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押往志愿农场（第1 / 3页）

在整个普勒芬农场，我对他的记忆最为清晰。从生理上看，他是典型的冬星格雷特大陆人，身材壮实，胳膊和腿都很短，有一层厚实的皮下脂肪，即使是在病中，身体也还是那么圆润。他的手脚都很小，臀部却很宽，胸部很厚，胸肌的发育程度跟我们的男性同胞也差不了多少，皮肤是红褐色的，一头纤细的黑发犹如动物皮毛一般松软。他的脸很宽，五官小巧，轮廓鲜明，颧骨高突。他的体形特征类似于地球极高海拔地区或者北极地区的那些与世隔绝的人群。他名叫阿斯拉，原来是个木匠。我们躺在宿舍的时候，一起聊过天。

后来我知道，那天晚上我们是在翻越塞姆本斯炎斯山，汽车已经爬上了九千多英尺的高度。

如我所说，我们在普勒芬农场干得多吃得少，身上穿的东西，尤其是鞋袜，完全无法抵御冬季的严寒。看守多数都是缓刑的犯人，他们的待遇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这个地方的性质以及管理方式都是出于惩罚的考虑，而非毁灭。如果不让犯人服药、不审问犯人，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忍受的。

我们一个一个慢慢地走到门口，有人是手脚并用地往前爬，然后或跳或爬到了地面上。自己下来的有二十四个人。还有两个死人被拖了出来：一个是早前死去的，还有一个是后来两天没喝到水的那个人。

有一些犯人以十二人为一组接受审问。他们只需要背一背同样的忏悔词、回答一些同样的问题、注射一针防克慕药，就被放回去继续干活了。其他犯人，也就是那些政治犯，则每五天就要接受一次在药物作用下的审讯。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那么就是从我在车上醒来算起的第五天早晨，车停下来了。我们听到外头有人在说话，还有人在不停地吆喝。有人从外面拉开了车厢后门的闩子，门一下大敞开来了。

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药物，不知道审讯的目的何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问了我什么问题。审问过后几个时辰，我才会苏醒，发现自己躺在宿舍的床铺上，屋里还有另外六七个人，有些人跟我一样已经清醒，有些药劲还没过，仍然目光呆滞、一脸迷茫。等到我们都能站起来了，守卫就会带我们到厂里去干活。不过，经历了三四次这样的审问之后，我已经没法很快就站立起来了，于是他们就由着我躺在宿舍里。第二天我可以跟着自己的小组一起出去了，不过身子还是摇摇晃晃的。再之后的一次审问后，我有两天没法干活。要么是抗克慕激素要么是吐真剂对我那不同于格森人的神经系统产生了毒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日积月累，愈来愈强烈。

我知道存在这样的药物，可以减弱或者基本消除格森人的性能力。当格森人从行动方便、医学或道德角度考虑需要禁欲时，他们便会服用这些药物。这样他们便可以略过一次或好几次克慕期，不会产生副作用。很多人自愿服用这种药物，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以前我倒从未想过，会有人被迫服用这种药物。

我们干活可是真刀实枪地干，不过也没有人强迫我们超负荷地干活。如果能多给我们一点吃的，让我们穿得好一些，那么这些活干起来基本上也还算愉快，可是多数时候我们都是饥寒交迫，无法感受到任何的乐趣。看守们对我们也不怎么粗暴，残酷就更谈不上了。他们个个都很迟钝、懒散、笨拙，我觉得他们还很娘娘腔——不是那种细腻娇柔之类的感觉，完全相反：他们就像一堆毫无生气的臃肿肥肉，像牛一样迟钝，没有棱角，没有锋芒。跟那些狱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混迹于一群女人或太监中间的男人，这是我在冬星上头一次产生这种感觉。这些囚犯也是那么绵软无力、那么粗俗。他们彼此很难区分。他们的情绪似乎总是很低沉，谈的也都是些鸡零狗碎的琐事。最初，我以为囚犯缺乏生气、毫无个性是因为缺少食物、温暖和自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另有其因：这是因为看守们让所有囚犯都服了药物，以防止他们进入克慕期。

他们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一个处于克慕期的犯人会是他所在工作小组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让他干活，那怎么安排他呢？——尤其是当没有别的犯人同时进入克慕期的时候。而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一共就只有大约一百五十个人。对格森人来说，在克慕期没有性伙伴会是非常难熬的。那么，最好是干脆不让他们进入克慕期，这样就可以消除他们的这种痛苦，同时也避免了工作时间的浪费。正因为如此，他们要阻止犯人进入克慕期。

这个地方叫作普勒芬共生区第三志愿农场及移居处。普勒芬就是三十号行政区，是欧格瑞恩最西北端的宜居区，塞姆本斯炎斯山脉、伊萨戈尔河以及海岸线构成了该区的边界。该区人烟稀少，没有大城市。离我们最近的塔鲁夫镇在西南方好几英里之外。我从来没能看到过那个地方。农场位于辽阔而荒无人烟的塔瑞佩斯林区的边缘。此地的位置实在是太偏北了，大型的树木，如赫曼树、塞勒姆树以及黑维特树都无法生长，森林里只有一种树：一种多节、矮小的针叶树，只有十到十二英尺高，长着灰色的针状叶，叫作托尔树。冬星的本土动植物种类少得出奇，每一个种类的数量却都很庞大：这个森林里有着方圆几千英里的托尔树，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在这里荒野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片森林虽然已经被砍伐了好几百年，里面却没有一片荒芜的空地，没有成片的树桩，没有遭到侵蚀的山坡。似乎森林的每一棵树都被打上了标记，我们锯木厂里每一粒木屑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农场里有一个小小的加工厂，每逢恶劣天气，各个工作小组没法去森林里干活时，我们就在锯木厂或加工厂里干活，把木头碎片、树皮和木屑压制成各种形状，从晒干的托尔树针叶中提取一种可以用来制造塑料的树脂。

在这儿待了好几个年头的犯人在心理上，而且我相信在生理上也已经多少适应了这样的药物阉割。他们就像阉过的公牛一样性冷淡，像天使一样没有羞耻、没有欲望。可是，作为人，是不应当没有羞耻、没有欲望的。

那些意志被磨炼得更为坚定的人也许能做得更好：他们彼此会更多地交谈，会更公正地分享那些水，会给病人更多的照顾，他们的精神状态也会更高昂。我不知道是否是这样。我只知道卡车里的情形。

我记得自己当时还谋划着下一次审讯时要跟审讯员求求情。我想一开始就向他保证我一定会如实回答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用注射药物，然后跟他说：“先生，你难道不觉得既然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知道答案也毫无用处吗？”随后那位审讯员就变成了法科西，脖子上戴着预言师的金链子，然后我就可以愉快地跟法科西进行长谈，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试管的酸剂滴入装着木屑的大缸里。当然，事实上，每当走进那间小小的审讯室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张口，审讯员的助手就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药物注射进了我的体内。关于那一次审讯，当然也有可能是之前的那一次，我所记得的就是：那个审讯员，一个欧格瑞恩小伙儿，满脸倦意，指甲非常脏，用同样充满了倦意的声音说道：“你必须用欧格瑞恩语回答我的提问，不可以用别的语言。你必须说欧格瑞恩语。”

我知道，即便身处同样的境况之下，不同人的反应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可我眼前的是欧格瑞恩人，他们从出生起接受的便是这样的训练：要协作、服众、服从上头安排好的团队的意志。他们身上独立自主的特性已经削弱，几乎都已经不会愤怒了。他们组成了一个整体，我也成了其中之一。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个团体的存在，在夜间，我们蜷缩成一团，从其他人身上获得能量，这个蜷缩的团体就是大家的避难所，能够给每个人带来切切实实的安慰。不过，这个团体并没有代表，只是一个无组织的被动团体。

农场里没有医院。这里的准则是：要么干活，要么死去。不过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工作和死亡之间也还存在中间地带，这都是拜看守们所赐。如我所说，看守们并不残忍，当然也绝对算不上仁慈。只要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他们就有些漫不经心、敷衍了事。我和另外一个犯人明显是站不起来了的时候，他们就装作没看见，让我们就那样躺在宿舍的睡袋里。另外那个犯人是一个中年人，他的肾有问题，已经奄奄一息了。在他苟延残喘期间，他们允许他躺在床铺上，静候死亡的到来。

我并没怎么觉得饿。我记得自己的最后一顿饭就是在叙斯吉斯府上那顿漫长沉闷的晚餐，在康德尔夏登监狱他们应该喂过我东西，不过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个铁盒子里是没有吃东西这项活动的，我也并没有经常想到吃。而另一方面，口渴则一直困扰着我们。每天会有那么一次，当车子停下时，车厢后门的那个活板孔——显然专门就是派这个用场的——会被打开。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把那个塑料罐子塞出去，很快塑料罐子就会装满水，夹带着一股刺骨的寒风，被人从孔里塞回来。我们没办法平均分配这些水。罐子在大家手上传递，谁拿到罐子就狠狠地喝个三四口，然后罐子就被下一个人夺走了。没有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出来充当分配者或是监护者的角色。那个咳嗽的人现在已经发起了高烧，可是却没人采取任何措施要给他多留一口水。我曾经提议过一次，我旁边的那些人都表示同意，但就是没见有任何行动。水的分配基本上还是很平均的——没有人试图要多喝——没几分钟水就喝光了。有一次，最后那三个人，就是挨着车厢前壁的人，没能喝上水，罐子传到他们手里的时候就已经空了。接下来那一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坚持要排到最前面，其他人也同意了。第三个人仍然蜷在车厢前头那个角落里没有动弹，也没有人站出来让大家把他那份留下。为什么我没有试一下呢？我也不知道。那天是我们上车后的第四天。如果没喝到水的人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努力去争取应属于我的那一份。我知道他很渴很痛苦，那个病人以及其他的人也都很渴、很痛苦，对此我感同身受。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于是也就像他们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在卡车里颠簸了那么些天之后，走路、弯腰、抬起重物都显得困难重重。看守们不许我们偷懒，不过也没催促我们加快进度。中午的时候，我们一人喝了一杯未发酵的米酒，也就是奥西。日落之前，我们被带回棚屋吃正餐：蔬菜粥和啤酒。夜幕降临时，我们被锁进了宿舍，宿舍里通宵亮着灯。宿舍沿墙摆满了两层的架子，五英尺宽，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老犯人们争着爬到上铺去睡，因为热气是往上跑的，所以上铺会舒服一些。至于被褥，就是每人在门口领的一个睡袋。睡袋粗糙笨重，散发着别人留下的汗臭味，不过倒是挡风保暖。对我来说，睡袋有一个缺点就是太短了。标准身高的格森人可以整个人钻进睡袋，我就不行。在床架子上我也没法把身体完全舒展开来。

格森人居住在如此严寒的星球上，受到自然的严格制约，因此他们的性冲动其实很少受到社会的干预：他们对于性的规范、引导和压制比我所知的任何一个两性社会都要少。禁欲完全出于自愿，纵欲也完全可以得到接受。性恐惧和性冷淡都非常罕见。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社会意志同性欲相悖的情况。这是对性进行遏制，而不仅仅是性压抑，不会导致性冷淡，但是从长远来看也许会产生一种更为可怕的东西：性消极。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来到一间木板房，在一个大水槽里洗了澡。每个人在洗之前都喝了洗澡水。随后我们被带到一幢大房子里，领了汗衫、灰色的毛毡衬衫、马裤、绑腿和毛毡靴子。接着我们又去了食堂，一名卫兵拿着一份名单一一核实了我们的名字。食堂里还有一百多个跟我们一样身穿灰衣服的人。我们在餐桌前就座，桌子的桌腿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早餐是米粥和啤酒。用完早餐之后，全体新老囚犯被分成若干个十二人小组。我的那个小组被领到主建筑后面几百码远的一个锯木厂，厂子周围是一圈围墙。围墙外头不远处是一片森林，覆盖着绵延起伏的丘陵，一直往北延伸，无法望到尽头。在看守我们的那名卫兵的指点下，我们从工厂里把锯好的木板搬到一个巨大的工棚里，堆放整齐。这个工棚是用来贮放冬季木材的。

跟地球不同，在格森星不存在那种社会性的昆虫。那些比人类更为古老的社会形态跟地球人共享一个星球，无数的城市组成了那些社会，城市里那些小小的无性别的工蜂工蚁唯一的本能就是对团体、对整体的绝对服从。如果冬星上有蚂蚁存在，格森人也许早就尝试去模仿它们了。在这个星球上，志愿农场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事物，目前还仅存在于一个国家，其他地方的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个概念。不过这也许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昭示着这个性活动很容易受到控制的社会今后的发展方向。

外头寒气逼人，白雪反射着白色的日光，那么冷，那么炫目，相比之下那个臭气熏天的车厢倒成了庇护所，让人有些不舍了，有些人还哭了。我们挤挤挨挨地站在庞大的卡车边，赤裸的身体臭气熏天，我们这个小团体——在夜间便抱为一团的小实体，就这样暴露在刺目无情的日光里。他们让我们分开，排成一排，领着我们向数百码外的一座建筑走去。房子的金属墙壁、覆盖着白雪的房顶、四周茫茫的雪原、冉冉上升的太阳之下那重叠的山峦、浩瀚的天空，这一切都太过明亮，仿佛都在颤抖、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