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的冷雨（第3 / 11页）

我对被称作自然王国的小国哥斯达黎加心仪已久，便提议去那里旅游。那儿有喙似香蕉的巨嘴鸟，还有一种蜂鸟，翅膀窄小，飞行起来却异常迅捷，我非得亲眼见见不可。

“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雪子问道。

我拍了拍胸脯：“这一点你不必担心，好像非常安全呢。”

“好吧，那我们就到哥斯达黎加去吧。”

巴士摇摇晃晃地在山路上行驶着。邻座的雪子又在嘟嘟囔囔地说：“我们这回可真是倒了大霉啊！”而我只是垂头不语。

2

五年前，我被公司派往加拿大多伦多工作。我和妻子雪子听到这个调令之后欣喜万分，立马便在多伦多的北约克地区租了房子。

我们想赴海外工作的头一个理由是不愿在狭小拥挤的日本呆上一辈子。另外则是想去看看国外的珍禽。我从小就喜欢野生鸟类，甚至可以很自负地说，我几乎已经看遍了日本的鸟类。即使是山原秧鸡这样的稀有品种，我也曾有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因此我早已立志要好好看看国外的鸟类，好让自己耳目一新，增长见识。其中，加拿大更是我梦想中的国度，那里是大自然的宝库，珍禽异兽不计其数，就像一本自然百科大辞典那般丰富多姿。

话虽如此，刚到那里工作时，我根本就没有观鸟的闲情逸致。说不好英语，和下属难以沟通，大小错误接连不断。和客户谈判也常出纰漏，往往电话那头的客户已经有了怒气，我却浑然不觉，回话照旧含混不清，惹得对方更为恼火，最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搞得颜面尽失。那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打哆嗦。总而言之，我那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障碍。

也不知道是领悟了我的意思，还是雪子的演技奏效，司机终于让我们上了车。车上还有十余名乘客。他们起初都厌恶地瞪着我们，但听了司机的一番解释之后，便议论纷纷起来，还招呼我们坐到一张长凳上，无疑是在向我们表示同情。

“请问有哪位乘客会说英语吗？”我用英语问道，又用西班牙语把“英语”重复了好几遍。

人们都朝一位一脸寒酸相的大叔指指。他便抱着一个小篮子，战战兢兢地走到我们跟前。

“大叔，请问你会说英语吗？”我用英语问道。

大叔连连点头。

虽然我痛下决心努力学习，但也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才能自如地与人交谈，两年之后方能在工作方面应付自如。对方说个笑话，我也知道其可笑之处了。可烦心事还是不少。比如，我始终搞不清楚秘书格蕾丝成天在想些什么，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出神，回答我的问话时也是爱理不理的，好像大脑缺根筋似的。不过她倒也没出过什么大的差错。

“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不能随便打乱，否则说不定会引起什么大麻烦哦。”一位熟悉格蕾丝的女同事这么对我说，我也就只好由着她去了。

除了格蕾丝以外，住在隔壁的塔尼亚巴先生也让我颇为挠头。自从他儿子经营的小杂货店被其他中国商人的生意挤垮以后，他就恨上了东亚人。不管我跟他解释多少遍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这固执的老人就是不听。他还对日本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一旦我家的草坪长得稍稍越了界，他就要找上门来抱怨一通：“你们有赚钱的时间，难道就没有打理草坪的时间吗？这一带除了你们家，还有谁家的草坪像野猫脊背一样乱糟糟的？”

即便有种种困难，我们也终于渐渐适应了海外的生活。这边的公司经常休假，我们就在加拿大各地旅游，寻找野生鸟类，有时也到欧洲去玩。

五年过去了，总公司发来传真，让我做好归国的准备。我们心中沮丧，却又无可奈何，便商量着在回国之前最后找个地方好好玩玩。

“请问这辆车是开往圣何塞的吗？”

圣何塞是哥斯达黎加的首都，我们住的旅馆就在那里。

大叔再次颔首。

“这下就没事了，只要回到圣何塞就能想出办法来。”我用日语对雪子说。

大叔把手伸进篮子里，掏出糖块似的东西递到我面前，好像要请我尝尝。我说了句“不，谢谢。”摇头谢绝了。从他和乘客们的交谈当中，我判断这位大叔应该是一个在公交车上兜售廉价点心的小贩，干这种买卖大概需要会几句英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