：“你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吉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他解释说，这些诗不管多么粗陋，都完全是他真实的感受。“所以，对我来说，把这些文字拆开，单纯为了创意写作的目的去润色，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他说道。

然而，这些案件都没有提供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被处决了。2005年，路易斯堡检察官詹妮弗·乔伊斯收到了一份她口中的“有力”证据，可能表明格里芬是无辜的，于是重新调查了此案。经过两年来审查证据、与新目击证人交谈，乔伊斯称她本人及其团队确认“被处死的确实是犯罪者”。

一天上午，威灵汉的父母来看他。吉尔伯特就约他们先到监狱附近的一间咖啡馆见面。基恩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黑发中多了几根银丝，深色的眼睛也因为眼镜显得比平常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威灵汉家的人。欧根尼娅五十多岁，一头银发，随和健谈，跟丈夫的严肃克制形成了对比。他们从俄克拉荷马到得克萨斯要花六个小时，早晨三点钟就得起床了。他们住不起旅馆，所以当天晚上必须得回去。“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他们的累赘。”威灵汉在信中对吉尔伯特说。

2006年，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在一件堪萨斯案件中投票支持死刑判决（多数意见为支持）。斯卡利亚认为，在现代司法体系中，“还没有一件案子——一件都没有——被明确地证明有人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的罪行被处决的。要是近年来真有这样的案子，根本不用去专门找，无辜者的名字早就被喊到天上去了”。

吉尔伯特不确定该怎么看待他说的话，于是开始找相关人员问一些问题。“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疯了，”吉尔伯特回忆道，“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我的麻烦很简单，”威灵汉在一封1999年9月给吉尔伯特的信中写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努力阻止他们把我杀掉。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