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审判（第3 / 8页）

他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却在2003年12月接到通知，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的案子。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则法院通知，内容是：“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局长已指定行刑人……特此指示和命令其于2004年2月17日晚6时之后于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为该犯卡梅隆·托德·威灵汉执行本死刑判决，执行方式为静脉注射致死剂量的一种或多种药品。”

在终结辩论中，杰克逊称水坑状过火区域和泼洒形状为威灵汉不容辩驳的“证词”，被火焰刻在了地板上。他手持一本从火灾现场取回的《圣经》，引用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一句话：“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威灵汉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你们现在坐好了吗？”他先问了一句，才告诉他们这一消息。“我非常爱你们。”他说。

得州刑事上诉法院是出了名的死硬派，哪怕证据确凿也要维持原判。1997年，DNA检测证明，从强奸受害者身上采集的精子与罗伊·科里纳的不符。后者曾因此案被判处了九十九年有期徒刑。两个下级法院都建议重判，但刑事上诉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理由是科里纳可能戴了安全套或没有射精。时任该庭审判长的沙朗·凯勒表达了法庭成员的多数意见：“新证据不能证明犯人无辜。”2000年，乔治·W.布什将科里纳特赦。（凯勒最近被指控司法不当，理由是为了不让当晚要被处死的一名犯人临刑申诉，拒绝让工作人员在五点后继续工作。）

威灵汉礼貌地跟她打了招呼，看上去对她的到来很是感激。他被定罪以后，斯黛茜为他的获释奔走过。她给时任得州州长安·理查德写信说：“在孩子方面，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因此，我相信他绝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行。”但是，不到一年，斯黛茜就申请了离婚。来探望威灵汉的基本上只有父母，老两口每个月从俄克拉荷马州开车过来看他一次。“只有父母让我记得自己还是个人，而不是州当局描述中的禽兽。”他有一次这样对吉尔伯特说。

1997年10月31日，刑事上诉法院拒绝了威灵汉的令状。威灵汉又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份人身保护状，这次获得了临时批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新的机会，新的希望/躲过了一颗子弹，逃过了一日死期。”

她和威灵汉之间隔着一层有机玻璃。吉尔伯特一头棕色短发，散发着书卷气，有些不安地看着他。之前有一个狱友叫他“婴儿杀手”，于是两人大打出手。入狱七年以来，他与管教发生过一系列摩擦，时常被关禁闭，也就是“下地牢”。

威灵汉当时正处在上诉的最后阶段。他越来越焦虑，也越来越依赖吉尔伯特的案情调查和情感支持。“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机会，”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目标，一个希望。”

一个接一个地，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人都被送进了死刑室。有一个叫小克里夫顿·罗素的，十八岁，殴打并刺死了一个人，在遗言中写道：“天上的主，我的父，感谢你赐予我的恩典——我准备好了。”一个叫杰弗里·迪恩·莫雷的，绑架并枪杀了一名女性，在遗言中写道：“我爱你，妈妈。永别了。”还有一个叫约翰·费兰斯的，罪名是谋杀邻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皈依了主，说：“愿祂宽恕我的作为。”

她同意再来看他。几周后她回来时，他的感动是显而易见的。“在监狱里，外面的人从来不把我当人，一个妻离子散但还是坚持走下去的人，”他后来写信对她说，“但是，你回来了！我觉得，你大概还不知道你的到来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威灵汉跟一些狱友熟络了起来，哪怕他知道这些人身犯命案。2000年3月，威灵汉的朋友彭查伊·威尔克森被执行了死刑。他二十八岁，在抢劫珠宝店时枪杀了一名店员。后来，威灵汉在日记里写道，他感到了“自从孩子们死去之后从未有过的空虚感”。一年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也即将被处决——“监狱里少有的几个不被吹嘘之风裹挟的真正的人之一”——他死前想请威灵汉为他最后作一幅画。“天哪，我从没想过画一朵玫瑰会这么消耗心神，”威灵汉写道，“最难的地方是，你知道这是你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两人的会面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继续保持通信。他的来信中似乎包含着反思，很打动她，完全不是她预料的样子。“我是一个真诚的、有感情的人，”他写道，“不会编造自己的感受或想法。”他说自己以前是个封闭的人，跟他父亲一样。但是，他补充道：“失去了三个女儿……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生活，该醒一醒了。我已经学会了打开心扉。”

欧内斯特·雷伊·威利斯是威灵汉的狱友，两人的案子惊人地相似。1987年，威利斯被判死刑，罪名是在西得克萨斯纵火，导致两名妇女死亡。威利斯告诉调查员，他当时睡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一起来就看见了满屋浓烟。他说自己试着叫醒一个睡在别的屋里的女人，但是火和烟太大了，他只好退回来，在房屋烧塌之前从前门逃了出去。多名目击证人说威利斯形迹可疑。他把车开出了院子，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情”，这是一名志愿消防员说的。当局也怀疑过威利斯光着脚跑出来为何没有受伤。火灾调查员也发现了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等纵火的迹象。当局没有发现任何动机，但还是宣称威利斯——他之前没有暴力行为的记录——有反社会倾向。用检察官的话说，他是一个“恶魔”。威利斯获罪一级谋杀，判处死刑。

她穿过铁丝围栏和探照灯，在岗哨还被搜了身，最后进了一个小房间。几英尺外坐着一个杀了多名婴儿的罪犯，他穿着白色号衣，后面印着黑色的大写字母“DR”，是“Death Row”的缩写，意为“等待死刑”。左臂肱二头肌上有毒蛇和骷髅图案的文身。他身高近六英尺，肌肉强健，但双腿已经在多年的监禁生活中萎缩了。

随着两人友情的加深，他请求她保证，不会一句话不说就消失。“那简直是要我的命。”他对她说。

1999年的春季，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来找狱警，报上了卡梅隆·托德·威灵汉的名字。她也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她当时四十七岁，是一名休斯敦的法语教师兼剧作家，离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监狱。几周前，一个在反死刑组织工作的朋友找到她，鼓励她跟一个等待死刑执行的犯人做笔友，于是吉尔伯特就报上了姓名和地址。没过多久，威灵汉的回信就来了，笔迹潦草，字数也不多。“如果你愿意回，我很愿意与你通信。”他写道，还问她能不能来看看他。也许是出于作家的好奇心，抑或是一时冲动（她刚刚收到前夫患癌症去世的消息，心情很低落），她同意了。现在，她站在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一家老旧监狱的门前——在监人员管它叫“死坑”。

两人一起研究了线索和证词。吉尔伯特说，她会把线索发给里弗斯，然后由他跟进。然而，虽然他同情威灵汉，但似乎一直没什么进展。2002年，一所联邦上诉法院连听证会都没开就否决了威灵汉的令状申请。“现在，我要踏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威灵汉给吉尔伯特写信说，“该把事情都整理清楚了。”

陪审团讨论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一致得出了有罪判决。正如瓦斯奎斯所说：“火是不会撒谎的。”

有人提醒她，犯人经常会忽悠访客。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于是告诉她：“我是个简单的人。仅此而已。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一个被定了罪还想要操纵别人的杀人犯。”

威利斯后来找了个“厉害律师”，威灵汉不无嫉妒地说。詹姆斯·布兰科是纽约著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派他来代理威利斯的案子，作为公益工作的一部分。布兰科坚信威利斯是无辜的，为此投入了十几年光阴，事务所也花了几百万美元请火灾咨询专家、私家侦探、法医专家等协助。而威灵汉则要靠法院指派的律师大卫·马丁和他的一个同事来处理上诉的问题。威灵汉常常对父母说：“你们不知道，连辩护律师都觉得你有罪是什么感觉。”与许多死囚一样，威灵汉最后提交了一份关于律师能力不足的声诉。（我最近问了马丁代理威灵汉一案的事，他说：“完全没有理由推翻，判决是绝对正确的。”关于这起案子，他是这么说的：“天哪，怎么还有人琢磨这件案子！”）

吉尔伯特问他，用不用自己从自动贩卖机里给他买点吃的喝的，他拒绝了。“别误会，我不要这些东西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后来给她回信说，“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进监狱就是为了这种东西。”

威灵汉尝试过自学法律，阅读《律师决胜，法庭手腕：凭借技巧、智慧、艺术、勇气、手段和雄辩胜诉的案件实例》一类的书。然而，他跟朋友坦白说：“法律太复杂了，我根本搞不明白。”1996年，法院给他指派了一名新律师，瓦尔特·里弗斯。他对我说，看过威灵汉的辩护和上诉律师的表现后，他感到很震惊。他为威灵汉提请了州里的人身保护令，又称“大令状”。死刑的上诉流程极其复杂，十多年才走完也不稀奇，而在这个过程中，人身保护令是最关键的阶段。有了它，犯人就可以举出新证据，比如伪证、医学专家不可靠、鉴定发现有误等。但是，在死囚中，威灵汉这样一穷二白的人占了一大部分，他们没有能力去追查新证人、挖掘新证据，只好依靠法院指派的律师。根据非营利组织得克萨斯辩护服务的一份研究，许多此类律师“要么能力差，要么责任心差，要么忙不过来”。2000年，《达拉斯晨报》的一份调查表明，得州被判处死刑者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辩护律师是法庭指派的，而且这些律师曾经“受到州律师协会的警告记过、留档查看、暂停执业、吊销执照等处分”。虽然里弗斯的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他也没有重启调查的资源，而且他申请的令状也没有带来新的脱罪证据：在韦伯、目击证词、医学专家的可靠性方面都没有进展。焦点放在了程序问题上，比如审判庭给陪审团的案件说明中是否有错误。

他不想谈死刑的事。“我住的地方是地狱，”他后来给她写信说，“每当有人来看我，我都想从这里跑出去。”他会问她课上得怎么样，艺术创作怎么样。吉尔伯特是个写剧本的，他怕她把自己看得“扁平”了。他还为自己糟糕的沟通能力道歉，他现在很难分清监狱和外面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