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审判（第4 / 8页）

与斯黛茜交谈过后，吉尔伯特又想到一个想要采访的人：强尼·韦伯。当年就是他在监狱里告发了威灵汉，目前关在得州的爱荷华公园监狱。她给韦伯写信，他说自己可以见见她，于是他们在监狱的会客室见面了。他年近三十，皮肤极其苍白，头剃得很光亮，目光游移，似乎浑身都在颤抖。一名见过他的记者形容他“紧张得就像一只靠在摇椅边上的猫”。韦伯九岁就开始吸毒了，判刑时的罪名包括但不限于偷车、贩卖大麻、伪造文书、抢劫。

吉尔伯特在与他聊天过程中发现，他似乎有偏执狂。韦伯透露，在威灵汉受审期间，他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1988年在监狱里受到性侵后一直如此；而且，他常受“心理障碍”之苦。在交叉审问下，韦伯称自己不记得一起几个月前认过罪的抢劫案。

韦伯跟她重复了在法庭上说过的话：他当时经过威灵汉的牢房，两人隔着递饭的窗口聊天，突然威灵汉崩溃了，告诉他是自己故意放火把房子烧了。吉尔伯特觉得有蹊跷。威灵汉在其他情况下坚称自己无辜，怎么会突然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狱友坦白呢？这说不通。据说谈话是通过对讲机进行的，看守都能听到——实在不是一个跟狱友袒露心声的好场所。不仅如此，韦伯还发誓说，威灵汉跟他讲斯黛茜伤害过一个孩子，放火是为了掩盖罪行。然而，根据尸检结果，孩子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瘀青或创伤痕迹。

接下来的几周，吉尔伯特继续追查线索。许多人——包括巴尔比夫妇——仍然相信威灵汉有罪。但他的几个亲戚朋友有疑问，执法部门里也有人持同样的观点。波利·古丁当年在俄克拉荷马负责监督威灵汉的缓刑生活。她最近对我说，威灵汉从来没表现出乖张或反社会的行为。“在我监督过的孩子里面，他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她说。贝姵·布里吉斯之前是一名法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多次在法庭中坐在威灵汉的“对面”，因为偷窃罪把他送进监狱。她对我说，她想象不出他竟然会杀害自己的孩子。“他很有礼貌，不是无法无天的人，”她说，“他的罪行都是因为一些傻事。偷的东西也都不值钱。”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威灵汉去过一趟古丁的办公室，骄傲地给她看斯黛茜和孩子们的照片。“他想让贝姵和我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古丁回忆道。

最后，吉尔伯特回到科西卡纳去采访斯黛茜，她同意去吉尔伯特住的旅馆见面。斯黛茜微微发福，双颊圆润而苍白，深棕色头发，刘海是用发胶固定住的，脸上化着浓妆。在记录这场谈话的录音带中，斯黛茜说，火灾之前几天没什么异样。她和威灵汉没有吵架，都在准备过节。虽然火灾调查官瓦斯奎斯记得暖气是关着的，但据斯黛茜讲，当时是冬天早晨，挺冷的，至少有一台暖气是开了的。“我记得把它关上了，”她回忆道，“我老是想，天哪，安珀不会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吧？”斯黛茜补充道，她不止一次抓到安珀“拿着东西靠暖气太近”。

威灵汉一直对她不好，她回忆说。他进了监狱以后，她就另找了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但是，她认为前夫不应该被判死刑。“我觉得他没干。”她哭着说。

在定罪审判过程中，只有保姆一人站出来为威灵汉辩护。但是，在量刑阶段，包括斯黛茜在内的多名亲属都请求陪审团留威灵汉一命。斯黛茜出场时，杰克逊厉声质问她，威灵汉那个“缠绕着毒蛇的大骷髅文身”是什么“意思”。

“就是个文身。”斯黛茜答道。

吉尔伯特拿到卷宗，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查阅目击证词时，她注意到了几处矛盾。戴安·巴尔比称，消防局来到火场之前，威灵汉从未试过往屋里闯。然而，她当时在打火警电话，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在现场。同时，她女儿布菲说，自己看到威灵汉站在门廊上砸窗户，显然是想救孩子出来。现场的消防员和警方都说，威灵汉发了疯似的想进屋。

1992年1月初，警方得出了威灵汉可能犯了谋杀罪的结论。之后的目击证词就越发负面了。在戴安·巴尔比最初的口供里，威灵汉被描述为“歇斯底里”，她还描绘了房屋正面的爆炸景象。但是，到了1月4日，火灾调查员开始怀疑威灵汉有罪之后，巴尔比就说他当时完全有可能回去救人，因为她在外面只能看到“房子里面在往外冒烟”，而且烟不是“特别大”。

莫纳甘证词的前后变化更大。在第一份证词中，威灵汉是一个深受打击、屡次犯险的父亲，要外人拉住才行。然而，调查员准备逮捕威灵汉时，他却说威灵汉当时过于情绪化了（“他的那种紧张感，就像是眼看着刚生下来的孩子死掉的母亲一样”）；他还说自己有一种“直觉”，觉得威灵汉“与起火有某种关联”。

众多研究表明，证人对事件的回忆往往会随着背景信息的更新而改变。伊特利·德洛尔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深入研究过刑侦过程中的目击证人与专家证词。他告诉我：“心智不是被动接收的机器。只要你有了信念，或者期望，对信息的感知和记忆方式都会随之变化。”

吉尔伯特去过法院后，就在不断思索威灵汉的作案动机。她也问过他这件事。他在回信中谈到了孩子的死：“我再也不想谈这件事了。在我的内心深处，它依然是一道深刻的情感伤疤。”他承认自己是个“不够格”、打老婆的丈夫——他感到很后悔。但是，他说自己深爱着孩子们，绝不会伤害她们。他说，当了爸爸以后，他就变了。他再也不鬼混了，“安分”下来，“成了一个男人”。大火发生前不到三个月，他还和斯黛茜回老家阿德摩尔登记了，办了一场小规模的婚礼。他俩之前一直没结婚。他说，检方抓住他过去的辫子不放，从火灾发生那一天起，就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恶魔”的形象。杰克逊检察官就是这么叫他的。威灵汉讲，他之所以把车开到了外面，是因为担心车跟房子一起爆炸，对孩子构成更大的威胁。

“他就是喜欢骷髅和毒蛇。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他只是——只是文了这么个图案而已。”

检方引用这一证据来说明威灵汉符合反社会人格的标准，还请了两名医学专家来证实这一理论。两人都没见过威灵汉。其中一个叫蒂姆·格里高利，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婚姻与家庭问题方向的，之前跟杰克逊一起出去打过野鹅，从未发表过反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他的主业是家庭咨询。

有一天，杰克逊给格里高利看了第六十号证物——一幅铁娘子乐队海报的照片，之前挂在威灵汉家里。他请这位心理学家给解读一下。“图里画的是一个被拳头洞穿的骷髅。”格里高利说，图片展示着“暴力”与“死亡”。他还看了威灵汉的其他几张音乐海报，“这是一个披着斗篷的骷髅，有翅膀还有斧头，”格里高利继续说道，“到处都是火焰——我想起了地狱的情景。还有一张——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画的是堕落天使……我见过行为与爱好之间的关联，有很多次。对死亡的关注。这种音乐听多了，就对可怕的行为产生了兴趣，这种事例有很多。”

另一名专家是詹姆斯·P.格里格森，一位司法精神病学家。他是死刑案件的常客，因此得了一个绰号：死亡医生。（一名得克萨斯州上诉法官曾经写道，格里格森一上场，被告就“赶紧写遗言，留遗嘱吧”。）格里格森说，威灵汉有着“极其严重的反社会倾向”，他简直是“无可救药”。在1977年的兰道尔·戴尔·亚当斯谋害警察一案中，他也为最后的死刑判决出了一份力，用的词都几乎一样。之前没有案底的亚当斯就这么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几年。然而，距离死刑执行只有七十二个小时的时候，新证据出现了，他被无罪开释。1995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三年后，格里格森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除名。协会称，格里格森曾多次“不经亲自询问即妄下诊断结果，而且在出任法庭专家证人时，声称自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涉案人员之后会继续进行暴力行为”。

吉尔伯特不确定该怎么看待他说的话，于是开始找相关人员问一些问题。“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疯了，”吉尔伯特回忆道，“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一天上午，威灵汉的父母来看他。吉尔伯特就约他们先到监狱附近的一间咖啡馆见面。基恩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黑发中多了几根银丝，深色的眼睛也因为眼镜显得比平常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威灵汉家的人。欧根尼娅五十多岁，一头银发，随和健谈，跟丈夫的严肃克制形成了对比。他们从俄克拉荷马到得克萨斯要花六个小时，早晨三点钟就得起床了。他们住不起旅馆，所以当天晚上必须得回去。“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他们的累赘。”威灵汉在信中对吉尔伯特说。

基恩和欧根尼娅一边喝咖啡，一边向吉尔伯特表达感激之情，终于有人对托德的案子感兴趣了。基恩说，他的儿子不是完人，但绝不会杀人。

欧根尼娅说，火灾前一天夜里，她跟托德通过电话。她和基恩准备两天后，也就是平安夜过去。托德跟她讲，自己、斯黛茜和孩子们刚刚拍了家庭合照。“他说‘我们收到你的圣诞节照片了’，”她回忆道，“他让安珀接电话，她当时正在跟两个妹妹说话。他情绪还挺好的。要是他有烦心事，我肯定能听出来。”

基恩和欧根尼娅要走了：他们跟儿子只有四个小时的见面时间，可不能耽误。临走前，基恩说：“有发现别忘了告诉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