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权力的背后（第1 / 3页）

这天周末，孟茹正打算去龙江市买两件换季的衣服，忽然接到丁伟民的电话，说有个重要的朋友想见她，要她马上过去。

丁伟民捞钱的手段和其他贪官们没有什么两样：一是逢年过节收受的礼金；二是替别人办事摆事接受的好处；三是发包一些关键工程取得的回扣；四是提拔任用干部得到的报酬；五是利用亲戚朋友办公司实体的方式，直接或者变相转移、侵吞国家财产。不过现在丁伟民变聪明了，他知道大面积收受礼金风险太大，也显得太张扬。尤其当了市长以后，一些小来小去的礼份子他都拒绝了，他想，要收就收大的，保密工作容易做，而且很“解渴”。

这不，恰逢丁伟民的父亲突然去世。丁伟民马上告诉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暗中操办，不要太张扬。可是，丁伟民是一市之长，市长的父亲去世怎么得了，不到半天工夫，天河市大大小小的人物都传了个遍。这下可好，各式各样的小轿车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丁伟民的豪苑花园。各局的局长、乡镇长、党委书记，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小干部，一个个穿着深色的衣服，表情凝重，那情景就好像他们死了爹一样。这让高明联想到每逢教师节，一些学生家长们给淑芳送钱送物的情景，淑芳不收，他们就会从门缝中塞进去，然后跑掉，害得淑芳没有办法。后来高明和单位中家里有孩子的同事们聊天，得知其实家长们也不想送，可是不送又担心别的家长送，然后老师会对自己的孩子不关心。高明不知道如今的社会究竟怎么了，也不知道谁定下的规矩，难道送了就一定会好吗？

既然已经有人送了，丁伟民当然不太好拒绝，尤其这丧事不比喜事，来吊唁一下也算人之常情。所以丁伟民指派了两个亲戚坐在大门的入口处，专门负责收受别人送来的钱物。一般吊唁的人来了之后，都要到门口处，先从桌子上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信封，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将钱款放入信封里封好，交给收款的人统一保存起来。在所有吊唁的人里面，顶数新任财政局长秦志峰的信封最厚，他甚至都没有将钱交给收款的人，而是趁人不注意直接给了丁伟民的太太。丁太太倒也不客气，将那信封迅速地塞进了衣服下面的大口袋里，一切做得熟练而自然。

丁伟民父亲的丧事刚办完，就有举报信飞到了龙江市纪检委。那举报的人懂得举报丁伟民这样的“大官”要到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但是令举报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龙江市纪检委收到举报信的当天，消息就反馈到了丁伟民的耳朵里，反馈消息的人不仅提醒丁伟民有人在告他，还委婉地表达了对他父亲去世的哀悼。

丁伟民依旧得势，得势的原因并非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失察，对其监管不力；也不是由于丁伟民伪装得好，以致人们对他的劣迹和恶行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丁伟民也确实在天河市打了几个“响炮”：首先，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别的县区不过是刚进行了一半，但是天河市却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上访告状的很多，但丁伟民的解释却似乎很有道理，他说：“改革嘛，总是要牺牲一部分人利益的，所以有一点反对的声音也是正常的，我还没见有哪个地区涉及改革，能够做到没有一点反对意见。”

高明发现最近妻子淑芳对他的态度有些缓和，尤其上次宴请了校长以后，高明在淑芳眼里似乎也并非一无是处。而在这之前，淑芳一直以为高明只是市委的一个小角色而已，没想到真正办起事情来也有些力度。

现在的淑芳，不但如愿以偿当上了一个快班的班主任，而且还被评为了市级优秀教师，她知道能够实现这一切高明功不可没。更让淑芳高兴的是，儿子乐乐也上小学了，这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点，脑子特别聪明，学习也认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淑芳想，从表面看，他们夫妻双方都有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在旁人眼里应该是很幸福的了。只是，高明出轨的事情在她心里始终都有个阴影，她无数次试图说服自己原谅高明，但结果总是不能如愿。这就好比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碎了，无论再怎样粘合也会存在裂痕。虽然淑芳明白，现在的男人没有几个不偷腥的，只要他能有点良心，就应该给他改过的机会。淑芳也相信能以自己的宽容和大度将高明再次拉回身边来。她深深地知道，高明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即便他对婚姻没了兴趣，也不会轻易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可以说孩子就是他心头无法割舍的一块肉。

可怜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高明会再一次和孟茹旧情复发，她天真地以为就凭她和高明结婚多年的感情，高明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而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显然只能导致淑芳在日后受到更深的伤害。高明不但又和孟茹走到了一起，而且有了上一次麻痹大意的经验，这一次较上次做得更加隐秘。自从又和孟茹好上以后，高明十分小心自己的言行，在家中尽力扮演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不但每天准时下班回家，而且对淑芳和孩子总是露出一副笑脸，就连腿脚也比以前勤快了许多，每遇到丈母娘生病，或者淑芳过生日等需要他表现的机会，他都绝对不会错过，总是想尽办法屁颠屁颠地去献殷勤。

淑芳满意了，她趁儿子不在，偎在高明的怀里问他：“你是不是良心发现了，最近表现这么好？现在知道老婆孩子多重要了吧，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的，只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外面的女人再漂亮也是白搭。”高明说：“我当然知道，你放心，以后不会了。”淑芳说：“那你要对我发誓。”高明说：“不用发誓的，如今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不为你着想还为孩子着想呢，以后真的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淑芳说：“不行，你一定要对我发誓，如果我再发现你在外面胡搞，就把你这东西割下来。”说完，淑芳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在高明的两腿之间捏了一把。高明实在是拗不过淑芳，嘴里只好应承道：“好吧，如果我以后再在外面找女人，你就把我的小弟弟割下来喂狗吃。”听高明这么一说，淑芳这才放心地笑了，将头埋在了高明的怀里。

高明怀搂着妻子，忽然有了一种担心：万一有一天淑芳发现了他再次出轨的事，会不会真的趁他熟睡时把他的小弟弟割下来？这样想着，高明不禁有一种冷汗直冒的感觉。

其次，关于新城区的改造方面，几届班子都遇到了阻力，而唯独到了丁伟民这届却进行得无比顺利。丁伟民一声令下，也不管是谁家的房子，也不管什么政策法规，需要拆迁的都先拆了了事，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也要等到拆完了之后再处理。这种铁腕行为换来的结果是，旧城区很快就被崛起的新城区所取代，市容市貌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

再次，无论天河市的财政多么困难，丁伟民也要保证干部职工按月足额开支，他甚至不只一次去银行或者上级部门筹款，因为他知道要在一定范围内培育一批支持者，尤其这些机关干部们是得罪不起的，免得他们每天清闲的时候嚼他的舌头。

丁伟民之所以能在仕途上走得这么顺，除了上述三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早年巴结了一些上层人物，而这些人依旧当权在位，理所当然地给他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对他起到了很好的庇护作用。

孟茹最近很是心烦，心烦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她认清了自己只是丁伟民的一个玩偶，别指望这个“老油条”会对自己付出什么真感情，尤其经历了上次的参赌事件之后，孟茹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只是丁伟民的一件衣裳，想穿就穿，想脱就脱，否则他也不会当着自己的面去和小倩风流，而把自己甩给了马老板；让孟茹心烦的第二个面原因就是，直到现在她也不能判断高明对她究竟是怎样一种感情。说高明真的爱她吧，凭借女人的细腻，她又觉得高明根本就没有想离婚和她一起生活的打算；说不是真感情吧，孟茹还是能够感受到高明与她在一起时候的用心用情，甚至他亲吻她时的样子，都能让孟茹体会到高明对她的怜惜和疼爱。

孟茹的内心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她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虽然作为团市委副书记，在很多场合也会有很多人吹捧她，但俗语说得好：鞋子穿在自己脚上，合适与否只有自己知道。每天晚上，当孟茹躺在床上，无比伤感地思索着自身的境况时，那种孤独和凄凉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孟茹甚至想着能有机会从这个肮脏的泥沼中拔出来，哪怕嫁给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过男耕女织的日子，她也认了。但现在看来，这可能吗？

丁伟民现在真可谓春风得意，越来越感受到了权力带给他的好处，整个天河市已经完全处于他的掌控之下，市委书记齐向天只做一些宏观性的工作，具体工作都由丁伟民来亲自操作，这就为他的弄权创造了便利条件。

作为一市之长的丁伟民，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不大好说的问题。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他丁伟民想做的事，在天河市基本上没有做不到的。他可以扶植一个新项目上马，也可以轻松地搞垮一个企业；他可以制定出台一项新规定，也可以随意废止一些对他不利的行文。

而丁伟民究竟为天河市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呢？丁伟民上任仅仅一年多，天河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明显放慢，下岗失业人数急剧增多，社会治安一片混乱。而且，天河市有限的财政资金都投向了一些政绩工程。牧业小区建了100多个，可成排的圈舍里面就是看不到牲畜，不是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而是老百姓根本就不给予配合。因为畜牧业生产也有风险，并不是猪牛羊养起来就一定赚钱，还要受价格周期、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老百姓禁不起太多折腾，所以他们不看准了绝对不会去冒险。再来看企业改制，虽然国家已经有政策支持一些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可以申请破产，但丁伟民所领导的天河市政府显然对企业改制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改制成本还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宣布一些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导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上访告状的下岗工人每天都围在市政府的大门口，黑压压一片，有的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下岗职工吃不上饭，饿死谁来管？”高明就曾经见过让他揪心的一幕：一次他去天河煤矿沉陷区下岗工人家中调研，其中一户住的是那种不到20平方米的土砖房，因为煤矿采空，地下塌陷，房子已经被撕裂了好几处口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高明进屋时，看到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正眯缝着眼睛缝补衣服，由于眼花，她缝得很费劲。旁边的小火炕上，一个七八岁大的小男孩正在午睡，那男孩的脸蛋红扑扑的，虽然有点脏，但他却睡得很香甜。尤其引起高明注意的是，那小男孩的身上不是盖了一层被子，而是罩上了一张吃饭用的四角炕桌。高明不解地问老大娘这是为什么？老人家叹了一口气说：“还不是担心房子会随时倒塌，我年纪大了，老筋巴骨的砸死了不要紧，如果砸着了孩子，我怎么向他妈妈交待啊！”高明这才明白。一瞬间，高明的心里难过得很。高明又问：“那孩子的父母呢？”老太太回答说：“孩子的爸妈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他妈，他妈为了养活这个家，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当姥姥的领着孩子，每个月靠捡破烂和孩子他妈邮寄的生活费为生。”老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高明的心里很痛，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街道办事处的随行人员告诉高明说，其实孩子的父亲在天河煤矿下岗后，因为生活所迫，参与了抢劫，已经被法院判了刑。孩子的母亲也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去南方某地做了小姐。随行人员轻描淡写的陈述却在高明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想象不出一个三十好几的女人做小姐能赚多少钱，他联想到那些在火车站附近几十元就陪睡一次的女人们，她们一个月要做多少次才能攒够孩子的生活费。这样想着，高明的心情忽然不好起来，他又转身回到了那户人家，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交到了老太太的手中。老太太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钱，对高明千恩万谢，差点给他跪下。

虽然天河市的老百姓们生活困苦、度日如年，但是一些官员们却生活得无比滋润、活赛神仙。他们出门就坐高档小轿车，动辄一顿饭就花去上千元。在他们眼里这车、这钱、这待遇，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他们这种倒行逆施，与老百姓的清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干群关系日益激化，上访告状的群众络绎不绝，各种揭发检举材料也像雪片一样飞向了各级纪检监察部门。

丁伟民和普通的官员不一样，他每天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自己今年都54岁了，也干不了几年了，最好趁着自己位高权重，再狠狠地捞一把，然后退到人大或者政协去养老。在丁伟民的人生观里，不管你采取何种手段，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你就是王者。别看丁伟民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他却经常捧起《厚黑学》研究一番，他认为做人只有心狠手辣才能另辟蹊径，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丁伟民甚至在心里计划着，等到自己退休了，就在南方沿海城市买一栋别墅，然后雇佣年轻漂亮的女人每天侍候自己，好好地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