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第3 / 7页）
“他们担心，要是继续转的话，整个系统都会完蛋。”沙猪工会的业务经理人小理查德·菲茨西蒙斯说道。
全球最大的供水系统在建设几十年后，终于暴露出了它的弱点，一个让整座城市陷入危险之中的弱点。“人们都吓坏了。”城市供水工程师道格·格利雷说道。没有办法把水关掉，不能到里面去修补裂隙，也不知道隧道的崩溃是否近在眼前。
后来，瑞安在工房里脱靴子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爷爷当年就是干这行的。”他把靴子并在一起，接着说：“他是1922年从英格兰来美国的。起初是在荷兰隧道里干，后来二号隧道开工，他就过去了。二号比一号的规模还要大。真的很惨。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自从一号隧道建成以来，纽约市用水量不断增加。到了1929年，日用水量已经比当年增加了三千五百万加仑，于是二号隧道开工了。一条从特拉华河引水的新渠建了起来。（它现在依然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长输水隧道”的保持者。）又是被淹没的村庄，被挖开的墓地。
吉米的祖父叫尼克·瑞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说吉米·瑞安跟他长得很像，但用吉米的话说，尼克有点“野”，话音里明显能听出来是打了折扣。尼克嗜威士忌如命，当时隧道里的工人经常喝这种烈酒。他基本没受过正规教育。跟他同辈的沙猪大部分是刚到的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西印度群岛。他们就有一套衣服，在鞋子上包上塑料袋就来上工了。供水委员会有时会把他们安置在营地里，还会教他们的子女读写，当地村民经常抱怨“这群外来的”。当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中，尼克他们队站在隧道里，头上摇摇欲坠的岩层只有几根木头撑着。尼克·瑞安戴的不是安全帽，而是有点像牛仔戴的那种帽子。1936年，尼克加入的“本地147协会”的一次早期会议纪要显示，会上警告大家，不要带手枪下井。
“就算是大萧条期间，大部分人也不爱干这些工作，”一名与尼克·瑞安在同家工会的矿工回忆道（记录在一部口述史中），“没人想到地底下，整天拿着铲子干活，然后到压缩气室里面去。我们这些人很不好对付，领导作风必须铁腕……他们会跟你讲，要么干要么滚。保险精算师会告诉你，活下来的都是最强壮的。”
尼克·瑞安的胸口剧痛，四肢僵硬，牙龈出血，还得了沉箱病。1937年，全家到处都要用钱的尼克·瑞安带着十八岁的儿子乔下井了。“我爸就是这么学会在地底下生存的。”吉米·瑞安回忆道。
“闻到什么？”
“炸药味。”
我们回到了三号隧道内部，看着沙猪们把碎石铲出去——用瑞安的话说，叫“弄走”。就在几分钟前，他们在我眼前引爆了炸药，湿润的空气中满是烟尘。很快，一切都被笼罩在了一片稀薄的黄雾之中。这些岩石连地震都无可奈何，现在却被炸到了周围的墙壁上。有些裂为两半，露出斑驳的云母，在尘土中发出美丽的白光，其余的黑色石头就单调多了。
目前工程处于初期，开凿岩石的方法和修建第一条输水隧道时差不多。用瑞安的话说就是“塞进去，炸了，然后清理”。这是一种重复的、暴力的仪式，没有日夜之分，时间的流逝早已被爆炸的震荡所取代。他们现在要把炸碎的花岗岩搬到大框里，由洞口的起重机沿着他们下井的路径拉上去，每次二十八吨。沙猪们各司其职。有搬运的，有插火药的，有打信号的，还有留在上面操作起重机的，负责把工具材料跟卷扬机连到一起的。布莱恩·索恩是一名资深的起重机操作员，他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门技术。我就是放得稳。上面的人会把东西正好送到下面的人的头顶上，让下面的人放心，这很重要。如果砸到人了，你不能说‘哎呀，不好意思’，那个人可就没命了。所以，你必须做到最好。”
多年以来，瑞安已经从搬运工升为了工头，也就是“走来走去的老板”，现在更是成了沙猪工会的主席，对整个团队负有很大的责任。一名同事给予了他沙猪界的最高称赞：“吉米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但是，瑞安在泥水中奋力穿行时，眼睛会从安全帽下向外瞟，有一点警惕。有的年轻沙猪刚要回忆差点丧命的往事，他就会扬起眉毛说“有些话不能讲”或者“你就爱胡说八道，是吧？”。有些人跟渔民一样，喜欢大谈海上的故事，瑞安不一样。他很少说起自己在地下的时光。轮班结束后，他就直奔皇后区的家，经常会脱下工服，换上鲜亮的高尔夫球裤，去林克斯式球场打一把，呼吸着清新的草香，挥舞着酸痛的胳膊，努力把球打进洞里。他妻子告诉我：“他从来不说隧道的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底下做什么。”
“好多年以前就是子承父业了，”一名沙猪告诉我，他的父亲当年跟乔·瑞安一起工作过，“爸爸拉儿子，哥哥拉弟弟，表亲拉表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说，这里真是英雄不问出处。有案底也没关系，只要能待在底下干就行。”
乔比他爸爸更矮小结实，人称“红瑞安”。他总是怒气冲冲的，不认识的人还会觉得他很吓人。他背负着重担——或许还夹杂着怨愤——为了帮助有时起床太晚、赶不及上班的父亲养家，乔放弃了维克森林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奖学金，下井当了工人。尼克·瑞安1958年去世以后，他儿子开过一阵子加油站，不过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地底——那里才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到了五十年代，纽约市对“纯净健康的水”的追求越发狂热了。这一次的触发事件不是人口爆炸，甚至不是大瘟疫，而是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的事情。
1954年，在大多数市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几名工程师下井关闭了一号输水隧道，以检查这座已经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设施是否需要维修。“想象一下，水龙头用了十年会是什么样，”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说，“这些东西已经连续工作几十年了。”
在井底，一根长长的铜杆从隧道里伸了出来，末端有一个转轮，作用是控制管线内部直径六英尺的阀门。但是，工程师们使劲转动手柄时，转轮颤抖着开裂了。“它承受的水压太大了。”瓦尔德说。
跟这门行当的一般情况相比，瑞安算不上迷信。他不戴护身符，也不会拒绝在13号或星期五下井。但是，他从来都很警惕。现在，其他人都在说笑，瑞安却一个人站着，静静地检查墙体，确认没有裂缝，不会导致大块剥落。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隧道尽头，那里放着一堆温度还很高的碎石。没挖这么深的时候，他们发现过很多东西：珠宝、武器、假牙、一箱钱币、一座殖民地时期的地牢。“下水管道里有时会看见老鼠，”瑞安说，“不过，这么深的地方就只有沙猪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小心摊开后，里面不是午饭，而是一盒万宝路。虽然烟尘已经很呛人了，他干活时还是成天叼着香烟——就像他喜欢读的老派推理小说里的侦探一样。在工友里，他似乎是独一份的。
有人在碎石边上搭了一把十英尺长的梯子，瑞安靠着香烟照明爬了上去。“来呀。”他说。等我到了顶上，他朝下指了指隧道，仿佛在说：来，好好看看。我看见十几个人在朦胧的烟尘中来往穿梭。下面传来杂乱的声音：镐头奋力砸向崎岖的岩石、钻开新的插洞、桶子来来往往，还有萤火虫一样迸发的火星。五个月的爆破清理，两班轮换着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工程师与承包商精心测量最快路线，即便如此，隧道还是只延伸了两条街：从第29街到第31街。但是，站在隧道一端的顶部看着另一端，岩壁上滴着水，到处是硫黄的光，我对隧道设计总算有了一点感觉。
“你觉得我们这个大工程怎么样？”瑞安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