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戈德华特女孩”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式成员（第1 / 6页）

<a href="#w10">[10]</a> Diane Schulder，“Women and the Laws，” <i>Atlantic Monthly</i>，March 1970；clipping in O’Connor papers，Arizona History and Archives，Box 1：1.

截至1980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权项目单从福特基金会就募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资助。苏珊·贝雷斯福特（Susan Berresford），福特的一名项目官员，一直在将基金会推向女权革命资助者的第一线。自由联盟把新“明星”金斯伯格带去与福特的人会面，贝雷斯福特很欣赏她，因为“她的话冷静、清朗、掷地有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她很有吸引力，很有智慧也很沉着，而这又增加了她做事的把握，非常自信的一个人”<a href="#m62">^[62]</a>。贝雷斯福特在福特的上司迈克尔·斯沃多夫（Michael Svirdoff），是一个爱说俏皮话的人，他不太能忍受一些他所认为的“敏感会面”<a href="#m63">^[63]</a>。条理清晰、从容不迫的金斯伯格很适合他。

<a href="#w11">[11]</a> Biskupic，<i>Sandra Day O’Connor</i>，60.

除了堕胎权，金斯伯格在1981年动身前往联邦法院之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权项目成了女性法律权利的求助中心。20世纪70年代——尼尔时代（the Neier years）——可能是自由联盟社会力量的巅峰。在越南战争后期，五角大楼的文件和对尼克松的弹劾将权利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并持续了很久。尼尔这个怪胎募资者火力全开，自由联盟从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以及尼尔个人的小猪储蓄罐——花花公子基金会<a href="#m60">^[60]</a>（Playboy Foundation）<a href="#m61">^[61]</a>，这些地方都获得了资助。女权项目有4个全职律师、社会活动家、职员，尤其还在一个满是志愿者律师的美国。

<a href="#w5">[5]</a> Elizabeth Pantazelos，“Women at Work：Articles from the ’70 s，’80 s，and ’90 s Address the Ongoing Obstacles that Career Women Face，” <i>The Atlantic</i>，May 2006，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6/05/women-at-work/304944/.

金斯伯格属于自由派，但她并不赞同那句20世纪60年代的谚语：在每个人得以享自由前，没有人是自由的。“并不是所有女权问题都应该在现在提起诉讼，”她说，“因为有一些注定会败诉。考虑到目前的政治氛围，还可能阻碍我们推进女权法律的整体进程。比如，现在并不是挑战退伍老兵优先权的时候。”至于是否要针对女同性恋这一问题提起诉讼，她善意地提醒了那些与会者，“最近《耶鲁法律杂志》上刊载的一篇学生评论写的就是平权修正案对于同性婚姻的影响。文章认为如果下令禁止（同性婚姻），在平权修正案下将是违宪的。那篇文章现在被平权修正案的反对者用以吓退支持者。”（1973年那篇文章的作者很有先见之明；1993年在夏威夷，第一个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院，其判决就是基于针对州宪法的平权修正案而作出的。）<a href="#m66">^[66]</a>在当时，金斯伯格并没有太关注同性婚姻问题。除非时针停止转动，否则通过平权修正案就一直会是金斯伯格最先考虑的事情。<a href="#m67">^[67]</a>然而，金斯伯格借别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里的别人指那个耶鲁法学院的学生）。

<a href="#w6">[6]</a> Remarks，May 7，1970，O’Connor papers，Arizona History and Archives，Box 1：1.

“任何与女性相关的事情都很重要。”金斯伯格的搭档西尔维娅·罗伯茨说。“女同性恋使得女性有更大的自由去选择生活方式，也使得女人和男人都挣脱了固有的性别角色。”新任职的法学教授芭芭拉·巴布科克（Barbara Babcock）补充道。“在纽约，”运动的资深负责人珍妮丝·古德曼主动说，“很多女性都说女同性恋走在运动最前沿。”

<a href="#w7">[7]</a> Ibid.

获得的新贵地位并没有使她沉默。她一到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规劝她的同事停止性别歧视行为。她打破陈规给哥大校长写信，告诉他罗格斯大学聘用更多女性教工这个积极的行动计划。<a href="#m69">^[69]</a>以经典的金斯伯格范儿，她在信开头提醒麦吉尔（McGill）校长，他们之前在道尔顿学院的一次家长会上见过面。这里只有我们这些精英，麦吉尔校长。她还给纽约律师协会写信，现在女性大量参与到律师职业，就不该继续使用“弟兄们”（“brethren”）这个称呼。<a href="#m70">^[70]</a>无论是私下聚会还是公开场合，她都指责那些在全男性俱乐部里开专业会议的教授和活动家，比如70年代的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a href="#m71">^[71]</a>她还把矛头指向自由联盟。她质疑，他们在年度报告中为什么不多关注一下我在最高法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美国律师协会在它的会议上也没有给权利义务的进步留出足够的讨论空间。<a href="#m72">^[72]</a>“鲁斯能够成功有很大的侥幸成分，”珍妮丝·古德曼回忆道，“如果我能弄清楚她是怎么做到的，我就自己做了。”

“如果其他人在那个位置上待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尼尔认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做到与同领域的其他律师保持那种程度的合作……她倾向于合作和尊重，而不是竞争。她根本不是一个虚荣的人，没有试图引起别人关注。这是一个一方面思路很有条理，另一方面又对同伴很友善谦逊的人。”“她和声细语，”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法律顾问尼娜·托滕伯格说，“却可以用轻柔声音说出骇人的故事。”<a href="#m68">^[68]</a>

<a href="#w1">[1]</a> O’Connor legislator’s papers，Arizona History and Archives，Box 1：1.

由于金斯伯格不是在领导一项传统的社会运动，所以没有必要举办很多类似的会议用来保持势头和维持纪律。她杰出的职业技能以及沉着冷静的作风已经为她在女权运动中赢得了牢固地位。她只需要避免得罪人。

<a href="#w2">[2]</a> O’Connor papers，Box 1：1.

剩下的就杂乱无章了。金斯伯格问题的答案出来时，与会者之一玛丽·伊斯特伍德（Mary Eastwood），建议第一天晚上应该主要研究“女权主义的法律哲学”，再重点分析一下“女权运动中的派别之争”。相反，金斯伯格则希望时间花在“大家希望从我们的会议中得到什么”上。4月26日，也就是会议第一天晚上，这些女权律师到达喜来登·罗塞尔酒店的地下会议室时，他们收到一个供研究讨论的案例：“黛西（Daisy）、谢乐尔（Sheryl）和琼（Joan）”，“与一只狗和三只猫一起生活在乡下的一栋精致大房子里”，希望收养几个孩子，但“当地收养机构拒绝了她们，原因是有传言（传言是真的）说黛西和谢乐尔是一对女同性恋，而且无论如何，‘三个成年人说不上一个家庭，最多算是群居团体’”。女同性恋是女权问题吗，伊斯特伍德问道。那些女权律师竞相加入讨论。

<a href="#w8">[8]</a> Letter to President Nixon，October 1，1971，O’Connor files，Arizona History and Archives，Box 1：1.

这次会议是金斯伯格推动女权法律革命的教科书式范例。像金斯伯格和罗伯茨在会议策划伊始就决定的那样，每个人都应该同意，诉讼只是手段，不应该把所有的会议时间都花在同一件事情上。<a href="#m65">^[65]</a>以她特有的有条不紊的性格，金斯伯格对与会者应当怎样思考、讨论问题提出了建议。他们应该如何设置优先议题？他们是否应该按照特定顺位提交问题？他们应该怎样来宣传、分享、支持所作出的努力？湮没在清单最中间的才是她真正关心的问题：“区分出哪些案件适合由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哪些案件还不应提交最高法院。”

<a href="#w9">[9]</a> Nixon tapes，cited in Joan Biskupic，<i>Sandra Day O’Connor：How the First Woman on the Supreme Court Became Its Most Influential Justice</i>（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6），41，n. 11.

1973年，金斯伯格的冷静沉着得到了严峻的考验。当时，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一场会议，金斯伯格邀请了西尔维娅·罗伯茨（Sylvia Roberts）——全国妇女组织的首席律师。他们的议程是把全国上下所有处理女权诉讼的律师集中到一间酒店，尝试一起明确首要任务，并对工作任务进行分配。金斯伯格一直非常在意案件是否能够按照一定的顺位递交法院——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构建一个渐趋完善的女权判决体系。<a href="#m64">^[64]</a>

由于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像一盘散沙，有人建议直接转向下一议题，一个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模板的资金雄厚的全国性中心。金斯伯格已经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运营这个中心，后来泡利·默里接手，确立了法律女权主义的优先地位。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通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收集案件以厘清她的平等化进程表。然而她几乎没有谈到自己所发挥的作用，综观整个会议，她都把讲话局限于诸如对事实问题（例如，最近的判决）平和的询问上。

<a href="#w3">[3]</a> “Los Angeles’ New Feminists，” June 1970，O’Connor papers，Arizona History and Archives，Box 1：1.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理事会成员泡利·默里，曾经经历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维权基金（NAACP Legal Defense Fund）那段光辉岁月。她提醒大家，案件的选择对瑟古德·马歇尔的成功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原因在于，1938年她被大学拒绝的时候，马歇尔拒绝了她，因为他觉得她的案子力道还不够。“最高法院作出的不利决定会产生灾难性影响。”她重申。但参会者对此并不感兴趣。“为什么律师竟然去考虑什么问题应该优先？”一名律师问道。“我们又不能控制自己拿到什么案子。”另一名律师说。在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派系斗争是最主要的事情。

<a href="#w4">[4]</a> O’Connor papers，Box 1：1，contains the whole issue；see also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70/03/women-and-the-law/304923/.

即将成为金斯伯格项目负责人的凯瑟琳·派拉缇斯（Kathleen Peratis）并不认同她未来上司的观点。“因为可能会背负骂名就什么都不做，（我）不认同，”她争辩说，“极端一些自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