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1 / 2页）

女青年丢下他，不管他径直走了。

总书记跟贡开宸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总理又跟贡开宸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贡开宸的座车驶出中南海大门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六点多了。这时，张大康乘坐的那辆奔驰车也开进了马扬居住的那个住宅区。这是一幢陈旧的红砖住宅楼。由于夫人黄群一直还在大山子职工医院里当她的主任大夫，马扬调任省城经贸委副主任后，一直没搬家。

稍稍等了一会儿，张大康自己去敲门，并捏着嗓门儿，装作女声，叫了声：“马先生是住这儿吗？我是《环球青年报》的记者，您的崇拜者……”

“发生了一点儿紧急情况。军委的领导正在向总书记和在京的几位常委汇报。总书记请您稍等一会儿。”那位中年人把贡开宸领进那排高大结实而又特别宽敞的平房里，沏上茶，和颜悦色地解释。这一“稍等”，居然就是五个小时。大约等到夜里两点半，总书记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便来劝贡开宸，能不能到另一个房间的值班床上“稍稍地休息一会儿”：“总书记那儿，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不用不用。总书记和常委领导同志都还在工作，我这算什么？”贡开宸忙说道。是的，只论年龄，总书记和几位常委都要比他大许多，他是应该这么说的。总书记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笑着轻轻叹了口气，没再劝下去，只是拿来一个靠垫，让贡开宸使用，意思是让他半靠半躺在沙发上等候。毕竟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嘛！一开始，贡开宸还不愿半靠半躺下，但终究正襟危坐了四五个小时，腰背早已开始酸疼，于是勉强接过靠垫，枕在脑后，软塌下身子，把脚略略舒展开去，又看了一会儿《人民日报》，竟然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再后来，迷迷蒙蒙中似乎是听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声。潜意识告诉他，有人来了。他告诉自己，应该礼节性地起身应答，但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四肢沉沉的一点儿都动弹不得。反复跟自己挣扎，仍然没用。骤然间有人轻推了他一下，附在他耳旁说了句：“总书记来了……”他脑袋里嗡地一响，再一努劲儿，这一下，坐起来了。睁开眼一看，吓他一跳，总书记果然就在他面前站着，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道：“让你久等了。休息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会儿，好。”瞬间，他全清醒了，忙提议：“总书记，您休息一下吧？我再等一会儿……”总书记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向外指了指，示意他跟着一块儿去勤政殿，便先转身向外走去了。贡开宸赶紧镇定下自己，跟着走出那排高大的青砖平房，抬头一看，勤政殿前依然明晃晃的路灯下，那十几辆挂着各种军牌号的黑壳高级轿车，这时一辆都不见了。

还是没回应。他犹豫着去拧了一下门把手—门居然开了。他又捏着嗓门儿，冲着屋里头叫声：“马先生，我特崇拜您……”一边说，一边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屋里似乎没人。他又往里走了两步，突然身后有人用笤帚疙瘩顶住了他的腰，大喝一声：“你小子！”张大康回头一看，便大笑起来：“马扬，你狗日的！”喊叫的工夫，脚下却被满地的书绊了个趔趄，眼看晃晃悠悠地要往下倒去，手也张扬起来，把一大瓶带来作见面礼的法国香槟扔了出去。张大康几乎是绝望地叫了声：“酒！我的法国香槟酒！”就在那一大瓶价值千元的法国香槟“砰”然落地前的一刹那间，马扬一探身一伸手，却将它稳稳地抓住。但紧接着，他也被脚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绊倒，并且带倒了那一大片乱七八糟的东西。在稀里哗啦地非常可观地响过一阵以后，两个人便躺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

他也曾这样感慨过，也的确一直不忍心掉头他去……

有时候，他站在自己家那扇油漆已然脱落了的木质窗户前，眺望远近那一片片高矮不等、新旧不等且又朝向不一的屋顶，望着那些由屋顶和屋顶划分出的小巷，又由小巷和小巷构建成的市民生活领地，望着那些笔直的砖砌烟囱或在风中战栗着的铁皮烟筒，在烟囱之间低低飞掠过的灰色鸽群……然后他会继续往远处眺望。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那里有几个开掘露天煤矿所形成的大坑。这些坑，口宽少说也有一两千米，深达七八十米，或一百多米。坑壁向下向中间渐渐收缩，成倒圆锥状倾斜，默对苍天。最鼎盛时，火车和载重卡车齐头并进，日夜兼程，从它们袒露着的“腹”中往外运煤。至今在坑壁上还“残留”着一段段铁轨和公路的遗迹。而在常人看起来如此“宏伟”的铁路和公路，跟这些大坑放在一起，就像遗忘在巨人身上的几根生了锈的、变了色的铁制牙签或骨制牙签。这些坑真是巨大无比啊！要知道，这每一个坑都是人工挖出来的。几十万人的劳作，几十年的血汗，一旦骤然冷寂……雨急风狂，又何妨且当作朦胧秋月、几树惊鸦……

已然四十五六岁了的他，和张大康是大学同窗。当时，张大康是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校园里一颗极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则是学生会的一般干部。任何时候看到他，总是低着头，斜挎着一只装满了书的旧帆布书包，急匆匆去，急匆匆来，好像永远行走在借书、还书的路上。需要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也总是默默地对你笑一笑，一副憨厚木讷、少言寡语的样子。但谁都知道，他是张“部长”身边最得力的“高参”，“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倚马千言的刀笔吏”。临毕业前，张大康对他自己和马扬曾有过一段极精辟和到位的分析。

他努力说服自己。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佳的三人组合，如果有一天这三个人真能拧到一块儿，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们三人办不到的事。这三人，一个当然就是他张大康，第二人就是马扬，至于那第三位，“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说他了，暂时雪藏。”他说他张大康是凭着一股藏不了堵不死也压抑不住，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地从周身的骨节缝眼儿里往外冒的“活泛劲儿”在吸引和推动周围的人。“而马扬是用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不动声色地在聚合人、支配人。假如有一天，他要愿意出头露面站到队伍前边去扛大旗，那，比我厉害一百倍……”这是他对马扬的评价。

昨晚，他准时准点赶到中南海西南门。西南门的警卫已经接到内卫有关部门的通知，对贡开宸所在的那个车队的两辆奥迪车放行。车队快行驶到勤政殿前时，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郭立明看到勤政殿前已停放着十几辆挂有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总装等各大总部车牌号的高级轿车。他心里一“咯噔”，没敢出声，只是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贡开宸。没等贡开宸做出什么反应，一位中年人已走出勤政殿，并快步走到他们车前。贡开宸知道他是总书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忙下车来答应。在那位工作人员的指领下，两辆奥迪慢慢驶到不远处的一排高青砖平房前停下。

张大康进门前，马扬正坐在地上，捆扎着书。为防灰土，他戴着一顶用旧报纸做的帽子，还穿着一件蓝布工作大褂和一双特大号的军用翻毛皮靴，嘴里还在哼着门德尔松的一支什么小夜曲。那副老式的黑框眼镜老是滑落在高高的鼻尖上。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看起来特别的“滑稽”，甚至还给人一点儿“笨拙”的感觉。他熟练地开启香槟酒瓶塞，先给张大康斟了一杯。张大康笑道：“胜利大逃亡啊胜利大逃亡……没想到，精明如马扬之流的，居然也会有今天！那会儿我就跟你说，别逞能，别给中央写什么条陈。你小子就是不听。哗哗哗，六七万字，痛快，矛头还直指K省主要领导。马扬啊马扬，你真以为你是谁呢？”马扬端起酒杯，放到鼻尖前嗅了嗅，平静地一笑：“我没写条陈。这种说法不准确。”“那六七万字的东西是什么？”“看法。仅仅是一点儿个人看法而已。字数嘛，是多了点儿……但肯定不是呈给中央的‘条陈’……充其量也不过是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所约，写的一篇学术讨论性的文章而已。”“个人的看法在历史面前总是苍白无力的，如果你不顺从历史愿望的话……”“但历史的真谛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诗意地存在。”“哈哈，哈哈，好一个‘诗意地存在’。你就跟我玩海德格尔吧！”张大康大声笑道。

车子围绕着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慢慢地行驶着。车内光线很暗。神情沉重、愈显疲乏的贡开宸深深地陷坐在宽大的后座里，透过深色的车窗玻璃，凝望着广场上的一切。

马扬不说话了。他常常这样，觉得自己已经把观点阐述清楚了，便会及时地从争论中撤出。保持适度的沉默便是最有力的雄辩。他还认为，必须留出足够的余地，让对方自己去思考。唇枪舌剑，只能把对方逼到无话可说的绝境，但问题最后的解决，还是要靠对方自己在思考中去完成。

准确一点儿说，这时候，贡开宸乘坐的那辆黑色大奥迪车此时刚驶出中南海的西南大门，正沿着那道威严肃穆、由于太古老而经常需要修缮上色的红墙平稳地往南行驶，出府右街街口，从中共中央宣传部那幢古色古香的办公大楼一侧往东拐，便驶近了天安门广场。贡开宸轻轻对司机说了声：“绕一绕。”司机会意，便从容减速，拐弯，离开了照直去机场的那条大道，向广场一侧的大马路驶去。这也是贡开宸的一个习惯：每回进京开完会、办完事，临走前，总要让自己的座车绕天安门广场走一圈儿。他并不忌讳这样一种说法：朝拜。他就是要“朝拜”。说起这“朝拜”，那还是他刚被正式任命为K省省委书记时发生的事。当时，他第一次以省委书记的身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很急，大概是正式任命下达后不到两个星期吧—这是什么样的两个星期啊：各种汇报，各种会议，各种人来敲门，各种内部情况、请示报告一摞一摞地堆放在办公桌上，都是最紧急的、最重要的、最刻不容缓的……都是最需要您知道、处理、圈阅、批示的……每天几乎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到临飞北京前的那天晚上，刚从尚志河工地上赶回来，又得去听取省文化厅和广电厅的联合工作汇报。会议结束，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焦秘书（当时那位秘书姓焦）却来告诉他，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师要见他。他愣了一下，嘿嘿一笑道：“这个时候？年近七旬的一位老教师？要见我？谁呀？”不一会儿，焦秘书果真把一位老教师带到了他面前。这位老教师在省委大楼的一楼大厅里已等了他整整一夜。他上前仔细一看，认识，多年前在山南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结识的一位“老朋友”，山南县城关中学历史教员、县政协委员，一位生性散淡而又博学的“奇士”，专习盛唐和晚清史。“奇士”上课从来不带课本或讲义，只是把身子往讲台上一靠，双肘支在台面上，便侃侃说开。贡开宸推荐他进县政协，还真费了点儿劲儿。费劲儿之处不在别处，而是老人本人不愿意当什么“委员”。老人家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幅七尺中堂，敬录的是韩愈弟子李翱的一首自述诗，诗云：“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山水在瓶。”好一个“云在青山水在瓶”！老人听说贡开宸荣任省委第一把手，早就想来跟他说说话。那天晚上他给贡开宸带来两个古色古香的“折子”。“折子”的封面封底都用深蓝色棉布黏糊而成。一个“折子”里抄录曾国藩日记中的一段话，贡开宸打开看后，觉得并无新意，无非就是“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之类的老词老调。另一个“折子”倒有些蹊跷，是从《资治通鉴》里抄了一个故事。那故事讲的是唐僖宗中和四年七月，黄巢起义失败，有人砍下黄巢的脑袋献给僖宗，一并献上的还有黄巢家人的首级和他的一群姬妾。僖宗当时为避战乱逃到四川，便在成都罗城正南门城楼上接收这些“贡品”。他责问那些姬妾：“你们都是大唐勋贵的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姬妾中一位为首的心里不服，回答道：“国家以百万之众，都没挡住黄巢的进攻，而‘失守宗祧，推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问得僖宗心里耿耿的，恼羞成怒，便不再追问，强令将她们斩首。消息传开，城里的人都挺可怜这些女子，纷纷拿酒来给她们喝。大多数姬妾于是都“悲怖昏醉”了，唯独那个为首的“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折子”抄录到这儿，戛然而止，一句笺注类的话都没说。贡开宸看完后，虽然也有相当的感触和感慨，但总觉得故事没了结似的，怅怅然不明白，老人不惜奔波数百里，苦等大半夜，拿这么一个故事来“教育”他，所为何来，似乎南辕北辙、张冠李戴，此举有一些不得要领。在随后的寒暄中，老人得知贡开宸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去北京，忽然又郑重地提醒他，此行无论如何要挤出点儿时间到天安门去转一转。贡开宸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笑道：“我又不是第一次去北京。”老人却凛然正色道：“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贡开宸了。以‘封疆大吏’之身，再去拜谒天安门，你会获取另一种人生感悟的。”贡开宸淡然笑道：“上天安门去转一圈，就能获取‘另一种人生感悟’，有那么简单的好事吗？”言语间已经流露出隐约的嘲讽和不耐烦了。对此，老人略微愣了一愣，便不再说什么，神色却渐渐黯淡，只待了一会儿，便弓起腰，收拾起他那个老式的人造革手提包，苦笑着长叹口气道：“那……那也只能那样了……”随后便坚拒了贡开宸已经给他安排好的宾馆住所，肃然告辞。贡开宸随后到北京，进入会议程序，那样的隆重、紧张和繁忙，自然把老人的提议完全忘了，完完全全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开完会，又抽空去拜访了中央几个主要部委的主要领导（大概也有“今后请多加关照”的意思在里头吧），随后又踏上返程之路，至此，他都没想到要去拜谒一下天安门。直到车子驶近了广场，还是焦秘书提醒了一句：“不去看看？”其实，焦秘书的这个“提醒”也有一点儿调侃的意思，并没当真。“看看？看啥呢？”他当时一愣，然后似乎想起了什么，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应和道：“看看……就看看吧！”没想到，这一看，果然非比寻常。对于天安门，他绝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第一次以统领七千万人大省的第一把手的身份，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再一次踏上这个每一寸地砖上都曾灼烧过，并正凝聚着中国历史大部分意味的广场时，他胸臆间猛地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超升的感觉，一种气吞天地的冲动……又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凝重和沉重。刹那间，他恍然大悟，那一晚，老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给他点明两个字而已，那便是“责任”二字—面对历史变迁，千秋功罪，“公卿将帅”们应负的“责任”啊！于是，他惶惶然地把目光从广场周围那几座巍峨高大的建筑上降落下来，落到了在广场中间蠕动着的那一群群灰蒙蒙的人堆上。他知道，这里一定有从K省来的“平民百姓”。他们来这里融合，踏寻。他作为他们的“一把手”，将带给他们什么呢？他感到自己的心在一阵阵地紧缩，刹那间，的确有一种背负生灵，俯瞰大地，扶摇直上九天的感觉，也就是从那一回开始，每一回赴京，在离京前，贡开宸总要让座车绕天安门转上那么一转—慢慢地，认认真真地，转上那么一转。不同心情中，不同处境时，他总能从这“转上一转”中，获取某种精神慰藉和提示。

总要改变一点儿什么吧？总要付出一点儿什么吧？

住宅楼的走廊里光线暗淡，张大康几乎是摸索着往前行走。到处堆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旧床板、草席卷、老式的儿童推车、蜂窝煤堆、破自行车轮，等等，所以他不时地碰响了这个，又碰响了那个。好不容易找到马扬家门前，为了核实门牌号，他打亮打火机。这时有个挺时髦的女青年袅袅娜娜地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爱恶作剧的张大康忙上前，低声地对她说了句什么。女青年疑惑地、警觉地瞟了他一眼。他忙向她讨好似的做了个恳求的手势。女青年无奈地笑了笑，走到马扬家门前，敲敲门，叫了声：“马主任在家吗？”

实施这次“调动”，当然跟他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的那份六七万字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落笔前，他就很清醒，该材料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最终都会得罪一个人—贡开宸。身在K省，却把贡开宸得罪了，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马扬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马扬曾反复考虑过，要不要写这份“后果肯定严重”的材料。有一阵子，他很犹豫，很忐忑。他几次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两位资深研究员，想请他们能允许他“不写这样的一份材料”，并希望他们能真切地理解、同情他的这个“不写”……但几次话到嘴边，他都没说出口，并把它们一一“咬碎”，咽回肚里。他反复问自己：有这个必要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些资深研究员诉这种苦吗？他们什么不清楚？什么不知道？一切就看你自己到底想怎么对待这个似乎充满变数，似乎多灾多难，却又似乎让人尚可寄予一线期望的时代……就看你究竟想做什么！

叫罢，回过头来看看张大康，似乎在询问，喊这一下够了吧？张大康示意她再叫一下。她于是再一次拍了拍门，又叫了声：“马先生在吗？”但门里并没回应。

但今天张大康来敲他住宅门时，他却正在为搬家事宜而忙碌着。不是往省城搬，而是要搬出K省，搬过长江，逶迤五岭，演一出新时期的“胜利大逃亡”。也就是说，他终于觉得自己必须调离K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