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的科幻文学（第2 / 2页）

——序“青·科幻”丛书

<a id="note_6" href="#noteBack_6">[6]</a>［法］让·贝西埃《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史忠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王德威在《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对晚清科幻小说有一个概略式的描述，其中重点就论述了《新石头记》和《新中国未来记》。王德威注意到了两点，第一，贾宝玉误入的“文明境界”是一个高科技世界。第二，贾宝玉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观念。“最令宝玉大开眼界的是文明境界的高科技发展。境内四级温度率有空调，机器仆人来往执役，‘电火’常燃机器运转，上天有飞车，入地有隧车。”“晚清小说除了探索空间的无穷，以为中国现实困境打通一条出路外，对时间流变的可能，也不断提出方案。”^{<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王德威将晚清科幻小说纳入到现代性的谱系中讨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考察相较“五四”现实主义以外的另一种现代性起源。“以科幻小说而言，‘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就比不上晚清。别的不说，一味计较文学‘反映’人生、‘写实’至上的作者和读者，又怎能欣赏像贾宝玉坐潜水艇这样匪夷所思的怪谈？”^{<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现代工具理性所提供的时间观和空间观，这种时间观与空间观与前此不同的是，它指向的不是一种宗教性或者神秘性的“未知（不可知）之境”，而是指向一种理性的、世俗化的现代文明的“未来之境”。如果从文本的谱系来看，《红楼梦》遵循的是轮回的时间观念，这是古典和前现代的，而当贾宝玉从那个时间的循环中跳出来，他进入的是一个新的时空，这是由工具理性所规划的时空，而这一时空的指向，是建设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后者，又恰好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展现的社会图景。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王德威：《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年。

虽然从文类的角度看，科幻小说本身内涵的诸多元素导致了其边界的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将《西游记》这类诞生于古典时期的小说目为科幻小说——在很多急于为科幻寻根的中国学者眼里，《西游记》、《山海经》都被追溯为科幻的源头，以此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至少在西方的谱系里，没有人将但丁的《神曲》视作是科幻小说的鼻祖。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的现代性有一种内在的本质性规定。那么这一内在的本质性规定是什么呢？有意思的是，不是在西方的科幻小说谱系里，反而是在以西洋为师的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出现了更能凸显科幻小说本质性规定的作品，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同上。

在常识的意义上，科幻小说全称“科学幻想小说”，英文为Science Fiction。这一短语的重点到底落在何处，科学？幻想？还是小说？对普通读者来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供阅读和消遣，并能带来想象力快感的一种“读物”。即使公认的科幻小说的奠基者，凡尔纳和威尔斯，也从未在严格的“文类”概念上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归纳和总结。威尔斯——评论家将其1895年《时间机器》的出版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称自己的小说为“Scientific Romance”（科学罗曼蒂克），这非常形象地表述了科幻小说的“现代性”，第一，它是科学的。第二，它是罗曼蒂克的，即虚构的、想象的甚至是感伤的。这些命名体现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性文类本身的复杂性，凡尔纳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异的“旅行小说”或者“冒险小说”。从主题和情节的角度来看，很多科幻小说同时也可以被目为“哥特小说”或者是“推理小说”，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小说也一度被归纳到科幻小说的范畴里面。更不要说在目前的书写语境中，科幻与奇幻也越来越难以区别。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李广益：《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一、历史性即现代性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任冬梅：《浅析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及前景》，《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杨庆祥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李广益：《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