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的土地 （斯洛文尼亚高地）（第1 / 6页）
在这样的景观之中，美丽与恶行是什么关系？在这儿，享受快乐是可能的吗？负责任的吗？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是怎么写的？“我认为无辜的景观是不存在的……”<a id="noteBack_120" href="#note_120">[6]</a>我想起基弗画中的德国森林，遮天蔽日的林地往往令观看者头晕目眩，深陷其中，林中发生过的残忍的事滋养了那里的树木。高大的松树下面是累累白骨。基弗眼中的欧洲承载着深植于历史中的愧疚与伤痛。基弗渴望大地身上的圣痕能免除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救赎，但又认为这种渴望终将落空。<a id="noteBack_121" href="#note_121">[7]</a>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中欧南部的石灰岩地区——从白云石山脉下的康西格里奥高原一直深入到当时的南斯拉夫境内——曾是残酷的战场。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遭轴心国入侵，意大利占据斯洛文尼亚南部和卢布尔雅那，匈牙利控制了普雷克穆列地区，纳粹德国则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北部和东部。很快，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些新占领区内开展种族清洗，遣散、驱逐、再安置，甚至屠杀了数千斯洛文尼亚人。
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真正的高峰慢慢出现在地平线上，群山透出哥特式的梦幻。石灰岩山峰如高塔般盘旋向上升，中空和褶皱结构上下复制着，出现在山脊、山谷，乃至一块巨石的水痕上。万物改变面貌，调换位置。云、雪原、白色岩壁，一眼望去难以分辨。
我们穿过木屋边的草地，沿着小径又穿过树林，经过刻着“纳粹卐字符”的树，来到落水洞边缘，那棵山毛榉树上还钉着写有诗文的金属牌。这时，云层正在海面上积聚。
（注：任何人若试图抹去本文，将遭到诅咒。）
威尼斯朱利亚和伊斯特里亚的石灰岩地区，广泛分布着落水洞、洞穴、峡谷和矿道，这些地方成为共产党游击队和法西斯民兵组织进行个体处决和集体屠杀的刑场。他们把平民或敌军俘虏运到洞口边缘，不论生者、伤者、死者，一概推进石灰岩裂缝。有时，还会用铁丝把受害者绑在一起，其他人则在森林里挖个坑一埋了事。喀斯特地貌的洞穴和林间空地掩埋了成百上千具尸体。如今的人们，尤其是意大利人，将这种法外杀戮称为“坑杀”，“坑”特指用于杀人的落水洞。至今，人们还常常在森林深处的浅层土壤中或落水洞里发现被处决者的骸骨，洞穴探险者也不时会碰到人骨、子弹和生锈的铁丝。
请想象自己是一位受害者，这首诗如此命令读者。设身处地，将自己当作另一个人，活在他的肌肤之下，那样，你会发现自己无法再去伤害别人。这首诗令人惶惶不安：对行刑现场的生动描写，对外力破坏行为的严词诅咒。这首诗对它的读者同时发出挑战和命令，既禁止回应，又要求回应。最重要的是，这是首移情之诗，让你感受到他人感受的东西。对诗的作者来说，“无尽深渊”的黑暗象征着人类共情的彻底失败，它不只确切地形容了这片地区的战争，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的战争必然也如此。
这些报复性杀戮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一九四三年秋意大利投降后；二是残忍的“的里雅斯特四十日”期间，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里雅斯特被新西兰军队攻陷又被南斯拉夫管控的这段时间。在这两段恐怖时期中，暴行与地质情况交织在一起：曾经被抵抗团体用于躲藏和隐匿的喀斯特山地，如今被用于大规模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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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方向的天空，似有暴风雨愈演愈烈，而在斯洛文尼亚的山毛榉森林里，我和卢西恩走到了一处坑洞的边缘，这里叫作“野苹果树坑坟”。和这里所有坑洞一样，这儿发生过什么仍不清楚且充满争议。大概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有四十到八十人穿过树林，沿着我和卢西恩走过的这条小路，被押送到这个坑洞边。这些人中有意大利警察，有斯洛文尼亚国民卫队的士兵，还有平民。他们要么在这里被杀后抛入坑中，要么直接被活生生地推进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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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上的“卐字符”是右翼抗议者新近刻上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结队来到这里，抗议屠杀，纪念死者。他们的反对者又将“卐字符”划掉。那首诗也是他们为纪念遇难者写的，以免这反反复复的斗争淹没了他们的声音。
巴索维扎已经成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的“记忆之场”<a id="noteBack_118" href="#note_118">[4]</a>：历史的多重意义在这里产生、彼此争辩。坑洞拒绝封闭，它将继续保持“敞开”，所以过去的历史仍将持续伤害现在。
后来，一位斯洛文尼亚的朋友帮我翻译了这首诗。我应该提前告诉她这首诗是在哪里发现的，以及它可能包含什么内容。我事先并未预料到这些文字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从一九四二年夏天开始，意大利当局为了对付逐渐壮大的抵抗团体，开始在斯洛文尼亚人中培养自己的“反共”军，一开始他们被称为“白色卫队”，后在纳粹指挥下更名为“斯洛文尼亚国民卫队”。一场残酷的内战在喀斯特高地的森林和村庄中愈演愈烈，对抗双方主要是法西斯军和共产党军，不过斯洛文尼亚抵抗团体和天主教激进分子之间也燃起了战火。民族主义、宗教、复仇，种种因素搅成一团。后来，不仅军队，连平民中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报复性互戕。
路旁，苹果树上黄澄澄的果实如一盏盏灯。天空湛蓝，地面平稳地抬升，河谷宽阔，两侧白色的石灰岩山峰高耸。岩石反射着强烈的阳光。驱车行驶在这山间天堂，我和卢西恩沉默不语。那些坑洞深深震撼了我，卢西恩大概也有同样的体会，尽管他早已熟知这片景观下隐藏的暴力。
在占领区内，喀斯特高地是打游击战的完美场所。林木茂盛，空军很难侦察到地面行动。山谷陡峭，遍布坑洞，又使重型车辆无法离开主干道。狭窄的山路适合铺设埋伏，偷袭者向车辆开火后可迅速借树林掩护逃走，根本无法被追击。天然洞穴无处不在，而且石灰岩山体很容易通过爆破或挖掘，拓展成地道和作战室，这无疑是游击战的理想地质环境。武器库、兵营，甚至战地医院都建在岩石中。而且，借助狡猾的地道系统，地下生活用火产生的烟散向别处，也不会因为烟雾暴露位置。
转弯处，桦树闯入视野，树叶如硫黄色火焰燃烧。轻柔的南风中，杨树微微摇摆。树篱间点缀着白色的旋花。随着海拔升高，空气变得凉爽清明。那些“从未发生”的事塑造了阴暗的过去，它像是喀斯特地区的雨水，潜移默化地溶蚀着当下……<a id="noteBack_119" href="#note_119">[5]</a>
于是，尤里安马奇附近逐渐形成党派组织，抵抗占领。这些反法西斯抵抗团体的绰号为“伐木人”。随着占领的持续，这些团体越来越倾向左翼，终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它们与铁托（Josip Broz Tito）的军队联合，正式宣布结为共产主义同盟。铁托的军队基本以喀斯特地区的森林作为堡垒和战地，长于利用林木打丛林战。英美两国意识到抵抗军的力量，开始为他们提供军备和情报支持。协助抵抗军的人中，有一人叫菲茨罗伊·麦克林（Fitzroy Maclean），后来因写出了《东线行动》（Eastern Approaches）而闻名，这本书描写的正是他在南斯拉夫山区与抵抗军并肩作战的经历。还有一人名叫约翰·厄尔，是麦克林与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北部抵抗团体之间的联络员。
当代右翼势力和法西斯团体每每搅动人们的爱国情绪，向政府中的左翼力量开火时，“坑杀”便会成为焦点话题。落水洞还成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和流亡者举办仪式的地点。他们举行纪念游行，落水洞便是游行终点。洞里常常出现“纳粹卐字符”，以及其他标记或格言的刻印。牧师每年也会在此主持纪念仪式。遇害者的遗骨还被作为圣物陈列展示。卡尔索东北部，距离的里雅斯特几英里处，有个名为巴索维扎（意大利语为巴佐维卡）的村庄，最臭名昭著的葬坑——其实是个矿井——就在这儿。这里建立了两座对比鲜明的纪念碑：一座是为了纪念那些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坑害于矿井中的遇难者，另一座则是纪念“巴佐维卡的英雄”——一九三〇年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被枪杀的四名斯洛文尼亚人。因为战争时井内放置了大量炸弹，遗体发掘工作无法安全进行。这座矿井于一九五九年被封，人们为此举行了仪式，由天主教牧师主持，共两千人参加。由于无法详细探查井中的情况，矿井至今仍像个黑洞，各种信仰和主张围绕它存在。如今，这个村庄是的里雅斯特同步辐射国际实验室（Elettra Sincrotrone Trieste）的所在地，研究者来自周边多个国家和组织。该机构也在地下。
人性的灭绝
过去三十年间，“坑杀”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成为该区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在斯洛文尼亚人和左翼人士看来，右翼严重夸大坑杀细节，以实现其政治斡旋和宣传目的。而在意大利人和右翼人士眼中，坑杀暴行是战争中，乃至战后对意大利人进行报复性杀戮、监禁和驱逐的最便捷的手段。它们也反映了，战后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如何对待这段迫害历史的。这场仍在持续的争论所使用的语言充满了对地下世界的明指和暗喻。光明与黑暗，埋葬与挖掘，隐匿与发现，这类概念贯穿于讨论，历史叙述和地质描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语境中，坑杀遇难者的数目和身份往往有很大出入，数字大小取决于研究者归属的政治阵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本土权利”<a id="noteBack_116" href="#note_116">[2]</a>都是关键，这是帕米拉·巴林杰（Pamela Ballinger）在巴尔干半岛边境的“记忆地理”<a id="noteBack_117" href="#note_117">[3]</a>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争取真正“属于”某特定区域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土地及土壤的权利。
而无论如何，这些人和你我一样。你们是谁？被抛入疯狂的活人，被乱棍打死，被尖刀刺穿，被钉上十字架，但无人为你们祈祷。噢，你们这些人，你们的尸骨沉入无尽的深渊，他们和你我一样，在金色的自由中被杀死。你们经过，稍作停留，想到你在黑暗中流血的手腕，绕着一圈圈带刺的铁丝，而他们，咒骂着，推着你往前，你挨了打，赤裸着，如行尸走肉，你听到步枪的呼啸，那叫喊，那呻吟，那恐怖转为临近死亡的甜蜜。那恐惧，那疼痛，正在消失，脚步声勾起回响。无尽的深渊中躺着数不尽的他们，而无论如何：这些人和你我一样。
历史自有其埋葬和发掘之法。坑杀的历史如今仍备受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几十年里一直有人试图掩盖它。战争结束初期，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战略上的“友好睦邻”政策鼓励人们忘记过去的暴行。意大利政治家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认为纠缠于双方游击组织过去的罪行，没什么好处。南斯拉夫领导人拒绝承认共产主义同盟军有过屠杀行为，转而强调法西斯统治给斯洛文尼亚人造成的伤害，并象征性地把这种伤害和大屠杀这一终极暴行联系起来。尽管尤里安马奇的战乱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但在公共话语中它被轻描淡写地称为“la politica sommersa”——隐匿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