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成为奥康纳和金斯伯格的重要性（第2 / 3页）
但她的顾虑是：
<a href="#w12">[12]</a> “Bill Clinton on Abortion，” OnTheIssues.org，http：//www.ontheissues.org/celeb/Bill_Clinton_Abortion.htm（accessed November 18，2014）.
在异议中，金斯伯格首先试图在意见中加入她温和的标准。也许这只是一个关于女儿能否对于父亲歧视提起诉讼的普通案件。
<a href="#w13">[13]</a> Stenberg v. Carhart，530 U.S. 914（2000）.
米勒诉奥尔布赖特（Miller v. Albright）一案非常混乱，奥康纳大法官基于与法律中性别歧视无关的程序原因对结果撰写了协同意见。但意见的措辞明确表示：截至1998年，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在面对两性生育角色问题时，还没有准备好给予两性同等待遇。史蒂文斯大法官在他的多数意见中建议，女性必须因为生育这项工作而获得奖励。“如果一位公民是未婚女性，她必须首先选择怀孕到分娩的时间，并且拒绝堕胎——这是法律允许许多人作出的一个选择，而实际上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妇女可以作出的选择。然后，她必须事实上进行了分娩。公民法通过授予她的孩子公民权，而对女性的选择和苦难进行奖励。”<a href="#m6"><sup>[6]</sup></a>并非仅仅是生育。法律之所以对女性关照，还因为它希望女性抚养孩子：“她们最初的看护，至少会让她们有机会与孩子建立一种关爱关系。”<a href="#m7"><sup>[7]</sup></a>规定由外国母亲和美国父亲非婚生育的孩子必须在18岁之前合法化的法律，“应该获得支持。这是因为父亲与母亲相比，毫无疑问，不太可能与孩子建立这种紧密关系”。
奥康纳大法官特别不愿意再碰触堕胎问题，但一些新的反堕胎法律甚至被解读为能适用于胎儿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并明确拒绝为女性的健康而设置例外——即使原来被禁止的程序对女性健康更有利。相应地，一些地区联邦法院认为内布加拉斯州的“半生产堕胎”法律根据最高法院在凯西案中的判决而违宪，重申堕胎的权利，并试图保留对堕胎权利的基本保护。2000年，最高法院同意对这起案件进行审查。<a href="#m13"><sup>[13]</sup></a>凯西案的三驾马车——奥康纳、苏特及肯尼迪——还会一如既往吗？
<a href="#w7">[7]</a> Stevens opinion for the Court，Miller v. Albright，at 444.
最高法院赞同就生育给予女性奖励后，为实现这一目的，许多州通过法律宣告常见的晚期堕胎形式——宫颈扩张钳刮术（dilation and extraction，“D&X”）违法。一位自称持“女权主义”的精神健康倡导者，珍妮·韦斯伯格（Jenny Westberg）称，1992年她通过拿到一份描述堕胎手术提供者程序的医学论文复印件，而开启了新的反堕胎倡议。<a href="#m9"><sup>[9]</sup></a>韦斯伯格是一位优秀的漫画家，她为反堕胎杂志《生命主张》（Life Advocate）创作了一系列插图。一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助手将D&X重新命名为易记的“半生产堕胎”（#m10"><sup>[10]</sup></a>。然后，关于堕胎的争论又硝烟再起。<a href="#m11"><sup>[11]</sup></a>到90年代中期，国会及全国各州的共和党人谋求通过禁止D&X的法律（克林顿总统否决了联邦层面立法<a href="#m12"><sup>[12]</sup></a>）。
<a href="#w8">[8]</a> Ginsburg，J.，dissenting，Miller v. Albright，at 469.
金斯伯格的意见只是利用数年来最高法院措辞中的一个小例子，否认了任何试图基于固有概念而关闭机会之门的意图。然而，即使她凭借身为辩护者和法学家所拥有的坚实基础，生育都未曾远离与女性相关的讨论。涉及移民问题的米勒案，看似是赞同了政府的政策——通过自动给予女性的孩子公民权而对她们进行奖励。
<a href="#w14">[14]</a> Stenberg v. Carhart，Kennedy dissenting，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99-830.ZD2.html.
如许多在亚洲驻守的美国士兵一样，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与外国人（在本案中是一名菲律宾女性）有一个非婚生育的小孩，而且没有在允许的法定时间内主张她的公民权。20年之后，这名女儿试图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a href="#w15">[15]</a> Stenberg v. Carhart，O’Connor concurring，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99-830.ZC1.html.
<a href="#w9">[9]</a> Jenny Westberg，“D&X：Grim Technology for Abortion’s Older Victims，” LifeAdvocate.org，1997，http：//lifeadvocate.org/arc/dx.htm. Toobin describes the genesis of the movement as coming from an anonymous tip to Douglas Johnson，a lobbyist for the 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Jeffrey Toobin，<i>The Nine：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 </i>（New York：Doubleday，2007），155.
“但我们已经反复警告，当政府控制‘机会的大门’时，它可能不会基于‘关于男性、女性角色和能力的固有概念’来排除有资格的个体。”
<a href="#w10">[10]</a> Gloria Feldt，<i>The War on Choice：The Right-Wing Attack on Women</i>’<i>s Rights and How to Fight Back </i>（New York：Bantam Books，2004），174.
“即使人们接受了<a href="#m8"><sup>[8]</sup></a>政府宣称的那种表面价值，但无疑它是基于对女性（或男性）状态的总结（刻板印象）而来。这些刻板印象在史蒂文斯大法官的意见中随处可见，他不断地提及并且以‘典型的’‘正常的’或‘可能经常’发生的事情做论证。”
<a href="#w11">[11]</a> Drew Halfmann and Michael P. Young，“War Pictures：The Grotesque as a Mobilizing Tactic，” <i>Mobilization </i>15（2010）：1-24，http：//sociology.ucdavis.edu/people/halfmann/grotes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