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鲁斯梦想中的诉讼（第1 / 4页）

但在解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历史进程中，一部仅仅是“合理”的法律与一部必须实现“公平且实质”的法律之间的区别，创造了足以开启一场法律革命的巨大契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递交给最高法院的诉状中加入了“鸟屎”案，亦称作一次更认真看待性别界限的机会。

金斯伯格放下电话后就打给了她的女同胞们：包括纽约大学的两名学生珍妮丝·古德曼（Janice Goodman）和玛丽·F.凯利（Mary F. Kelly），正是她们将女性与法这门课的消息带到了罗格斯大学；还有安·弗里德曼（Ann Freedman），曾经与其他两位学生一起在权威的《耶鲁法学杂志》（Yale Law Journal）发表过一篇力证平权修正案优点的文章，现在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还有金斯伯格自己刚毕业的学生戴安娜·利格曼（Diana Rigelman）。<a href="#m21">^[21]</a>

凭着精妙的法律分析以及与最高法院的工作关系，金斯伯格正接近成功。她并没有出庭为里德案辩护，认为这样的荣誉应该属于启动它的爱达荷州律师（结果，所有的报告都说那场辩护完全是一场灾难）。她仅呈递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诉状，详细介绍了女性悲惨遭遇的历史以及引证了“鸟屎”案。

在还没收到梅尔·沃尔夫回信之前，金斯伯格夫妇的工作进展举步维艰。<a href="#m20">^[20]</a>诺曼·多尔森在邮箱中看到了金斯伯格夫妇发给他的查尔斯·莫里茨案的诉状，跟沃尔夫一样，他并没有马上回信给鲁斯。几天后，鲁斯终于接到了沃尔夫的电话。这位露营老伙伴是否愿意帮忙写好里德案的诉状呢？

1971年11月，里德案下判。最高法院并没有将性别与种族问题同等化写进判决。但大法官们一致支持鲁斯，推翻了爱达荷州偏向男性的立法。法庭引用了鲁斯从“鸟屎”案中挖掘出的精华。女性不同于通常公民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从那时起，那些在这场运动中被定性为偏向男性或者女性的法律，就像它表明的那样，必须能够给出“合理且实质”的解释来证明这些区分的合法性。政府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女性，这些小可爱们，因为没头脑而难以管理遗产或者其他事项。就连保守的沃伦·伯格也在判决书中署名。

金斯伯格希望，里德案在这种低标准下容易胜诉些，原因在于这仅挑战了爱达荷州法关于自动选择男性而非女性，作为死者遗产优先管理者的规定。这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想必不可思议。审理里德案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数从9人减少到了7人。冠名“沃伦法院”、领导民权革命的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以及自由派大法官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在1969年双双离职，取代他们的分别是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和哈利·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就在审理里德案之前，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和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大法官也离职了，而尼克松总统正在考虑候选人。

金斯伯格还有一个撒手锏。参议院中反对平权修正案的浪潮迭起，反映了要求性别平等应等同于种族平等的文化矛盾。严格来讲，金斯伯格并不需要最高法院走那么远。她只需让最高法院就像承认这样的法律不合理一样，同样认为其不公正就可以了——这是任何合法区分都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那时第十四修正案就可以毫无疑问地适用于关乎性别歧视的问题上。之后，她可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剩下的7人中，威廉·奥威尔·道格拉斯大法官（William O. Douglas；曾经的罗斯福新政拥护者）也被指望能够为平权主张投上一票。至于威廉·布伦南，这位老派民主党人、沃伦法院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以及种族民权运动的标志性领导者瑟古德·马歇尔也被算上了。因为法庭只剩下7个人，按理说，莎莉·里德只需要再多赢得一票。其实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和联席大法官哈利·布莱克门作为强烈反对沃伦法院的共和党人，也可能改变保守立场。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任命的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和肯尼迪总统任命的拜伦·怀特（Byron White）被认为是中立者。在那4人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他们至少还能再斩获一票。到了1971年，人们不可能再看到这四位法官一致裁定：因为是女性，就要被推定不适合管理逝世儿子遗产这样的简单任务。

坐在罗格斯大学法学院的办公室，金斯伯格在初稿中增加了诉求。最高法院应该像对待种族歧视问题一样对待性别歧视问题，女性与生俱来的特征不应该影响她们的命运。如果她能够赢得这场官司，那么美国歧视性法律的整个体系都将瓦解。就像全社会或《哈佛法律评论》一样，绝大部分美国法律制度都建立在一种男女有别的错误假定之上，而这往往涉及劣势一面。<a href="#m25">^[25]</a>当妮娜·托滕伯格（Nina Totenberg）这位最高法院的记者，看到金斯伯格所写的里德案诉状时，她被其中性别与种族的对比部分震撼了。她一直认为第十四修正案是给非裔美国人设立的。于是她将自己关在法院提供给记者的电话隔间里，开始与在罗格斯大学的金斯伯格通话。两人交谈了一小时，在了解金斯伯格对这两种区分（种族与性别）相似性的看法后，她才明白了这些女权主义精英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就像托滕伯格说的那样，也许金斯伯格不喜欢媒体，但她却知道该怎么利用媒体。<a href="#m26">^[26]</a>

眼看就要开庭了，然而，金斯伯格清楚知道这些大法官和他们可能的继任者，不会找出太多过于愚蠢和不合理的歧视女性的法律来进行合宪性审查，那样对于性别之间实质性差异的设想太过曲折与宽泛。尼克松就职时就曾打着合宪性的幌子发誓要结束社会实验。他准备再任命两名大法官，一共任命了4位大法官的事实使他创下在一届任期内任命大法官数量的纪录。所有女性与法研讨会的成员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鉴于最高法院当下以及未来的思维模式，大部分基于性别差异所设想的法律都很可能满足合理性原则的最低标准。金斯伯格必须找到一条激发社会思考女性平等的路径，足以为未来的案件提供真实可靠的支撑，同时又不能吓到斯图尔特和怀特这两位关键的中立老头儿。她需要一条介于纯粹合理性与将性别问题等同于种族问题的中间道路。

诉状之源

金斯伯格教授正记下那些法律。美国有许多的女性律师，一些出现在金斯伯格之前，大部分涌现在金斯伯格之后。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投身于女权法律运动，或者像桑德拉·戴·奥康纳那样，作为一个无可比拟的楷模拥有着惊人业绩。但宪法学者杰弗里·斯通（Geoffrey Stone，金斯伯格第一次在联邦最高法院参加口头辩论时，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书记官）却这样评价：“简言之，她是合众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女律师。”<a href="#m29">^[29]</a>

就在这时，金斯伯格和核心小组成员抓住机会，获得了两位自由联盟高管的支持。阿里耶·尼尔这个新上任的执行主任，采用了他在纽约公民自由联盟任职时就萌生的策略，其中包括发现问题并将其置于公民自由的框架内。<a href="#m19">^[19]</a>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平等的加速。尼尔和其他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成员将一些女性也纳入这些团体中，并给予很高职位。这些女性在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现在请求将平等作为一项公民权利。自由联盟总法律顾问诺曼·多尔森，同时也是一名法学教授，他欣然接受将平等概念视为公民自由问题，并指派他的一名学生为平权修正案辩护。在他们的领导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开始对女权革命发表意见。

<a href="#w1">[1]</a> The story is by now vieux jeu，but this version comes from Fred Strebeigh，<i>Equal：Women Reshape American Law</i>（New York：W. W. Norton，2009），23，which he credits to an interview with MG and a letter from him.

最高目标是显而易见的：让最高法院像对待种族问题一样对待性别问题。金斯伯格的队伍里都是年轻的法律积极分子，致力于研究女权主义。学生一直都在学习的女性与法，这门课程由她们创设，旨在支持国会通过平权修正案的运动。他们发现詹姆斯·麦迪逊的妻子多莉（Dolley），在18世纪写了几封关于比较女性与奴隶社会地位的信。研究种族的社会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被认为做了大量支持民权运动的基础工作，也将女性与奴隶的地位进行了比对。在法学院学习时，他们都知道像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之后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裔大法官）这样进取的大律师的英雄事迹——他们通过向法庭提供大量关于工厂恶劣状况的社会科学数据，来打破保护性劳工法案的禁令。布朗案中，马歇尔运用科学研究表明，种族隔离学校里的黑人孩子在可以自主选择时，他们会选择白色洋娃娃而不是黑色洋娃娃，以此向法庭表明实行种族隔离永远不公平。所以这些学生交给金斯伯格的初稿中统计了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数据，包括她们的工作参与度、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以及为选举权而进行的长期斗争。通过数据，一切都显而易见。

如果仔细研究美国法律制度，人们会发现里面有几乎任何事情的先例。没有一个人比金斯伯格研究得更透彻了。正如里德案中的同事安·弗里德曼所言，金斯伯格拥有“将精力集中到手头任务的惊人能力”。<a href="#m27">^[27]</a>

对于那些二十几岁的法学院学生来说，38岁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就是来自另一代人的使者。“她不是要瓦解资本主义——这种当权者安身立命之所的人，”安·弗里德曼说，“但她同样不是现有制度的辩护者。她亲眼看见了性别歧视的法律如何伤害普通民众的生活。但在她那个年代，真正吸引人们接近法律的正是那些过程。她是法律人中的法律人。”<a href="#m24">^[24]</a>女律师们正朝着最高法院进军，但那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女书记官。自然，一名法律人中的法律人正是这场运动所需要的。

最初受理莫里茨的上诉案时，<a href="#m28">^[28]</a>金斯伯格发现了罗伊斯特·瓜诺诉弗吉尼亚（F.S. Royster Guano v. Virginia）一案，尘封50年，还被冠名“鸟屎”案（“bird shit” case）。该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该州区别对待公司进行征税的法律，认为这种法律区分并不能促进州政府证明区别对待州内与州外公司是合法的目的。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州政府在征税事宜上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一项区别对待的法律至少应该公平且实质性地推进其立法目的。对常人而言，“合理地与正当国家利益相关联”（审查区别性对待的传统低标准）与“公平且实质性地促进国家利益”（罗伊斯特·瓜诺标准，Royster Guano standard）之间似乎没有太大区别。1920年之后，也就是确立这一模糊的平等保护标准的大半个世纪里，它对最高法院推进平等保护的进程都无甚意义。没有人真正在意，1920年弗吉尼亚州更偏重保护生意全部在州外的公司，而未对仅有部分州外生意的公司给予同等待遇的做法是否违宪。

女英雄们的机会来了。利格曼、弗里德曼、古德曼还有凯利都是风云际会的60年代大学生，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这些女孩们选择去法学院学习而不是参加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以及反越战运动。举例来说，尽管弗里德曼曾痴迷于纽黑文的妇女解放联盟——这个旨在支持黑豹党<a href="#m22">^[22]</a>（Black Panthers）和抗议越战的组织，她也照样上了耶鲁法学院。<a href="#m23">^[23]</a>她们把自己想象成了1954年的瑟古德·马歇尔。种族民权运动启蒙了女权运动，现在争取种族法律权利的运动又引发了女性法律权利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