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运用（第4 / 4页）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之所以出现“人际关系”被神化的趋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这个词有其局限性，非常笼统，而人的内心深处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就是从这个角度被认识和断言的。相较于社会结构，“文化”这个概念是社会科学中最笼统的词汇，虽说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专家手上就能大有可为。在实践中，“文化”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充分表述了社会结构，不如说往往是含糊地指称社会情境以及“传统”。
历史研究是否属于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是否应当被视为一门社会科学，这样的争论经年累月，令人厌倦，既无关要害，也煞是乏味。具体结论为何，显然要看你说的是哪些类历史学家，哪些类社会科学家。有些历史学家明显只是在编纂所谓事实，力图避免“解释”；他们埋首于历史的某个断片，似乎不愿意结合任何更大范围的事件来定位它，往往有不少斩获。有些历史学家则超越了历史学，沉迷于有关末日将至或是荣耀将临的跨历史视野中，常常也能颇有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的确鼓励人爬梳细节，但它也倡导人开阔眼界，领悟那些左右社会结构发展趋势的划时代事件。
<a id="note_6" href="#noteBack_6">[6]</a>有关此处表述的观点的细致讨论，参见Gerth and Mills,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3.
一
<a id="note_7" href="#noteBack_7">[7]</a>Barzun and Graf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7，pp.222-223.
所谓存在某种人之为人所共有的“人性”，这一观念有悖于社会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而有关人的研究中的细致工作正需要有这两种特定性。说到底，研究社会的学人尚未赢得权利去做出这样的抽象概括。当然，我们应当时常记起，其实我们对于人并没有多少了解；我们所具备的知识加在一起，也不能彻底去除历史与人生所揭示的东西：围绕着人的多样性的那种神秘莫测。有时候，我们的确是想沉溺于这样的神秘莫测，去感受我们毕竟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我们也应当如此。但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们最终还是要研究人的多样性；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从我们的有关观点中去除掉这样的神秘。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不应忘记，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生，对于我们既是创造物也是创造者的那些社会，我们的了解其实微乎其微。
历史学家的事业面临的所有这些危险，使其成为最具理论性的人文学科之一，也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的那种茫然不觉愈发让人印象深刻。是的，让人印象深刻，但更让人无法安心。我想，曾经有些历史时期，人们的视角刻板而单一，历史学家们也可能始终对那些被不言自明地接受的主题缺乏自觉意识。但我们所处的并非这样的历史时期。如果历史学家毫无“理论”，他们也可以提供材料来撰写历史，只是他们自己写不来。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却不能秉笔直书。那样的任务现在要求明确关注的东西，远不限于所谓“事实”。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Jacques Barzun and Henry Graff, The Modern Research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7，p.221.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秉笔直录人间世事，但这样来陈述目标，其实过于简化，带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呈现着人类有组织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作为书面历史，可塑性相当大。在不同代历史学家之间，它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它之所以发生改变，原因不仅仅是日后有更细致的研究将新的事实和文献引入记录，还因为关注点有了改变，构筑记录的通行框架也有了改变。就是后两者，构成了从难以计数的可用事实中做出筛选的标准，同时也成为对这些事实的意义做出的主导解释。历史学家无法回避对于事实做出某种筛选，虽说他可能会在做出解释时保持谨慎克制，试图以此否认这一点。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在被反复重写的过程中是多么容易被歪曲，并不一定需要去读乔治·奥威尔富于想象力的预测，尽管他的《一九八四》戏剧化地凸显了这一点，也恰如其分地吓了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同行一跳——我们也希望真能这样。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Morris Ginsberg, Essay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Vol.Ⅱ, 39，London, Heinemann，1956.
社会科学所处理的问题关乎人生，关乎历史，也关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交织。人生、历史与社会这三者就是有关人的恰当研究的坐标点。我意在以此为主要立足点，批判几股当代社会学流派的践行者割弃了这一经典传统。要想充分说清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当下还包括人的本性为何的问题——就不能不坚持贯彻历史是社会研究的抓手的观点，承认需要进一步发展一种特别的有关人的心理学，既要接社会学的地气，又要有历史学的关联。社会科学家如果不运用历史，不对心理的东西有历史的感受，就不能充分说清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理当成为其研究的方向。
诚然，任何历史研究遇到的方法问题都比许多历史学家通常凭空想象的要多。但现在他们有些人却真的在凭空想象，更多的是在凭空想象认识论而不是方法，其方式只能导致令人不解地脱离历史现实。某些“社会科学”领域对于部分历史学家的影响往往非常糟糕，但这种影响尚未波及广泛，还不足以必须在此详加讨论。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参见Muhsin Mahdi, Ibn Khaldou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57；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Macmillan，1957，内中收有H. R. 特吕弗-罗珀富有见地的评论。
眼下，有许多美国历史学家都受到几门社会科学的观念、问题和方法的深刻影响。雅克·巴尔赞与亨利·格拉夫最近提出，或许“社会科学家始终在敦促历史学家将其研究技术现代化”，因为“社会科学家们都太忙，没空读历史”，“当他们自己的材料换了一种模式呈现时，连他们自己都认不出来”。<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比如，我在沃尔特·加伦森有关劳工史诸类型的出色描述中，注意到可以支撑我讲法的论证：“……爬梳陈旧的领域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抵会是比较小的……如果缺失……重要的新材料的话。但是，这并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更晚近的事件的唯一理由。当代劳工运动与30年前的劳工运动相比，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有质的差异。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它具有宗派性的特点：它的决策并不出于什么重要的经济因素，它更多关注的是狭隘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全国性的政策。”［Walter Galenson,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Labor History”，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October，1957.］当然，就人类学而言，“功能”说明和“历史”说明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人类学家大多还是站在功能立场上的，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其所研究的那些“文化”的任何所谓历史。他们真的不得不努力借助当下来说明当下，透过一个社会各式各样当前特征的蕴含意义的相互关联，来寻求说明。有关晚近的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讨论，参见Ernest Gellner，“Time and Theory in Social Anthropology”，Mind，April，1958。
或许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满脑子想的都是将那些理解社会制度的历史转型所需的“事实搞确凿”，并且对这类事实做出解释，通常要借助叙事。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家会在研究中毫不犹豫地涵盖社会生活的任何一块领域。因此，他们涉猎的就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尽管他们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也可能会专擅于政治史、经济史或观念史。只要历史学家考察各类制度，他们往往会强调历经相当时间跨度的变迁，并以非比较性的方式进行研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各类制度时，其工作会更具比较取向而非历史取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差别只是同一任务内部的各有侧重、各司分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