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运用（第2 / 4页）

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旦丢开自己所在的发达工业国家，去考察某种不同的社会结构里的制度，如中东、亚洲、非洲等地的制度，都会非常清楚一点：要理解一个社会，了解有关它的历史的知识往往不可或缺。他在研究“祖国”时，常常会暗自用到历史；有关历史的知识就体现在他研究中用到的那些概念中。当他考虑的范围更全面，当他展开比较，他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对于自己想要理解的东西而言，历史范畴属于题中应有之义，而不单单是“整体背景”。

其一，他们超越了有关单个有机体的生理学，开始研究那些发生令人恐惧的事件的小家庭圈子。不妨说，弗洛伊德从一个出乎意料的视点，即医学的视点出发，开启了对处在双亲小家庭中的个体的分析。当然，人们早就注意到家庭对于人的“影响”，但新鲜的是，在弗洛伊德眼中，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了个体的内在性格及其生活命运的固有影响因素。

早期的社会理论家试图梳理出永恒不易的社会法则，这些法则将适用于所有社会，就像自然科学中那些抽象化的步骤所引出的法则一样，能够洞彻“自然”表面上的质的丰富性。但我相信，没有哪一位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任一“法则”是跨历史的，可以不被理解为必然关联着某个时期的特定结构。其他“法则”最后也都被证明其实是空洞无物的抽象命题或相当含混的同义反复。“社会法则”的唯一意涵，乃至“社会规律”的唯一意涵，就是我们针对某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时代中的某个社会结构，可能发现的或者你也不妨称之为可能建构的这类“中介原则”。我们并不知晓有关历史变迁的任何普遍原则，我们的确知晓一些变迁机制，但这些变迁机制会随着我们考察的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各见差异。这是因为，历史变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它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变迁。一如社会结构纷繁多样，历史变迁的原则也是五花八门。

其二，在精神分析的透视之下，尤其是通过应该被称作有关超我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要素也被大大拓展了。在美国，精神分析传统中又融入了许多不同的源泉，在乔治·H. 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中，结出了早期的硕果。但此后，精神分析研究就陷入了束缚或徘徊。人们现在已经对“人际关系”的小范围场景看得很清楚了，但这些关系本身所处的更广阔的背景，以及个体本身，却还没有被看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埃里希·弗洛姆，他把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联系起来，并探究它们对于各类个体的意涵。整体上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精神分析学者的社会角色受限，从职业角度上说，他的研究、他的视角都维系于个体患者；在他实践活动的专业化条件下，能够让他比较方便地意识到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尚未成为学术研究牢固而有机的组成部分。<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历史的研究使我们更有机会意识到结构；不仅如此，我们要是不使用史料，也无法指望能理解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一桩静态的事件。有关任何社会的意象都有其历史特定性。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特定性原则”，首先指的是如下方针：要理解任何一个给定的社会，都必须从它所处的特定时期的角度出发。不算怎么定义“时期”，在任一给定时期里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众生男女的类型，所构成的东西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模式。这并不等于说无法拿这种历史类型与其他类型相比，当然也不是说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这样的模式。但它的确意味着，在这种历史类型中，各式变迁机制会交织成某种特定的关联，这正是该原则的第二层指涉。卡尔·曼海姆追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脚步，把这些机制称为“中介原则”，而关注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家们希望把握的正是这些机制。

我们所陈述的趋势可以是短暂的一瞬间，也可以绵延整个时代。当然，这取决于我们的宗旨。但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多大规模的研究，我们都会发现需要考察具有相当时段跨度的趋势。考察较为长期的趋势通常都是必要的，哪怕只是为了克服历史狭隘主义，即假设当下是某种独立自主的创造。

我们已经逐渐看到，要想理解众生男女的人生，理解他们何以变成纷繁多样的个体，就必须结合那些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在其中组织起来的历史结构。历史变迁承载着丰富的意义，不仅对个体的生活方式有意义，也针对性格本身，即人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与可能。生气勃勃的民族国家作为塑造历史的单位，各色男女也在其中被筛选、被塑造、被解放、被压迫，一句话，它也是塑造人的单位。正因为如此，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是各类人之间的斗争，从中东、印度、中国到美国，最终都将盛行这样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文化与政治当下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对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如此需要、如许要求。我们如果想要充分地理解“人”，就不能视之为孤零的生物体，将其看作一堆反射或一系列本能的集合，或当其是某个“可理解的领域”或独立自在的系统。无论人还可能是什么，他是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行动者；如果能够被理解，就必须在与社会历史结构密切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人。

即使我们的研究并不具备明确的比较性质，即使我们关注的只是某一国内社会结构的某个有限区域，我们也需要历史材料。我们要想固定住某个摇摆不定的时刻，就只能进行抽象提炼，而这会对社会现实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当然，我们也可以建构出诸如此类的静态速写甚或静态连拍，但不能用这样的建构作为自己研究的结论。既然我们知道自己研究的东西会发生变化，那么即使在最简单的描述层面上，我们也必须问：有哪些明显的趋势？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至少对“原先如何”和“未来怎样”有所交代。

当然，有关“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争论永无宁日。绝大多数争论都属于在形式上尝试将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各式观念整合起来。毫无疑问，这些尝试总会以某种方式对某些人有用。幸运的是，我们在此尝试梳理社会科学的格局时，不必考虑它们。无论心理学家们可能怎么界定其研究领域，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社会时，都必须就“人性”做出相关预设。而这些预设现在通常落入了“社会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

就这样，历史的观点导向了对于各社会的比较研究：无论针对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单单基于其各自的国别史，你无法理解或说明它们经历的主要阶段或当今具备的形貌。我的意思不光是说在历史现实中它与其他社会的发展相互作用，还想表明，我们的头脑在思考这个单一社会结构的历史角度和社会学角度的问题时，要是不与其他社会相互比较异同以求得理解，甚至连问题的系统阐述都无法做到。

精神分析研究的下一步推进，就是将弗洛伊德开始在特选类型的亲属制度中出色完成的工作，充分推广到其他制度领域中去。这里所需要的观念，是将社会结构视作多个制度性秩序的组合，对其中每一个组合我们都必须展开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就像弗洛伊德对某些亲属制度所做的研究一样。在精神病学，即对“人际”关系的实际治疗中，我们已经开始质疑一个令人困扰的核心观点，就是将价值与规范根植于个体本身据说的需要当中的倾向。但是，如果说不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就无法理解个体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关联中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不仅包括将作为一个人生历程实体的个体定位于多种人际情境中，而且包括将这些情境定位于它们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当中。

非历史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对有限情境做静态或相当短期的研究。但这只能是一种期望，因为当更大的结构发生变迁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只有当我们开阔眼界，涵括足够合适的历史跨度时，我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这类变迁。因此，我们要想有机会理解较小的情境和较大的结构如何相互作用，要想有机会理解作用于这些有限情境的较大的原因，就必须处理历史材料。无论结构这个关键术语的意涵是什么，要对结构有所意识，要充分陈述有限情境中遭遇的那些困扰与问题，都要求我们承认社会科学是历史学科，并依此付诸实践。

五

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心理学和历史学一样至关重要，乃至于只要心理学家还没有转向相关问题，社会科学家就得做自己的心理学家，所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兴趣也就愈益增长。经济学家原本一向是社会科学家当中最讲究形式化的，却也开始意识到，旧有的追求享乐、精于计算的“经济人”意象，已经不能再被设定为有关经济制度的充分研究的心理学基础。人类学已经对“人格与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对于社会学来说，和心理学一样，“社会心理学”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彼此有着非常深切的关联。即便是不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当今世界的存在实态，单单通过缺乏时间纵深的肤浅比较，你也是无法理解的。你必须拓展自己分析的时间范围。要对当今摆在你眼前的可供比较的事实做出理解，给出说明，你必须知晓各个历史阶段，知晓是哪些历史原因造成了发达的速度不一、方向各异，造成了欠发达。比如，你必须知晓为什么西方人16、17世纪在北美和澳洲建立的殖民地顺利发展成了工业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印度、拉美、非洲建立的那些却直到20世纪依然是一片以贫困、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

作为对这些学术发展趋势的反应，有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各式各样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另一些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重新界定心理学，杜绝明显属于社会性的因素渗入这块研究领域；更有些人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研究人体生理学的范围。不过，我在此并不打算考察心理学内部的学术专业分工；这块领域已经被折腾得十分零碎，更不要说对其加以评判了。

在我们的时代，西方社会的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也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它所包含的纷繁多样的社会世界第一次都处在重要、迅疾而显著的相互影响中，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就必须对这些世界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比较性的考察。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曾经是人类学家的异域保留地的那些地方，如今都成了这个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视同寻常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也是不遑多让。当今所做的最出色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些就是对世界不同区域的研究，原因正在于此。

有一种心理学反思的风格，学院派心理学家通常不会公开采用，但其仍然影响着他们，也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学术生活。在精神分析中，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研究中，有关人性本质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探讨。简言之，就在上一代人的时间里，精神分析学家中不那么死板的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已经做出了两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