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颇受内地富豪偏爱的香港四季酒店（第3 / 3页）
现在的问题是，柳林也好，专家也好，都故意抛开一些判决已经确认、柳林一方承认的基本事实，妄下结论。这是典型的庭外开审，言论结案，是以操纵舆论的手段，达到颠覆法院权威审判结果的目的。它的可怕之处在于挑战法律的尊严，这对于社会心理和法治现实，都是十分危险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记者：柳林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字里行间对于你的背景提出许多质疑，还说自己远走海外，是因为担心遭到你的报复。
张贵明：柳林为什么走？据我所知，是因为一批有正义感的老干部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懈地实名举报他侵吞国有资产一事。另外，柳林的生活作风很不检点，家里有老婆，又和当地电视台的主播搞在一起。后来老婆买凶杀人，把女主播捅死了。柳林惹上人命官司，心里怕得要死，这才是他远走他乡的原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自己读书有限，多年来就凭着刻苦踏实走到今天。真如柳林所说，我黑白通吃，能量惊人，还用得着打官司，还会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记者：柳林一方认为，老干部持续举报的背后，是你在支持。
张贵明：这样的谎言根本不值一驳。柳林被老干部联名举报侵吞巨额国有资产，是从2003年开始的，我和他2005年才有经济往来。你觉得这说得通吗？这不仅是对我的污蔑，同时也是对几十名老干部的不尊重。
记者：根据柳林的说法，当初你们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矿山。但是日后能源价格暴涨，你便见财起意，把合作开发变成独自开发，用各种非法手段侵吞了他的股份。真相是这样吗？
张贵明：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造谣，说难听点就是胡说八道！说实在的，我这人做生意这么多年了，不管是赔还是赚，我都会讲信用，绝对不会出尔反尔。当初，我的确与柳林签署过合作协议，共同拥有矿山股份。按照这份协议，柳林应该向矿山注资五亿元。可实际情况是，他仅在签署协议后一个月内，向矿山投过五百万元。此后无论我如何追讨，他都不肯投钱。分明是他违约在前，怎么还好意思再来主张股权？
柳林到了美国之后，我又与他通过好几次电话。我在电话里说：“老柳，按照合同你可违约了！不仅股份没有，甚至先投的五百万元，都得作为违约金被扣下。但念在朋友一场，我也不想收你违约金。合同就作废吧，五百万元我也一分不少地还给你。”柳林答应了这事，我也很快把五百万汇给了他。
记者：为何柳林现在会提出异议？
张贵明：他的想法是什么，你们应该去问他！不过我个人猜测，他才是真正的见财起意。这几年，矿山发展势头不错，尤其是去年，我们与北京的科研院所合作，勘探出了一个全新的矿藏。按最保守评估，这座矿山的价值都已超过一百亿元。柳林没料到我们能勘探出新的矿藏，因此后悔当初退出的举动。
记者：此次股权争夺事件发酵之后，网上出现许多对你的举报，有人说你涉黑，还有人说你伪造证件。
张贵明：网上大量出现有关我的负面言论，究竟是网友自发还是有人幕后操纵，我没有证据不敢乱说，相信社会上的明白人一看便知。我是一个商人，并非完人。得益于党的好政策，赚了一点钱之后，的确干过一些糊涂事，后来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比方说，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去澳门赌博，可由于自己名声大，不想用自己的身份证去澳门等地，就办了假身份证。用了两次后，我觉得此事不合法，就交回去了。我没有用这个身份证干过任何违法的事情。后来，我主动去省公安厅接受了处罚。
犯过的错我不抵赖，但有些别有用心的指控，我必须澄清。说我涉黑，简直是天大的冤枉。这么多年，不要说涉黑，甚至跟人打架的事我都没干过。更可笑的是，一个老婆买凶杀人的人，居然说我涉黑？我始终相信法律，认为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我及企业的合法权益一定会得到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也一定会得到维护。
记者：如果可能，你有什么话想对柳林说吗？
张贵明：没有这种可能了。真要是见面，估计也是无言以对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十分心痛。过去与柳林之间，既有生意上的合作，私人之间的友谊也不错。可是，一座价值上百亿的矿山就像一面照妖镜，把人性的阴暗面都给照出来了。
这就好比柳林最初投资了一只“鸡蛋”，但无力孵化、饲养。后来，他彻底放弃，把鸡蛋卖给了我。最后小鸡破壳而出，成长为一个即将大量产蛋的母鸡。这时柳林宣布，这只鸡是他的。
法院一审时，柳林没有出席庭审，他只是委托律师出庭。但我又给他打过电话，我说：“老柳啊，趁着法院审理，咱们当面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他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听法官的。”现在判决出来了，他又不认账了，上诉弄什么二审。
记者：这次股权争夺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法律专家，也对案情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似乎对你不利？
张贵明：我注意到了部分专家学者的表态。我也曾就这件事向这些专家去过书函，敬请他们也能听听我的意见，以对自己的言行和身份地位负责任。但他们均保持缄默。这其中的隐情，我不愿多说，更不愿意多猜。但对我来说，态度和做法始终是光明磊落的。
我是泥腿子出身，柳林以前是政府官员。从掌握社会资源的能力来看，我绝对甘拜下风。柳林回到香港以后，就积极联系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利用自己的职业条件，尤其是与法院系统熟悉的便利，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意见。这个情况我们虽然知道，但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