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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奥康纳大法官的女性事业（第3 /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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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来看，巴恩斯一案的确比想象中容易。法院不需要凯瑟琳·麦金农的轻视理论来论证该案存在歧视性待遇。法院需要做的只是摈弃“歧视只针对女性（而不包括男性）”的荒谬观点。性骚扰案件中，“身为女性”虽然不是被恶劣对待的充分条件，但它是必要条件。换言之，每一名女性都容易遭受恶劣的性骚扰，即使她们并非每个人都有招致性骚扰的足够“魅力”。因此，骚扰行为就是性别歧视。

<a href="#w8">[8]</a> Bob Woodward and Scott Armstrong，The Brethren：In- side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9），75. At least one of Burger’s colleagues，Potter Stewart，blew the whistle on him with the reporters here；see J. Anthony Lukas，“Playboy Interview：Bob Woodward，” Playboy （February 1，1989），51.

最终，1976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院作出首例支持女性雇员的判决。种族民权运动的传奇人物斯波特伍德·鲁滨逊（Spottswood Robinson）法官曾认为这是一起简单案件。上司迫使原告宝莲·巴恩斯（Paulette Barnes）与之发生性关系。即使这位上司没有勾引所有女职员，又怎么样呢？“如果不是她的女性特征，她绝不会被要求发生性关系。”<a href="#m16">[16]</a>拒绝上司要求后，巴恩斯失去了工作。因此，根据《民权法案》，这是性别歧视。令人欣喜的是，凯瑟琳·麦金农的父亲——由保守派的尼克松任命的乔治·麦金农法官——负责审理此案。

<a href="#w9">[9]</a> Powell，memo to self，October 27，1983，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Hishon file.

得知这些故事之后，耶鲁法学院的一名学生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开始为解决这一日渐突出的问题提供理论解释。正如她所见，法院忽视了性骚扰对于民权的影响，因为不存在可供比较的（异性恋）男性上司想要骚扰的男性目标。所以法官认为，雇员并非由于性别而受到歧视。她认为，法官忽视了，无论是否存在可供比较的男性受害者，性骚扰都是对职业女性的歧视，因为这是轻视女性的行为。正如种族隔离学校永远不可能实现平等一样，因为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压制次级群体的成员。

1980年2月，文森败诉。但随后事情发生了巨大转机。初审法院作出裁决的两周之后，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意识到，这类性骚扰事件并不仅仅是八卦，更是非法的职业歧视。这也是麦金农理论的根本。泰勒的行为不仅出于奉承或者本性使然，而是对雇员的歧视性压迫和轻视。上诉法院将该案发回，要求根据对《民权法案》的这一全新解读重新审理该案。银行就该发回指令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囿于法律变化，银行辩称，即使文森所言为真，她也未曾因被银行解雇或降职而在工作中受到损害，因此她无权提出请求。或者说，银行主张，她不应该起诉银行。她真正的问题在于泰勒。银行怎么会知道一个如此不起眼的分行里存在被指控的性“领地”呢？

<a href="#w3">[3]</a> David Margolick，“Sex Bias Suit Perils Law Firms’ Methods of Picking Partners，” New York Times，April 23，1983，http：//www.nytimes.com/1983/04/23/us/sex-bias-suit-perils-law-firms-methods-of-picking-.

“此后，泰勒一再向她提出性要求，通常是在银行里，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时间；据她估算，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们发生了四五十次性关系。此外，文森说，泰勒会当着其他员工的面调戏她，或在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尾随她进入女洗手间，向她裸露自己的身体，甚至数次强奸她。”<a href="#m18">[18]</a>在泰勒凭借与性骚扰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解雇文森之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a href="#w4">[4]</a> Betsy，即Elizabeth。——译者注

有抱负的年轻女性米歇尔·文森（Mechelle Vinson）住在巴尔的摩贫民区。她看见家附近的当地小银行，仿佛看到了摆脱贫困的机会。<a href="#m17">[17]</a>正如后来文森向法院所说，她在那家银行做出纳员实习生的试用期内，她的上司——经理西德尼·泰勒（Sidney Taylor）——“邀请她共进晚餐，并且在用餐过程中暗示她去汽车旅馆发生性关系”。起初她拒绝了，但上司威胁她：会丢掉工作。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她最终同意了。

<a href="#w10">[10]</a> Lynn Hecht Schafra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March 22，2014.

这种阻力可以理解。但即使只是将工作场合的性行为重新定义为非法骚扰，也是女权主义在法律进程中带来的最强有力的社会变化之一。人类身份认同的基本观念——女性是性诱惑者，男性天生是性捕食者，性与社会平等不相称——在首例行政助理起诉上司的案件中成为争议的焦点。<a href="#m15">[15]</a>

<a href="#w11">[11]</a> Barbara Harris，Beyond Her Sphere：Women and the Profess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8），110.

这起性别事件沸沸扬扬了一段时间。男上司提出性要求或扬言报复的故事成为推动70年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主题。<a href="#m13">[13]</a>这些故事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它们真不合法吗？起初，各级法官和文化主管部门对于工作场所的性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制的适格对象持怀疑态度。<a href="#m14">[14]</a>他们认为，性欲只是一种自然规律，而非《民权法案》所保护的范畴，女性员工成为某种目标是因为她们充满魅力。毕竟，上司并没有勾引办公室里的所有女性，而仅仅中意某几个人。

<a href="#w12">[12]</a> O’Connor，“Introduction：Achievements of Women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New York State Bar Journal 57 （1985）：8.

<a href="#w5">[5]</a> Nina Burleigh and Stephanie B. Goldberg，“Breaking the Silence：Sexual Harassment in Law Firms，” ABA Journal，August 1989，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_EhWudQgJpoC&pg=PA46&dq=king+and+spalding+wet+t+shirt+wall+street+journal&hl=en&sa=X&ei=AxZhVJKtKLLdsAT8k4CoAg&ved=0CCgQ6AEwAA#v=onepage&q=king%20and%20spalding%20wet%20t%20shirt%20wall% 20street%20journal&f=false.

他很高兴见到你然而他有个撒手锏

<a href="#w6">[6]</a> Hishon v. King & Spalding，467 U.S. 69（1984），oral argument，http：//www.oyez.org/cases/1980-1989/1983/1983_82_940.

就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裁决首例性骚扰案件之际，一个更加复杂的案子正在不可避免地涌向最高法院。在不发生其他职业侵害的情况下，工作场所中对女性的差别待遇是否仍然违反《民权法案》？这种情况下，麦金农理论中关于女性被轻视和属于附属地位的深刻理解就必不可少了。

<a href="#w7">[7]</a> 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Hishon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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