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事件（第3 / 7页）

几天之后，我飞往爱丁堡。爱德华说要和我分享他的发现。会面安排在老城区边缘的一家酒店。酒店建在一座小山上，山上有几座中世纪城堡，笼罩在一层薄雾中。柯南·道尔当年跟随约瑟夫·贝尔博士学医的地方就在不远处。贝尔博士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原型之一。（有一次上课，贝尔拿着一个小玻璃瓶说：“同学们，这里面是一种强力药剂。尝起来非常苦。”接着，出乎全班的意料，他蘸了一点这种琥珀色的液体，放到唇边舔了舔。他说道：“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他那样的辨识力……我放进这种可怕的液体里的是食指，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最后舔的却是中指。”）

爱德华早就等在酒店大堂了。他生得矮胖，梨形身材，连鬓的花白胡须已经够夸张了，可同样花白的络腮胡子还要更胜一筹。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皱巴巴的粗花呢外套底下是一件V领毛衣，背着一个大双肩包。

在伦敦福尔摩斯协会，格林接触到了福学圈里有几十年传统的“伟大游戏”。这场游戏有一个虚假的前提：故事真正的作者不是柯南·道尔，而是忠实记录搭档功绩的华生。在一次贝克街小分队（格林也是其成员）的内部聚会中，有位嘉宾提到福尔摩斯是由柯南·道尔创作的。于是，一位成员勃然大怒，高喊：“福尔摩斯是真人！福尔摩斯是伟人！”别人告诉格林，如果实在避不开柯南·道尔的名字，他可以用华生的“文学代理人”来指代。这场游戏的困难在于，柯南·道尔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有四部，短篇小说有五十六部——福学爱好者称之为“圣书”——但其中不少是匆匆写就的，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因此很难被视为非虚构作品。比方说，在一篇小说里，华生的肩膀在阿富汗受了枪伤。但到了另一篇里，华生却抱怨起了腿伤。这怎么可能呢？因此，游戏的目标，就是用福尔摩斯式的逻辑来破解这些矛盾。类似的文本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伪研究领域，名叫“福学”——爱好者们的推断可谓巨细靡遗，从华生有多少任妻子（最少是一任，最多是五任）到福尔摩斯上的是哪所大学（不是牛津就是剑桥）。正如格林曾引用过的贝克街小分队协会创始人的那句话：“这么多人，写了这么多东西，读的人却这么少，这真是旷世未有。”

1975年，格林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专注于更严肃的学术研究。“圣书”有无数谜团，而格林后来意识到，最大的谜团却是一个从未在故事里出现的人——柯南·道尔自己。格林决心为他编纂史上第一部作品目录，涵盖柯南·道尔写过的一切：小册子、戏剧、诗歌、讣告、歌曲、未出版手稿、写给编辑的信件等等。他出去搜集素材时拿的不是公文包，而是塑料袋，就这样，让无数隐藏在历史帷幕背后的文献重见天日。

研究过程中，格林发现约翰·吉布森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于是两人决定合著。作品于1983年问世，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格雷厄姆·格林作序，是一本长达七百一十二页的大部头，几乎连柯南·道尔的一字一句都没有遗漏，甚至连手稿写在什么上面都有记载（“布料”“浅蓝色菱格麻布”）。目录完成后，吉布森回到了政府房产评估员的岗位上。格林就不一样了。他的家人之前变卖了部分产业，给他留了一大笔钱。于是，他决定以作品目录为起点，撰写一部柯南·道尔传记。

写传记的过程与破案很像。格林开始追索柯南·道尔生命中的每一步，仿佛它是高智商犯罪的现场。在整个八十年代，格林重走了柯南·道尔的一生，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1859年5月22日，爱丁堡贫民区。格林探访了柯南·道尔长大的环境：虔信基督教的母亲，爱做白日梦的父亲。（福尔摩斯早期的一幅素描插画就是柯南·道尔父亲的手笔，描绘了大侦探发现尸体的场景，见于平装本《血字的研究》。）格林还找到了柯南·道尔的学籍档案，一窥他的思想轨迹。比方说，他发现柯南·道尔先是在爱丁堡大学学医，之后受理性主义思想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a id="zw3" href="#zhu3">^[3]</a>影响——“福尔摩斯”这个名字无疑就是由此而来——放弃了天主教信仰，发誓“再也不会接受任何我无法证明的东西”。

八十年代初，格林开始在企鹅经典品牌下出版柯南·道尔研究丛书，主题是这位作家之前并未被发现的作品——很多都是格林亲自参与发现的。格林采用了严格精确的文风，注意力不再局限在福学爱好者的小圈子里了。里面收录了一篇一百多页的柯南·道尔小传，还有一篇深入剖析了短篇小说《隐身客》，这篇故事是柯南·道尔去世十多年后才在一个箱子里发现的，据他的遗孀和儿子称，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未公开的福尔摩斯小说。有专家怀疑它是伪造的，甚至怀疑伪造者就是他那两个花天酒地、永远缺钱的儿子。但是，格林决定性地指出，这篇故事不是柯南·道尔写的，但也不是伪作。它的作者是亚瑟·维塔克，一名建筑师，他把作品寄给了柯南·道尔，希望两人能合作完成。学者们用了很多形容词来描述格林的这些文章：“惊艳”“无与伦比”，以及——终极褒奖——“福尔摩斯式的”。

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位出现在小说里的大侦探。这份殊荣属于埃德加·爱伦·坡的奥古斯特·杜宾。但是，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是当时这个方兴未艾的文学门类（爱伦·坡称之为“推理小说”）最鲜明的代表。福尔摩斯是一部冷冰冰的人形计算机。一位评论家说，他是“一个追踪者，一个猎人，集侦查犬、指示犬、斗牛犬于一身”。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只是一个大脑，华生。身体的其他部分不过是附属物。”他秉承严格的科学态度，哪怕客户遭受丧亲之痛，精神也没有一丝波动。柯南·道尔几乎不谈福尔摩斯的内心世界；他完全是被他的破案手法定义的。总之，他是一个完美的侦探，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超级英雄，从他招牌的猎鹿帽和圆领斗篷中即可见一斑。

理查德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故事，然后又读了一遍。他本人思维严谨，正与福尔摩斯和他那能从一条看似无关的线索中得出惊人答案的“演绎法”相契合。在福尔摩斯初次登场的《血字的研究》中，他说道：“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以推想出来了。”从而为后来的推理小说奠定了叙事的规范。一位新客户来到福尔摩斯设在贝克街的事务所，这位侦探从衣着仪表中便能推断出来人的某些特征，让对方大吃一惊。（在《身份案》中，他猜测客户是一位近视的打字员，依据的只不过是她那“磨破的袖口”和“鼻子两侧的夹痕”。）客户叙述完难解的案情之后，就像福尔摩斯常说的那样：“好戏开场了。”福尔摩斯搜集的线索总是让故事的叙述者、普通人华生困惑不已，他自己最后却总能得出惊人的结论。但对他来说，也只有对他来说，这个结论似乎总是“很基本的”。在《红发会》中，福尔摩斯跟华生讲了他是怎样推断出一名当铺伙计在银行下面挖地道准备抢银行的。“我想到这个伙计是个摄影迷，还有他一下子钻进地下室不见了，”福尔摩斯说，他随后去见了这个伙计，“我没看清他的脸。我想要看的是他的膝盖。你肯定也注意到了，他的膝盖皱巴巴、脏兮兮的。他们谈到了挖洞的时间，剩下的唯一一点就是地道要通到哪里。我走过街角就看到了城郊银行，位置就在他们头顶上。于是，我就感觉案子总算破了。”

按照福尔摩斯给华生的建议，格林也努力练习如何在别人单纯“看见”的东西里“看出”点什么。他把福尔摩斯的破案规则当成教条背了下来：“在有资料参考以前，妄加揣测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不要相信总体印象，我的孩子，而要专注于细节”；“没有什么比显而易见的事实更具欺骗性的了”。

格林刚过完十三岁生日，就在当地的旧货拍卖会上买了一堆东西回来，放在博尔顿大宅昏暗的阁楼里。据霍桑说，阁楼里有一个“殉教堂”，传说里面闹鬼，曾经“有一位夫人住在这里，她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监禁于此并迫害致死”。尽管如此，格林还是在阁楼里组装出了一个奇异的景象，包括一架子的烟斗和一只塞满烟草的波斯拖鞋。还有一叠被刀子钉在壁炉架上的未付账单。还有一个贴着“毒药”标签的药盒；几个空弹夹和画在墙上的逼真弹痕（他后来说：“我觉得阁楼的墙可经不起真子弹。”）；一条蛇的标本；一个黄铜显微镜；还有一张煤气装修工舞会的请柬。最后，格林还在房门外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贝克街”。

根据柯南·道尔书中散落的蛛丝马迹，格林拼凑出了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公寓——一个非常精确的复制品，有时会吸引英格兰其他地方的福尔摩斯迷来参观。一位当地记者描述了爬上第十七级台阶——与书中描写的级数一样——时的激动感受；耳边还传来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录音：马车在路上颠簸的隆隆声，马蹄踏在卵石路上的嗒嗒声。到那时，格林已经成为了伦敦福尔摩斯协会最年轻的会员，这个协会的会员有时会穿上当年的衣服——高腰长裤和高顶礼帽。

已经有无数人在翘首期盼格林的柯南·道尔传了，于是他决心再接再厉。悬疑小说家伊安·皮尔斯说过，福尔摩斯的行为方式几乎与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出一辙：把客户隐秘的情结拼在一起。这是他的独门本领。1987年，格林针对发表于1924年的柯南·道尔自传《回忆与冒险》写了一篇书评，其中说道：“就好像柯南·道尔——这个性格和蔼，值得信任的人——对亲密接触有一种恐惧。他在人生自述中，把内在的他略去了。”

为了揭示这个“内在的他”，格林探究了一个事实：柯南·道尔极少对人谈起自己的事，特别是他父亲的事。他父亲患有癫痫，还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最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但是，格林越是努力了解传主，便越意识到自己对他的了解还有很大不足。概述生平，再来点逸事做添头，这可满足不了格林。他要完全、彻底地了解柯南·道尔。柯南·道尔早年写过一部悬疑小说，《外科医生格斯塔·菲尔》。在手稿中，他写到了一个把发疯的父亲关进笼子里的儿子。但是，这一段在正式版中被删掉了。难道是柯南·道尔亲手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的吗？福尔摩斯对逻辑的狂热是不是对他父亲疯病的一种反应？柯南·道尔在一首极其私密的诗《内室》中写道，他“有着不敢说出来的念头”，这又是什么意思？

格林想要写一部无懈可击的传记，事实环环相扣，没有一丝疏漏。他想要同时成为柯南·道尔的华生与福尔摩斯，既要叙述情节，又要破解谜团。但是，他也牢记着福尔摩斯的名言：“资料！资料！资料！没有黏土，如何烧出砖块？”他意识到，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追索失落的文档。

“谋杀，”权威柯南·道尔专家欧文·多得利·爱德华说道，“恐怕这就是证据指向的地方。”

吉布森告诉我，身在苏格兰的爱德华也在私下调查格林之死，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爱德华曾与格林共同阻挠拍卖会的召开。但是，尽管民意汹汹，拍卖会还是在格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个月后进行了。爱德华提起故友时说：“我想他对这些文件知道得太多了。”

虽然福尔摩斯面世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他获得的文学崇拜却是任何其他文学人物都比不上的。就像柯南·道尔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几乎是从一开始，读者们就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热情。福尔摩斯初次登场是在1887年的《比顿圣诞年刊》，一本专门登载劲爆小说的杂志。在大家眼中，福尔摩斯不只是一名虚构的角色，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至上信仰的典范。几乎是在福尔摩斯进入大众视野的同一时期，现代警察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医学即将把常见疾病根除，工业化也为消灭大规模的贫困带来了可能。实际上，他证明了理性的力量必将战胜疯狂的力量。

但是，等到格林降生时，科学崇拜已经让位于其他信仰，被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粉碎了，它们往往也运用技术的力量，但目的却是罪恶的。吊诡的是，这个世界越是不合逻辑，围绕着福尔摩斯的狂热就越炽烈。作为这个新教派的象征，福尔摩斯已经成了一个逝去时代的符号——就像格林说的那样，他成了一个“童话”里的人物。这个角色的人气甚至比柯南·道尔生前还要高，故事被改编成了大约二百六十部电影、二十五部电视剧、一部音乐剧、一台芭蕾舞、一部滑稽剧，还有六百部广播剧，催生了无数杂志、纪念品商店、游览路线、邮票、旅馆和主题游轮。

埃德加·W.史密斯，通用汽车前副总裁兼《贝克街杂志》首任主编。这份杂志专门刊载柯南·道尔研究论文。他在1946年写过一篇短文《我们为什么喜爱福尔摩斯？》，文中写道：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惩恶扬善、匡正时弊的冲动。他就是加拉哈德<a id="zw2" href="#zhu2">^[2]</a>与苏格拉底的结合，为我们沉闷的生活带来了崇高的冒险，为我们偏狭的头脑带来审慎的逻辑。我们没有做到的，他都做到了。那些束缚我们的，他都勇敢地逃脱了。

然而，与其他文学人物不同的是，有许多读者把他看成了真人。T.S.艾略特曾写道：“也许夏洛克·福尔摩斯身上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每次谈起他，我们总以为他是真实存在的。”格林本人也写道：“福尔摩斯是真实的人物……他有着超越凡人的寿命，不断地重返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