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其他小说 >温柔的正义 > 第三章 “戈德华特女孩”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式成员

第三章 “戈德华特女孩”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式成员（第2 / 6页）

推荐小说:

<a href="#w22">[22]</a> Duke Speech.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鲁斯像往常一样淡定从容。尽管妇女权益项目成为其他机构的榜样并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初衷，但它起到的作用已经远超出所有人预期。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有社交天赋，她与自由联盟的关系也不例外。他们甚至有一间“蜜月套房”。尼尔，这位著名的募捐者，<a href="#m52">[52]</a>发现了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一间办公室，并以极低的价格租了下来。办公室属于已经破产的约翰斯·曼维尔公司（Johns Manville Company）。这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民权组织从“木板办公室”中崛起，尼尔笑着回忆：“鲁斯待在那里的时间比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都要多。毕竟，她生活在上东区。周边环境如此怡人，也不会有什么烦恼。”

<a href="#w23">[23]</a> Philip B. Kurland，“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Some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Harvard Civil Rights-Civil Liberties Law Review 6（1970-71）：243.

这一次，甚至是金斯伯格友好的劝说都不起作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理事会成员，那些非常富裕的自由派，拒绝把定额标准应用到自己身上。几乎没有被历史记载的是，女权运动的“瑟古德·马歇尔”没能说服自己所在机构在性别问题上坚定地走下去。直到1974年，女性才开始大量出现在国家和地方的自由联盟理事会。<a href="#m51">[51]</a>

<a href="#w17">[17]</a> “Form letter from Senator Sandra Day O’Connor，February 18，1984，re：Equal Rights Amendment，” Arizona Memory Project，Arizona State Archives，http：//azmemory.azlibrary.gov/cdm/ref/collection/archgov/id/481.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这两起相关案件之一，即罗伊案的法律顾问单位，但金斯伯格却因为一个莫名的原因没接触到堕胎案。阿里耶·尼尔急于挖掘福特基金会的资源为自由联盟所用。他说，福特虽然明确支持迅速发展的女权运动，但绝不会资助任何与堕胎沾边的事。金斯伯格绝缘于堕胎问题是历史意外，但却有着深刻影响。如果她也参与到该联盟为确保女性堕胎权利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中去，就可能再也无法到最高法院就职了。<a href="#m58">[58]</a>反过来说，从自由联盟新的生育自由项目中剥离出来的堕胎诉讼，并没有从金斯伯格的理论框架、行为准则以及迂回战略中受益。

<a href="#w18">[18]</a> “Irene Rasmussen on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有一个问题她不需解决（也因此不能控制），那就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堕胎。最高法院最终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对此下判。事实上，奥康纳大法官，当时的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与这个热点问题的关系比金斯伯格这个女权主义代表要更紧密、政治风险也更大。1970年，也就是罗伊案判决的3年之前，奥康纳曾支持一项法案，废止亚利桑那州禁止堕胎的刑事法令，但未获成功。罗伊案推翻了所有的类似法律。在那之后，她拒绝了一项比罗伊案判决走得更远的州法，以及向国会进言中止堕胎的请愿。<a href="#m56">[56]</a>尽管奥康纳不擅抉择——她支持阻止州政府继续为贫困妇女堕胎提供资助，同时也支持立法赋予医务工作者拒绝实施堕胎手术的权利——在她上任之际，亚利桑那州的反堕胎者仍试图阻止她到最高法院任职。<a href="#m57">[57]</a>

<a href="#w19">[19]</a> Duke Speech.

<a href="#w12">[12]</a> Remarks，May 7，1970，O’Connor papers，Arizona History and Archives，Box 1：1.

几年之内，大法官们判定了两起案件，但就判决内容而言，对于女性来说却不像金斯伯格期待的那样有利。他们以隐私而不是以女性平等原则的延伸为由对罗伊诉韦德案，也就是堕胎案，做出了判决。基于“隐私”的不确定概念，该案判决在政治上受到诸多质疑。这些观点认为，这项关于“隐私”的判决是一种武断的“隐私”选择，而不是一条按照法律的规定通向女性平等的道路。在罗伊诉韦德案过后一年的另外两起案件中，法院允许政府将怀孕从失能津贴的名单中排除以节省公共开支。

<a href="#w13">[13]</a>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36，n. 57.

但金斯伯格来自哈佛的死对头，曾扬言“你们女人在这做什么”的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挡住了金斯伯格的去路。到1972年，格里斯沃尔德一直担任美国首席政府律师，即司法部副部长职务。他认为在斯塔克案中，政府一方会在最高法院败诉，这削弱了政府在其他情况下区别对待怀孕妇女的权力。所以他向空军施压，使其废除现有政策并让斯塔克官复原职。然后他告诉最高法院这个案子已经不存在争议了，所以没有实际意义。法院最后驳回了斯塔克案。

<a href="#w14">[14]</a> “Irene Rasmussen on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Arizona Memory Project，Arizona State Archives，http：//azmemory.azlibrarygov/cdm/ref/collection/archpriv/id/1794.

得不到晋升、找不出晋升标准、怀疑不公平待遇的愤怒女性，从未看过集体谈判协议，她们是可以胜任的但却被拒绝了——所有这些事实都涌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但它却连这些不满和苦痛的一小部分都解决不了。这把一个大麻烦摆在了按部就班的金斯伯格教授面前，她想像瑟古德·马歇尔那样先把问题最突出的案子打到最高法院，为进一步解决更加根本的问题铺平道路。因此，对于确定房产管理人的性别歧视，即里德案，应当优先于那些社会影响力更大的案件，如挑战歧视怀孕妇女和全男性征兵的案件。<a href="#m55">[55]</a>金斯伯格也尽全力控制那些“傲慢女人”——她们恨不得帮每个人起诉，急速实现男女平等。

<a href="#w20">[20]</a> Doris L. Sassower，“Women’s Rights Ignored，” ABA Journal（October 1971），950.

如果与愤愤不平的美国女性数量相比，在女性与法运动中涌现的大量可能诉讼还是会黯然失色。性别平等聚焦于美国法律后，控诉发生了井喷式的变化。<a href="#m54">[54]</a>信，他们收到了信。“我已经交了25年的社会保险，”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的玛丽·费拉里（Mary Ferrari）写道，“社会保险本应给我丈夫的救济金却被剥夺了。”雪莉·鲁兹克（Shelly Lutzker）因怀孕被航空公司解雇，在那之后，她打了很多求职电话，但纽约就业办公室就是不相信她所做的真诚努力，只是因为她怀孕了。托妮·斯特劳斯博（Toni Strausbaugh）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9年，还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想报名参加国民警卫队，却因为孩子太小而被拒绝。空军少尉卡罗尔·派尔斯（Carol Pyles）希望能在因怀孕而不得不退役之后继续服役。黛布拉·蒙苏尔（Debra Monsoor）试图在怀俄明州的一处露天煤矿中站稳脚跟。她拿着比别人少的工资，却遭受着身体和语言的双重骚扰，还被剥夺了所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

<a href="#w21">[21]</a> Ruth Bader Ginsburg，“The Need for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ABA Journal 59（1973）：1013.

像了解金斯伯格的长处一样了解她的弱点，尼尔又雇用了一位女性——女权运动活动家布伦达·费根·法斯图（Brenda Feigen Fasteau），这立马上了新版《女士》（Ms.）杂志的头条。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金斯伯格实施谨慎、渐进策略的理想场所。大多数引领社会变革的律师事务所必须根植于原告诉求行事，利用他们与这种非正式运动之间的联系确定适格案件以及当事人和事实类型。在声誉良好、为人民诉求而战的全国分会机构中，自由联盟有一个发掘潜在适格原告的内部通道。这些分会是全国女性逐步掌握主动性的体现，自由联盟赋予各分会提升女性主动维权的任务。费根·法斯图忙着确认一长串的诉讼领域：就业、信贷、对私立机构的公共援助、教育、培训，以及最后并没被列入计划的生育控制。<a href="#m53">[53]</a>

斯塔克想要的一切都有了。除了提议强制堕胎，空军随后对苏珊·斯塔克作出了惩罚——因为她生下了这个孩子（尽管孩子被别人领养了）。与处理其他违禁事项不同，怀孕只发生在女性身上。对毒品和酒精有依赖的男人，受到的处罚比怀孕妇女还要轻。政府居然说这是为他们好！所以斯塔克案可能已经催生出一项看似合理、以平等为基础的有关堕胎的决定；而且它可能会杜绝后来出现的一些荒谬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又否认怀孕歧视是女性议题。

<a href="#w15">[15]</a> Sarah Slavin，ed.，U.S. Women’s Interest Groups：Institutional Profiles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5），578.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1972年，最高法院本不应该同意政府对女性实施强制堕胎，作为保住她们工作和军事生涯的条件。人们很可能已经忘记，但包括罗伊案在内的所有有关生育权的案子，都追溯到了1947年禁止政府给罪犯绝育的决定。<a href="#m59">[59]</a>虽有反堕胎者的宣传，生育权决定也不涉及那些穿戴着珠子想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的泥浆中不计后果地做爱的嬉皮士。在种族灭绝的纳粹时代刚刚过去的年代，最高法院首要保护的是生育孩子的权利。基于这项原则产生了一个规定：政府既不能强迫人民，也不能阻止人们生育。

<a href="#w16">[16]</a>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59.

就金斯伯格而言，令她抓狂的是，她差点就能代理一个完美地契合女性自决的案子，一个强制引产的案子。1970年，空军把苏珊·斯塔克（Susan Struck）从越南遣送回国，理由是她怀孕了。她要么去做空军提供的免费引产，要么就退伍。但斯塔克选择提起诉讼。因为怀孕且没有接受引产，所以空军就把她开除公职，她指控这违反宪法。在起诉期间，斯塔克，一个天主教徒，生下孩子并让别人收养了。1971年，最高法院听取了她的申辩。嚯，怪不得金斯伯格想为这个案子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