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星之河 （意大利，卡尔索）（第1 / 8页）

我和绍博尔奇从洞穴边缘进入水中，在这城市下方的隐秘空间里惬意地漂浮了一个小时。每当我回想这段经历，都觉得如在梦中。那里的水来自地底深处，温度维持在二十七摄氏度。黑暗中，能感觉到极大的深渊在身下和周围展开，可我并不觉得眩晕，只偶尔感受到精神的冲撞。水清澈得出奇，我的四肢在水里动来动去，似乎它们并不属于我了。

无星之河和含水洞穴很多，它们吸引着人们前往，有时甚至一去不返，蒂玛沃只是其中之一。“一座山峰可以产生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如同一处深渊。”<a id="noteBack_104" href="#note_104">[10]</a>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在一八六八年如此写道。其实反之亦然。

绍博尔奇说：“这儿，我在石头里找到了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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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只能将这些对深水、暗河和深渊的追求，理解为死亡本能驱使下的一种激烈状态，其激烈程度甚至胜过最无畏的登山者。极限洞穴探险术语往往跟向死而生和神秘主义有关：延伸的通道叫“死路”，还有一些通道通向“终点坑”“窒息区”，最深最远的区域被称为“死区”。不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极限洞穴探险和极限登山一样，这类出于死亡本能的行动还有另一层意味。潜水者和洞穴潜水者常用狂喜和超然形容他们的经历。曾潜至布须曼人洞七百九十英尺之下的英国潜水者唐·雪利（Don Shirley）说：“在水里的时刻太美妙了。你处在一个绝对的、完全的真空中，就像在外太空。没有上帝，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和接下来的千分之一秒。那环境不会给人任何威胁感，只有彻底的平静。”<a id="noteBack_111" href="#note_111">[17]</a>

返程升至大约三十五英尺高时，连接鲁邦和线缆的绳扣变形了。他大叫一声，滑下线缆，重重摔入井道底部的巨石区，在岩石间被反复撞击，被弹起又落下超过一百英尺。

自由潜水者纳塔里亚·莫尔查诺娃（Natalia Molchanova）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她形容在水下时仿佛自我消解了。莫尔查诺娃是最早在蓝洞进行自由潜水的人之一，蓝洞是红海的一个落水洞，深三百九十英尺。蓝洞的侧壁上有一个开口，被称为“拱门”，由此可以进入公海。据说在这儿遇难的自由潜水者和水肺潜水者超过一百人，他们受复杂渴望的驱使来到了蓝洞深处。莫尔查诺娃仅凭一口气就安全完成了蓝洞潜水，这是相当惊人的成就。在二〇一五年八月的一天，她在西班牙伊维萨岛海岸进行一次消遣性的潜水，深度不过在一百至一百三十英尺之间，对她这种天赋异禀、经验丰富的潜水者来说，本是轻而易举。但是她再也没有浮上来，遗体也未被找到。

鲁邦安全到达井道底部，在地下度过了五天，朝着无星之河的方向，对洞穴系统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他和同伴被发现的东西惊呆了。“好戏还没开始呢。”<a id="noteBack_107" href="#note_107">[13]</a>准备返回地面时，他这样对朋友说。

“我感受到了非存在。”莫尔查诺娃在一首题为《深度》（The Depth）<a id="noteBack_112" href="#note_112">[18]</a>的诗中写道：

在西班牙北部的欧洲之峰国家公园，一场探险活动已持续了四十年，探险者试图连接阿里奥洞穴系统各处，实现对整个系统的完整测绘。理论上说，阿里奥洞穴的垂直深度可达六千英尺。这个项目由来自多国的几代探险者共同参与，被称为“阿里奥之梦”。它的目标是实现世界最深的穿越之旅，一个人从山峰间的某个裂坑下去，几天之后出现在某个峡谷的暮色中。阿里奥系统过于庞大，探索过程堪比远征考察——在地下深处建立大本营和前进营地，用作存放装备和休息。登山者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采用类似的方式，一边爬升，一边建营。阿里奥洞穴深处已被淹没，在探险时洞穴潜水技能至关重要。潜水者在黑暗中前进免不了碰壁——通常他们会因遇到“窒息区”或“死路”被迫返回；潜水者还会进入山脉内部未经测绘的区域，沿用十九世纪帝国制图学传统，它们被称为“空白区”。面对“为什么攀登珠峰？”这个问题，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的回答广为人知：“因为它就在那儿。”<a id="noteBack_109" href="#note_109">[15]</a>极限洞穴探险者风趣地修改了马洛里的答案，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超深的洞穴系统时，他们会回答：“因为它不在那儿。”

鲁邦这种对于地下知识的热切追求，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据古典文献记载，人们曾利用松果和木杯作为标记物，放入喀斯特地区的消失河中，让它们随河流漂走，观察最后会在哪里重现。他们用这种方法追踪地下河的流动。不过，现代之后，这些深入绘图的实践已发展至危险甚至极端的程度。

“联结”与“完成”是许多洞穴研究者的志向：证明一条河的贯通并找到它与其他河的汇流点。在《黑暗召唤》（The Darkness Beckons）<a id="noteBack_110" href="#note_110">[16]</a>中，马廷·法尔（Martyn Farr）讲述了洞穴探险者吉奥福·伊登和“狗熊”奥利弗·斯坦森的故事，他们花了四年时间尝试连通英国约克郡谷地的两个洞穴——金斯登·马斯特和凯尔德·海德洞穴。两地相隔一点二五英里，由一系列地下水道连接。这条路径被称为“地下艾格<a id="noteBack_Ⅳ" href="#note_Ⅳ">(Ⅳ)</a>”，可见其险要。通道寒冷的水中含有大量泥沙，能见度很低，且可供潜水者浮上水面更换氧气瓶的气穴极少。在伊登和斯坦森考察早期，曾发现一具五年前遇难的潜水员的尸体。他们二人最终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成功实现两个洞穴的连通，鉴于条件如此恶劣，这着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八个月后，“狗熊”斯坦森在自己塞德伯的陶器工作室中自杀。他将一副全脸式潜水面罩和调节器套在头上，连上窑炉的燃气设备，然后在沙发上躺下，就这样死去了。

我不会再有机会在如此神圣的场所主持这样一场弥撒了。在这巨大的洞穴中，我们一定看上去更像昆虫而不是人类。然而，我们灵魂的激情在燃烧。我们离周遭环境如此遥远，就算我们能感受到环境的存在，也是因为它的物质性消失了，变得空旷而明亮。<a id="noteBack_108" href="#note_108">[14]</a>

世界上长度排得上名号的水下系统，很多都经由地上毫不起眼的池塘进入。德国名为“蓝泉”的小湖就是这样的一处入口；还有一处位于挪威中部，名叫“普鲁拉”，已夺去两位潜水者的生命。南非北开普省的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博斯曼斯加特洞”，又被称为“布须曼人洞”。看上去只是个小池塘，实际上这儿是一个深达八百八十五英尺且被水淹没的洞穴的入口。

鲁邦是皮埃尔·圣—马丁裂坑最具献身精神的探险者之一，他自愿第一个尝试用绞车进入裂坑。他将自己挂在线缆上，背靠坑壁，向卡斯特雷道别：“再见了，老爹。”<a id="noteBack_106" href="#note_106">[12]</a>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他在井道逐渐下降，蓝色的天空从圆盘逐渐缩小成一个点，直到它那注视之眼消失不见。井壁有些地方光滑如抛光的玻璃，这是流水冲刷的结果。

永恒黑暗的寂静，以及无限。我越过时间，时间注入我身体于是我们变得不可撼动。我的身体在海浪中迷失……变得像它的蓝色深渊还触摸到海的秘密。

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的夏天，鲁邦参加了前往皮埃尔·圣—马丁裂坑的探险。那是一个流水侵蚀形成的石灰岩天然井，位于比利牛斯山西部，从入口到坑底深度超过一千一百英尺。以圣—马丁裂坑为入口，可以进入当时人们能到达的、世界最深的洞穴系统——一连串洞穴逐渐深入，最终通向一条地下河。圣—马丁裂坑一度是洞穴考察活动的焦点区域。一九五二年，为了加快上下速度，人们在坑口安装了一架电动绞车。

在探索地下世界的这些年里，我只去过一次水下迷宫，那次经历让我稍稍理解了雪利所说的“平静”。那个迷宫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市中心下方，多瑙河的布达城一侧。和我同行的是匈牙利地理学家、洞穴探险者、登山者绍博尔奇·莱尔—奥西（Szabolcs Leél-Őssy）。布达佩斯城的一部分建在石灰岩上，它的“看不见的城市”既包括矿道网络，也包括因温暖上涌的溶蚀性水流而形成的洞穴系统。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街道两旁的树上虫鸣阵阵，我和绍博尔奇钻过厚重铁门的缝隙，打开嵌入基岩的门，进入一条从石灰岩里炸出的地道，来到城市下方被水淹没的洞穴。这里超过四十五万立方英尺，是城市地道网络的入口。多年来，洞穴潜水者从这里出发，绘制布达佩斯水下迷宫的地图。<a id="noteBack_113" href="#note_113">[19]</a>

马塞尔·鲁邦（Marcel Loubens）是法国洞穴界的“堕落天使”，用英国洞穴探险者詹姆斯·拉夫洛克的话说，鲁邦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深处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热情，想要超越所有先行者，到地球更深、更远的岩石心脏中去”<a id="noteBack_105" href="#note_105">[11]</a>。在现代法国洞穴探险之父诺伯特·卡斯特雷（Norbert Casteret）的指导下，二十世纪中期，鲁邦在对比利牛斯山的诸多探险中打头阵。比利牛斯山在当时被认为是洞穴界的喜马拉雅。

鲁邦去世两年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一个名叫雅克·阿图（Jacques Attout）的比利时年轻牧师自愿下到皮埃尔·圣—马丁裂坑底部。阿图以医疗箱为祭坛，诺伯特·卡斯特雷作为助祭，为鲁邦举行了纪念弥撒。他后来回忆这次仪式，写下了一段话。这段话将神学与地理学优美地融合，成为洞穴文学中最为人称颂的段落之一：

历史上利用潜水设备潜至七百九十英尺深的人只有几十个。挑战这个潜水深度，死亡率很高。而即使是幸存者，超深潜水也会对其身体造成可怕的损伤，包括肺部损害和听力丧失。一九九四年，年轻的潜水者迪恩·德雷尔在布须曼人系统深处遇难，他的遗体嵌在底部的泥沙中，十年后才被人找到。为了给他悲痛的家人一个交代，人们绞尽脑汁制定了计划，试图取回遗体。领队是个英国人，名叫戴夫·肖，在试着将德雷尔的遗体放进事先准备好的丝制包袋时，他被自己的安全绳缠住了。另一边，因在水中浸泡了十年，德雷尔的脖子软化了，当肖设法移动德雷尔的头部时，后者的颈部松动，头便与身体彻底分离，从肖身边漂过，德雷尔的眼睛似乎正透过黑乎乎的护目镜凝视着肖。这一幕被肖的头戴式摄像机拍了下来。惊慌之下，肖的呼吸和心跳加剧，没过多久，便因为二氧化碳积聚而窒息身亡。

地面上的同伴用电石灯在附近一块岩石上烙下一句话：“马塞尔·鲁邦在此度过了他勇敢人生的最后时光。”仍在裂坑底的人将他的遗体埋在巨石下，用涂了发光颜料的铁十字架做了标记。鲁邦实现了他的愿望，在地下深处找到了安息之所。

肖遇难四天后，其他潜水者返回该洞穴。令人吃惊的是，肖的身体漂浮在洞穴顶部附近，手电筒依然亮着，挂在他身下。手电筒的光柱正对着德雷尔的无头遗体。肖在死后实现了他此行的初衷——让前辈的遗体重回光明。

同伴们找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鲁邦脊柱骨折、颅骨碎裂，伤处过多，伤势也过重，根本无法被移动。尽管队友们尽了最大努力营救，但坠落三十六小时后，鲁邦还是不幸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