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同志之间的战争（第4 / 12页）

姜超林冷冷地说：“你打也没用，我不会接。”

马万里说：“那就加大力度，继续调查，如果这十四万的线索不在烈山，那么，就把视野放开些，把调查面扩大些。但是，一定要注意掌握政策，无论如何都不要搞得满城风雨，平阳班子刚刚交接，大家都很敏感……”

文春明郁郁地说：“算了，不行我们都辞职吧，就让高长河这帮人折腾去！”

1998年6月28日9时 平阳轧钢厂

姜超林脸沉了下来，盯了文春明一眼：“春明，你是市委副书记、市长，怎么能这么不注意影响？对平阳九百万人民创造的这番改革大业，你当真就不当回事了？就算你不当回事，我姜超林还当回事呢！”说罢，从王少波那里要了支烟抽着，拨起了电话，“市委值班室吗，我是姜超林，给我找高长河，找到后请他打电话给我。”

孙亚东心情有些沉重，沉默了片刻，指示说：“钟处长，请你代表平阳市委告诉医院方面，对赵成全要像以前一样全力抢救，该用什么药用什么药，该享受什么待遇还享受什么待遇，一点都不要变！另外，你们绝对不能对赵成全搞疲劳战术，也不要讲任何刺激性的话，这个同志是老先进，是一步步干上来的，和耿子敬不是一回事！”

等高长河电话的时候，文春明又说起了平轧厂的事，“……老书记，如果高长河硬要把平轧厂的包袱这么甩掉，我建议人大从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提出议案，责问市委、市政府。”

这时，文春明也过来了，站在一旁听。

高长河指着空荡荡的厂房又说：“你看看，你看看，十二个亿呀，就这么不死不活地扔在这里，你何厂长就看得下去？就不着急？虽然说投资责任不该由你负，其他责任你就没有一点吗？所以我说呀，你这个同志要把精力放在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大事上，不要老想着个人的委屈。要说委屈，文市长不更委屈？文市长这委屈又说给谁听了？”

姜超林忘记了讨烟，一把搂住毛毛，对王少波说：“现在怎么能和‘文革’那种时候比？‘文革’是有大气候、大背景的，好人都受气！现在呢？不是这种情况嘛！”

何卓孝不敢做声了。

王少波一下子失了态，激动起来：“老书记，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呀？可我怎么和孩子说？说什么？更糟糕的毛毛还没说呢，毛毛找到了他们班主任老师，你猜老师怎么说？老师说：你敢保证你爸爸就是好人？烈山那帮贪官一个个不都抓起来了吗？滨海只怕也快了，不信你看着好了！”

正这么想着，省城钟处长的电话又打来了，把赵成全最新交待出来的线索汇报了一下，又说，这个案子对赵成全的刺激和压力都很大，赵成全的情况很不好，病情趋于恶化。

姜超林摇摇头说：“我看现在还不至于搞到那一步！”

因此，和马万里通过电话好久了，孙亚东还在苦恼地想着：我们今天面对的腐败现象真是太复杂、也太难查处了，有时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关系套着关系，利益联着利益，再加上有些领导干部既有私心，又有顾虑，纪检部门工作起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这时，高长河的电话挂过来了，开口就说：“老班长，你还真躲起来不管我们的死活了？好，这下子我知道你的根据地了，有事就往滨海打电话。”

本来，孙亚东还想向马万里汇报一下暗查平轧厂的事，可话到嘴边终于没说。这倒不是怕日后查不出厂长何卓孝的问题，而是不想把平轧厂的难题过早地交给马万里，引发出马万里和高长河的矛盾。

这时，高长河正和文春明一起在偌大的厂房里巡视，高长河一边走一边说：“何厂长，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市委确实是没做过这种决定或类似的决定，这一点你可以请文市长证实。至于说有没有人背着市委搞点名堂，我不敢向你打包票。我要强调的是，就是真有谁背着市委这么做了，你也要坦荡一点，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嘛！你急着辞职干什么？啊？心虚了？”

文春明听不下去了，桌子一拍：“这个老师也太不像话了，别说没什么事，就是真有什么事，也不能这么和孩子说话嘛！少波同志，你不要老想着自己是滨海市委书记，你还是家长，你到学校找去，问问这个老师想干什么？问问他，什么叫滨海也快了？！”

于是，高长河和文春明一到平轧厂，何卓孝马上把这一情况向高长河反映了，满腹委屈地说：“……高书记，市委怎么查我都可以，该立案立案，我能理解，可暗地里来这一手，厂里又有人兴风作浪，我就实在没法工作了。高书记、文市长，今天当着你们两位领导的面，我正式提出辞职。”

姜超林摆摆手：“少波，你不要去。这不是那个老师的问题。”

从副厂长牛千里这阵子的反常态度上，何卓孝预感到自己将面临一场风暴。昨天烈山一出事，厂里也谣言四起了，说是孙亚东和市委正在暗中调查他，他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没几天干头了。何卓孝发现谣言的源头在牛千里那里，便连夜把电话挂到文春明家，问文春明这是怎么回事？文春明断然否定，说市委绝没有做过这类决定，要何卓孝在高长河到平轧厂现场办公时，直接向高长河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