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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戈德华特女孩”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式成员（第3 /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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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w34">[34]</a> clippings reflect that she got picked by the NYT to do the op-ed in favor of the ERA，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16，F1975.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理事会对其许诺的平等的宽泛定义作出了限制。<a href="#m40">[40]</a>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将会被抵制，但就算是有“差异化合理根据”的例外，理事会也无法接受让女性服兵役的这种想法。投票时，自由联盟同意将军事领域置于他们的政策立场之外。要美军撤除对女性服兵役的最后障碍，至少得花40年。学术自由委员会反对所有私立大学应当改制为男女同校的提议，以保障男性和女性只与同性交往的自由。

<a href="#w35">[35]</a> Ginsburg Archives，Library of Congress，Box 20，Folder ERA Correspondence，1975.

在1970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两年一次的会议上，被女权问题彻底摆上桌面之后，新设的平等委员会（Equality Committee）就开始将政策立场灌输给整个理事会。“性别”和“人种、肤色、宗教信仰以及国籍”应当包含在所有民权立法中；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要求男女平等，与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作斗争”的立法和教育应当全力推行。<a href="#m39">[39]</a>

<a href="#w29">[29]</a>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Record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Box 23，Minutes of Meeting Board of Directors，November 26，1970.

执行主任阿里耶·尼尔经常通过设立专门项目解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问题，项目负责人直接对他负责。<a href="#m46">[46]</a>较早的时候，他还认为黑人民权斗争是其他民权斗争的驱动力。现在他相信女权斗争已经走在了前列，并且认定金斯伯格是他的“指定击球手”。

<a href="#w30">[30]</a>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20，Folder ERA Correspondence，197.

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会议几分钟的讲话中，她在哈佛法学院际遇的简介已充分说明了问题。投身女权运动数年后，1971年秋季学期金斯伯格访问哈佛法学院时，才注意到哈佛法学院里没有终身教职的女教师。自由联盟开会时，哈佛会不会提供一个终身职位给这位地位不高的罗格斯教授，情况完全不明朗。事实上，哈佛法学院犹豫再三，问她要不要回来再次访问时，她一口回绝了。取而代之的是，她接受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那些身份认同特别强烈的自由联盟理事们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女人，那时可能是金斯伯格最接近哈佛教授身份的时刻了。如果自由联盟要把公民自由的斗篷披在前途未卜的女权主义革命上，至少需要一位干练的发言人。到12月的理事会休会为止，1972年的预算囊括了妇女权利项目额外的法律花销。

<a href="#w31">[31]</a> Ruth Bader Ginsburg，“Women at the Bar—A Generation of Change，”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Law Review 2（1978）：1，http：//digitalcommons.law.seattle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81&context=sulr.

<a href="#w24">[24]</a> Philip B. Kurland，Foreword，“Equal in Origin and Equal in Title to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Harvard Law Review 78（1964）：143，145（referring to “the absence of workmanlike product，the absence of right quality…disingenuousness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the landmark racial decision）. Philip B. Kurland，“‘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Was the Beginning’：The School Desegregation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1954-1979，”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1979）：309，313，316.

女权活动家引发了这个自由派组织为期两年的性别冲突。一个实施女性代表政策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强有力的提案，附有一张没有签名的“谅解备忘录”（supporting memorandum）。<a href="#m50">[50]</a>这张单据，是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新成立的女权项目准备的，上面满是金斯伯格的烙印。它以她在里德案诉状的简短摘录作为开头。像往常一样，抽丝剥茧地从一个枯燥案例引用到另一个，备忘录还巧妙地把自由联盟自己关于种族平权运动的政策加入论点中。金斯伯格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女性被社会化使得她们不能“推开一扇开着的门”——回应了可能出现的认为女性这样的庞大群体不需要配额的说法。

<a href="#w25">[25]</a> Donald G. Mathews and Jane S. De Hart，Sex，Gender，and the Politics of ERA：A State and the 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7.

尽管女权项目已经推进，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仍没能变成女性的天堂。1970年会议之后，女权核心小组想出了一个计划，调查下属分支机构里女性的职级和人数，并积极动员女性应聘高级别的工作。最彻底的是，他们提议扩充满是男性成员的全国理事会并建立女性代表的配额制度。

<a href="#w26">[26]</a> Karl E. Campbell，Senator Sam Ervin，Last of the Founding Father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7），124.

1971年10月，自由联盟理事会经投票全体一致通过，将增加女性的权利作为新的工作重心。<a href="#m43">[43]</a>12月4日，一个女性小组出现在理事会面前，争取一个女性权利项目。<a href="#m44">[44]</a>这次12月会议的演讲者之一是“罗格斯大学、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金斯伯格”。<a href="#m45">[45]</a>演讲中，金斯伯格讲述了司空见惯的故事。故事关于最高法院针对女性所作的决定——在霍伊特诉佛罗里达州案（Hoyt v. Florida）或格赛尔特诉克利里案（Goesaert v. Cleary）中她们被阻止担任陪审员，也被禁止在酒吧服务——一段被里德案的胜利所打破的不堪历史，发生在这次自由联盟会议的一个月之前。

<a href="#w32">[32]</a> Amy Leigh Campbell，Raising the Bar：Ruth Bader Ginsburg and the ACLU Women’s Rights Project（Bloomington，Ind.：Xlibris，2004），40，citing Ginsburg’s internal memorandum on Reed，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6.

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中的保守势力看来，1970年那场会议比起那些单一性别学院所受到的威胁更严峻，因为这次会议的目标直指自由联盟本身。会议建议，自由联盟必须“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以增加女性在所有政策制定机构以及组织的委员会中的代表人数。象征性的代表则不再被认可。”<a href="#m42">[42]</a>1970年会议的反对者认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并未充分利用本组织中女性的潜力和天赋”。

<a href="#w33">[33]</a> Ruth Bader Ginsburg，letter to Joan Krauskopf，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20，Folder ERA Correspondence，1974.

在公民自由联盟的先贤们对哈佛大学和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的情况犹豫不决时，金斯伯格教授先从她自己所在的学校动手了。罗格斯大学是一所性别隔离的公立大学，内设罗格斯学院（一个男子学院）以及道格拉斯学院（稍小一点的，为女性单独设立的学院）。校理事会拒绝废止这种架构，院长理查德·麦考密克（Richard McCormick）于是向法学院的女权主义同僚寻求帮助。1971年4月13日，金斯伯格写信给罗格斯大学代理校长理查德·施拉特（Richard Schlatter），告诉他最近的一项联邦裁决认可女性可以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这将“使罗格斯大学陷入困境”。<a href="#m41">[41]</a>之后，罗格斯大学允许女性进入男子学院，并解散了道格拉斯学院。

1971年那场演说的两个月后，尼尔向理事会报告说女权项目即将启动，而且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将会成为负责人。<a href="#m49">[49]</a>由于她要从罗格斯法学院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将跟她的新单位协商，分配其工作时间。

<a href="#w27">[27]</a> Kurland，“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Was the Beginning.”

就像罗格斯大学学生演的小品那样，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直很庄严。她有自己的理论，而非特立独行，这就是她最重要的终身信条。<a href="#m47">[47]</a>她还有另外一个优点。1971年，尼尔从当时所有的女律师中选择了金斯伯格，并没有引发选出一名运动领袖时所经常出现的愤怒和嫉妒。就像活动家安·弗里德曼说的那样，“一个人如果真的特别优秀，就像大家都认可的鲁斯那样，那么机会出现时，人们想让她大展拳脚就不奇怪了。不会有人说：‘你难道要让鲁斯领头吗？’”<a href="#m48">[48]</a>

<a href="#w28">[28]</a> 伯奇主义分子（Bircher），1958年在美国兴起的极右翼组织成员。——译者注

他有充分的理由。每次聘用新员工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应聘者写一份文书。他一看到她写的，就知道不用再往下看了。尼尔认为，她不仅是才华横溢的思想者和作者，更是一个极其沉着冷静的人。“我想要的是一个会去主动解决棘手问题的人——即使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大家嘲弄的对象；以及一个会用应有的庄严方式解决该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