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1 / 1页）
王民没有伸手接钱，脸露怒色，摆出一副“爷相”，说：“你这是在把我当二百五还是当叫花子，你犯下弥天大罪，五万元过得了关吗？算了，钱不要了，明天你等着稿子见报。”王民说罢，背起“割猪袋”包就要往外走。
常委们仔细审阅着拟任干部的名单，一名从省里下来挂职锻炼的县委副书记看到拟任名单上没有一个他“圈子内”的，特别是在拟任名单中有相当部分平时口碑甚差，工作平平，甚至还有“带病的”，这样，这名副书记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大家在交头接耳，对着名单指指点点，这时，只见副书记敲敲桌子，冷若冰霜地说：“我是一名不占编的挂职干部，用人问题你们可以避开我，但是，你们这样用干部也欺人太甚了吧！你们用什么样的人，用谁，我都不管，我来高云已有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我没有用一个干部，也没有建议用一个干部，但是，几个月前，我曾经与组织部黄部长打过招呼，卫生局的那个叫王民的政工科长很优秀，可以大胆使用。没想到，王民同志不在提拔之列，这是什么意思？”
“哎哎哎，王记者，坐下坐下，再商量、再商量嘛，何必发怒呢！”某官员神经紧张起来，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在咬牙切齿，诅咒王民天打五雷轰，出门没好死。
随着干部队伍的充实和扩大，特别是县委领导班子的增多，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在为着“自己人”考虑问题，在自己的“小圈子”或者自己分管的“口子”上照顾干部，甚至还有少数领导没有原则，任人唯亲，把有病的干部提拔上去，带来损失。这样的话，组织部的权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消弱，“任免干部”则成了花瓶，是程序中的事，重要岗位、含金量高的职位，非县委书记拍板不可。
经过推磨式地讨价还价，王民一次性从某官员手中敲到了三十万元。从那以后，王民更加肆无忌惮，以新闻为幌子，诈取了不少人的钱财。后来，全国各地清理整顿报刊杂志，整治记者队伍，一大批没有取得资格的野记者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王民们”在记者队伍中站不稳脚，便乖乖地另择他路，王民也回到原单位上班。“县委副”也是在那个时候见面多了相识的，王民巴结于他，欲在仕途上出人头地，以满足虚荣心。
根据综合资料和反映，王民加了一个通宵，把这名官员在工作中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细节写在新闻稿上，并发给了他的QQ和邮箱，还邀约他在宾馆见面。某官员在邮箱仔细审阅着，心里慌了起来：“这小子掌握的内幕真不少啊！”为安全起见，某官员答应在某宾馆与王民见面。
王民气急败坏地说：“好，算你有种，那我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王民心里露出一种胜利者的口气，阴阳怪气地说：“领导啊，为官者应要廉洁自律，不要欲壑难填。稿子你也看过了，事实摆在面前，假如报纸上一登，你的政治生命到此为止是小事，恐怕连命也要搭上去！”
钟祥云没想到省里下来的干部也是如此不讲原则，独断用权。王民是什么人，钟祥云早有所闻。多年前，王民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工资不够用，“逼上梁山”请长假到外面发展了，他凭借自己的文字功底，在省城一家杂报做聘用记者。这个社会，记者职业是吃香的职业，很多人羡慕有加，趋之若鹜，甚至有不少社会上的无业游民铤而走险冒充记者，在这个世界上吃香的喝辣的。人人想当记者，是因为记者是一个光彩的职业，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重。俗话说，记者见官大半级。只要是记者，上管天文、下管地理，无所不包。你可以与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面对面采访交流；也可以与平民百姓、流浪乞儿接触关注。所以，我们常说，记者是信息的传播者，是舆论的先行者，是监督社会、弘扬正气、维护正义、鞭策落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记者嗅觉灵敏，执着永恒，来无影去无踪，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任何一件事都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样的话，需要正面宣传的，必求记者；出了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缺点不足的，被人揪着辫子，需捂盖子消灾，必求记者；遭受社会不公、冤屈在身，需要出气的，必求记者……因此，记者在某种情况下是一个中性词，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防火防盗防记者。然而，利益的驱动，一些媒体和记者为猎奇或产生轰动效应，追名逐利，道德崩溃、底线失守。还有相当多的聘用记者，有人说是“野记者”，没有基本素质，没有取得资质许可，拿着鸡毛当令箭，到处挂羊皮卖狗肉，招摇撞骗，对采访对象或当事人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把记者的形象搞坏了。据说，“野记者”比真记者的收入高出了数十倍，他们的收入都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一年下来，十有八九都能成为百万富翁。王民正是抢着这一点而来的，他长期戴一顶遮阳帽，一副太阳镜，背个像割猪袋一样的真皮包，走机关跑企业，进社区跨商城，绞尽脑汁获取有用有效的新闻价值。他的“杀手锏”是，根据报料或者先在网上搜索查阅相关资料，尤其是曾经有过负面的资料，然后，底气十足地深入到某单位、某企业、某商城以及某官员之中采访，看看对方的表现和态度，他们大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以后的发展不想扩张事态，有的确实是“见光就死”的社会蛀虫，曝光后，后患无穷，“摆平”（送红包）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有一次，王民在《上海证券报》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及高干子弟的报道，披露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对此，他的心里是多么的不平衡，他感叹地自言自语：“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叫人无法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旧社会倡导并带头打土豪分田地，杀富济贫，安稳天下劳苦大众，最终赢来了胜利的曙光……”王民把“目标”对准了他们，真的还管用，收获不小。但也有一些不买账的，某规划局一官员是上级某一领导的亲信，加之自己的“黑幕交易”还没有授人以把柄，王民找到他，说要采访，并且将他“黑幕交易”的事笼统地点了一下，某官员不屑一顾、不以为然地说：“我向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你们这些没事找事的野记者老是捕风捉影，专门搞空穴来风，你给我滚远点！”
某官员心虚，他心想，到了这一步，自己就是失败者了，虎落平阳被犬欺，只有花钱消灾，息事宁人。“王记者，我们都是吃人间烟火的凡人，这样吧，稿子就麻烦你不要发表，我们交个朋友，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你就高抬贵手，你的辛苦费好商量！”
一般说来，组织部就是“帽子工厂”，专门为干部生产“乌纱帽”的，一旦组织部长把帽子做好，就基本定型，交给常委们过目讨论即可，只要没有大的原则性问题，十有八九都会通过，“验收过关”。组织部的权力是多大啊。曾经有一位组织部长荣调，在搬家时，有人从他的床底下捡到了几张发黄的便纸，纸上密密麻麻写着一长串花名，名单旁记载着每人在原单位的职务，并注明拟任的单位及职务，有相当的名单上涂涂改改，还像战斗地图似的，标上了“纵横交错”的箭头，张三、李四、王五……很多名字都是交换了箭头，原本去某单位任何职又用箭头转着去了另一单位。张三拟定书记，后来又改任局长；李四本来在一个大镇任党委书记，箭头上又把他标到一个小乡去任职。人们从这几张便纸中，悟出了许多道道，组织部长定盘子、做帽子多艰难啊，真是良苦用心、绞尽脑汁。这样说来，干部调整就是一张纸。难怪科级干部们常戏言，我们一张纸干部，党叫干啥就干啥。
“县委副”力求使用王民，钟祥云是不会答应的，提拔使用干部，是原则更是政治。
夜深人静，县委常委会像“拉锯战”，还在紧张地进行中。组织部将考察的结果和拟使用的干部整理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分发给了每一名常委同志。
“王民同志的使用问题，不是我们这次考虑的范畴，等到时机成熟，组织部考察周详再议，请王副书记理解。下面，请常委同志讨论下一人选……”钟祥云快刀斩乱麻，收拾场面。
“县委副”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钟祥云，不满情绪宣泄而出：“钟书记，我是外来的和尚，我承认在机关缺乏锻炼，不会念经，但是，在干部的使用上，我好好歹歹也是上级组织安排下来的县委副书记，我有我的权力。你们用谁我不管，用多少人我也不管，但王民同志一定得用。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他是有一定业绩的。”
“聪明，你不愧是见多识广的官员，有领导的魅力与风采。既然你这样诚心诚意，我王民也不是铁石心肠，都是肉长的心。我充分尊重你的意见，稿子不发表，你一切照旧。”王民窃喜。
黄部长不是省油的灯，他心想，你一个挂职的“过山虎”，不买你账又怎么样？你奈何得了我吗？接着，黄部长怒发冲冠地站起来，说：“王副书记有意见可以提，至于你给我打招呼提拔王民这事，我不敢苟同。组织部长是县委集体的组织部长，不是我个人的组织部长。我们考察组在对王民进行考察时，群众反映很不好。大家不信，我特意将王民的考察结果带来了，请大家传阅。”
某官员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信封，交给王民说：“这是五万元的辛苦费，日后彼此照应。”
黄部长知道“县委副”是在把矛头指向他，他也十分了解那个王民的情况。王民没有了年岁优势，总想抓住及机会上去，他曾经几次向黄部长送礼示好，但都“分量不够”未果而终。王民溜须拍马的招式县人皆知，他没有一星儿半点的政治品德，见风使舵，过河拆桥，落井下石这三个成语“粘贴”其中是再恰当不过了。“县委副”也是姓王，下来挂职后，官欲一直很重的王民攀龙附凤，与“县委副”走近了，而且亲密无间。高档烟酒、标致姑娘、沓沓票子隔三差五进贡，“县委副”折服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县委副”卖命为王民的提拔奔走，只是，黄部长借着理由，迟迟把王民压了下去，把他打进十八层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