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第2 / 7页）

1917年，工程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最后一次爆破终于完成了。人们现在可以在地下从曼哈顿一路走到卡茨基尔。市政府组织了纪念活动，但比科罗顿水渠完工时要低调多了。中央公园一座由该水库供水的新建喷泉打开的那一刻，大雨便下了起来。

“你能闻到吗？”吉米·瑞安问。

纽约市的第一座引水渠就此开工了。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科罗顿水渠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它在当时被视为建筑奇观。它开工于1837年，完成于1842年，长度超过三十英里，起止点分别为科罗顿水库和哈德逊河东岸，尺寸为八十七英尺，由砖块造成，优雅美观。水渠完工之时，全城教堂钟声大作，上千人涌上街头游行，穿过一座座新建的喷泉，欣赏太阳下闪耀的水光。日后出任纽约市长的菲利普·霍恩在日记中写道：“纽约市民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科罗顿的水……水！水！这美妙的音符响彻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群众带来欢乐与兴奋。”

但是，十二年后，城市用水再次供不应求，管线水压大大降低，三楼以上都供不到了。到了1882年，纽约城每周要迎来上千名移民。《纽约时报》呼吁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水”，还说“由于供水不足，家庭的健康……正在受到损害”。在前一个世纪里。纽约市对民生问题相当消极。现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却几乎成为了宗教性的信仰。1905年，乔治·麦克拉兰市长刚刚参加过纽约市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典礼，就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愿景：“开辟新的纯净健康的供水渠道。”许多人都将其视为谵妄。工程预计耗资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七亿美元——是全球最宏大的城市供水系统。1907年，麦克拉兰在动工典礼上宣称：“真正为人类历史进程带来永久变化的，不是大事件，也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每天在做的小事情。”

没过多久，上千名劳工来到卡茨基尔山，开始清理植被。根据宏大的《麦克拉兰法案》，市政府征用了两万五千多英亩土地，包括伍德斯托克以南肖肯地区的上百座住宅。一名法官对此颇有微词：“就算是全能的主也不会授予大天使这么大的权力。”九个村庄被拆毁，有些烧为白地，近三千名居民遭到驱逐，连坟墓都被挖开了。“树木被砍光了，村庄像梦一样消褪了。”《金斯敦自由人报》如是报道。

多座大坝建了起来，河水被引入卡茨基尔，雨水也被收集起来。整个高原盆地被淹没，形成了一个大水库；再加上其他几座水库，总面积几乎和曼哈顿岛一样大。在淹没前的照片中，肖肯地区辽阔青翠，几个月后，它就成了波光粼粼的大湖。

谈论输水隧道隐患的不只瑞安一人，只是言辞没有这么激烈。2003年春，我见到了纽约市环保局负责人克里斯托弗·瓦尔德，他负责输水隧道的设计运营。他的胸膛宽阔，留着山羊胡，看上去更像沙猪的一员，而非政治家。他说话时还总想往前倾，好像要起跳似的。“虽然大家不愿意承认，但隧道是有寿命周期的，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开始退化。”他说。特别是金属阀门，它们的强度会不断减弱，直到再也承受不住水压。瓦尔德说，先修的两条隧道已经年久失修，除非三号隧道投入运营，否则停水维修的风险实在太大。他补充道，老化的隧道距离垮掉还有一段时间——“眼前还不至于出事”——然而，谁也没法预测到底能撑多久。

其他人的看法更为悲观。一位环保局科研人员对我说：“部分引水渠的渗漏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另外，环保组织“河流卫士”于2003年发布了一份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部分地区，这一非凡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处于崩溃状态。”例如，在纽约州北部的工业城市纽堡，连接市隧道网的地下水渠已经有多处裂口，漏水量巨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大型落水洞。

许多专家担心，旧隧道系统可能会同时崩溃。“工程师们会告诉你，隧道出事不会是渐进的，”瓦尔德说，“而会是灾难性的。”一号隧道被认为是最脆弱的一环，一旦出事，下曼哈顿、布鲁克林城区、布朗克斯区的部分地区都会停水。如果引水渠出了问题，那就是全市大停水。“到时便无水可用，”瓦尔德告诉我，“治理不是一两天的事，要花两到三年。”

之前，市政府有时会安抚民众对纽约供水系统的担忧。但是，在2003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提出，老化管线“非常脆弱”，而且“如果一条引水渠瘫痪，全城便会毁于一旦”。安东尼·戴尔韦斯科夫参与三号隧道的项目管理工作已经有近十五年了，他也发声表示赞同布隆伯格的警告。“没有人知道，我们正面临一场潜在的灭顶之灾，”他告诉我，“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水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水龙头和消防栓里空空如也，广场上不再有喷泉，而是挤满了深受由烟尘与干燥散播的疫病之苦的市民——想象一下吧，就像查尔斯·爱因斯坦1964年发表的那篇未来主义小说《纽约干涸之日》一样。

与此同时，沙猪们凿穿山体，在山坡下打洞，建设了卡茨基尔引水渠。水渠长九十二英里，以肖肯为起点渐次降低，依次经过斯特姆国王山、怀特平原，然后从地下一千一百英尺的深处穿过哈德逊河。纽约新任市长威廉·盖诺称之为“史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然而，这还不是整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根据工程师的精心设计，渠水要流向扬克斯市的一座水库，然后进入另一条位于市区深处的隧道。该隧道要承受每天流过超过五亿加仑水的压力。接着，水要向上流，通过的管道越往上越细，最后从全市上百万个水龙头里流出来。1911年，纽约市一号输水隧道破土动工。许多人下去之后再也没能上来。长期工的日工资约为两美元。有一次，在这种压力之下，在地下一千两百英尺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暴乱，工人们用铲子和镐头互相攻击。

东河两岸的情形同样艰难。戴安·加卢夏在一本纽约输水系统史《流动的资产》中写道，在自然地下水的作用下，此地岩质相当疏松，于是沙猪们建造隧道的作业成为了将人活活淹死的陷阱。为此，工程师被迫在两岸分别修筑了一个沉箱，那是一种巨大的倒置箱型结构，在修筑布鲁克林大桥的地基时被率先采用，带有一定风险。沉箱由钢筋混凝土制成，边长约十五英尺，重达两千吨，只有底部开口。降入疏松表面后，沉箱内会注入压缩空气，将泥水挤压出去。沙猪们会坐在框里，通过钢制作业井，进入一个环境类似于潜水舱的气密室。空气泵入后，沙猪们会感到耳膜鼓胀，血液流向身体中央。许多人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待气密室内外压力平衡，沙猪们就会通过暗门爬进沉箱，站在齐膝深的泥中，把水底的淤泥用顶部开口处的桶运出去。工人承受的水压很大，一次最多干两个小时。在挖掘过程中，沉箱会缓慢下沉，自然地形成一道作业井。一名在布鲁克林大桥施工期间进过沉箱的工程师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脉搏一开始会加速，然后降低到正常速率以下。声音听起来模糊而不自然，说话也很费力。燃烧的火把、深深的阴影、嘈杂的锤钻链锯声、若隐若现的半裸人形，到处都有西西弗斯在徒劳地推着永远到不了山顶的石球。若是此时还有诗兴，一定会觉得这里便是但丁笔下的地狱了。”

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泄漏”的威胁，也就是沉箱外壁出现裂缝，原因是内外压力突然失衡，后果类似于飞机航行途中舱门打开，伴随着恐怖的尖啸声，就像水壶开了一样。人们只有几秒钟时间躲进气密室，否则就可能被下面吸进去。1916年东河地下隧道施工过程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故，当时是下午，三人被裂隙吞噬，其中两人死亡，生还者名为马歇尔·马贝，被间歇泉冲了上来，据说泉水有四层楼那么高。“我感觉自己被推进了洞里，”马贝后来对记者说，“我越是挣扎，周围的东西就挤得越紧，以前从没被挤得这么紧过。我都快窒息了。”

卡茨基尔工程造成的工人死亡数目不得而知，但是据1913年《松丘镇前哨报》报道，“每年约有百分之十[工人]死伤。记录在案的水渠工程各级事故已经超过了三千八百起……承担这项艰苦工作的基本都是外籍或黑人劳工。由于劳工的身份地位，死亡事故并未引起公众关注。”

然而，自建市以来，纽约长期缺水。虽然周围都是大海，但直到十八世纪，纽约的主要淡水水源都是下曼哈顿的一个散发着异味的池塘，名叫“集水塘”。人们会把自己的粪便倒在里面，有时还扔尸体。水的分发主要靠“茶人”。他们用大桶装水，走街串巷，惯于敲顾客竹杠。1785年，随着城市人口接近三万，《纽约杂志》向政府官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抱怨水源已经沦为“公用下水道”。一份日报宣称它“不仅恶心，而且致病”，接着还写道：“城市规模越大，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即便报纸发出警告说“倘若放任自流，瘟疫会让人口逐年减少，直到重视水源质量”，疾病已经在肮脏不堪的街道上四处传播了。1798年，黄热病导致两千名纽约市民丧生，小贩沿街吆喝着“大小棺材，随意挑选！”。1805年、1819年、1822年，瘟疫卷土重来。一名市民在当地报纸中指出：“纽约人就像寓言里面的富人一样。瘟疫之火吞噬生命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洁净的清水来滋润干咳的喉咙。”

1832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两名家住曼哈顿的儿童起床时感到剧烈腹痛。他们不能排尿，一直感到很渴，开始呕吐，皮肤泛蓝。第二天，他们都死了，又过了两天，他们的母亲也去世了。

亚洲霍乱到来了。这是一种极度痛苦的传染病，主要通过被粪便污染的水源传播。不到一个月时间，两千名纽约市民就丧了命，尸体颜色发蓝，手脚皱缩。超过十万名居民——也就是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逃去了附近的乡村。疫病平息时，已经有三千多条生命被夺走了。当时，一群医生来到这座城市，他们说城里“不断能听到恳求”的哭喊：“凉水，凉水，给我凉水啊！”

终于，市政府于1834年冬天承诺开辟新水源。然而，计划尚未实施，华尔街附近就爆发了一场火灾。当时河道封冻，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再加上风力强劲，于是大火蔓延开来。不到几分钟，大火就从证交所烧到了华尔街，接着是南街和前街，继续不停。（浓烟在费城都能看到。）大火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焚毁了近七百座建筑，城内抢劫大盛，政府不得已派军队进驻。大约三分之一座纽约城沦为废墟。一名目击者称它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还写道：“我的身体疲惫不堪，精神饱受摧残，头脑中满是写之不尽的恐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