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三幕：“家庭煮夫”挺身而出（第2 / 3页）

戈德法布没有未成年子女。他只是基于社会保障金利益而希望获得鳏夫待遇：一个没有孩子的维森菲尔德。金斯伯格胜诉了，但相当勉强。大法官们非常不喜欢这个娇小而机灵的女人让他们陷入的处境，但其中五人还是被打动了。正如布伦南大法官在法官会议上所讲的，除非他们想推翻维森菲尔德案和弗朗蒂罗案，<a href="#m22">^[22]</a>否则不得不判定戈德法布可以获得这笔意外之财。“最高法院已经走得太远了。”新上任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疾呼；他“不满足于法律的现状，但又感觉受制于已经裁判的案件——维森菲尔德案和弗朗蒂罗案”。意见开始传阅后，史蒂文斯投票支持金斯伯格，而后又反悔，但最后还是投给了她。<a href="#m23">^[23]</a>斯图尔特大法官认为社会保障的区别规定问题应该留给立法机关去解决，但他承认金斯伯格在另一个方向上推动了性别平权的发展。“如果能从头来过，”鲍威尔咕哝道，“我一定把它交给国会……但维森菲尔德案和弗朗蒂罗案明显有利于金斯伯格一方。”<a href="#m24">^[24]</a>如果作出支持戈德法布的判决，政府预计将耗资数亿美元，全部用于那些并不需要这些钱的人身上。大法官们纠结了几个月，试图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然而，一砖一瓦、一词一句，金斯伯格已经改变了关涉性别区分规定的法律推定。短短五年内，她尽其所能地借助博人眼球的当事人，搭建了性别平权的框架。因为金斯伯格的努力，如今甚至不会再出现另一个里昂·戈德法布了，这就是她完成性别平权宏愿的最终见证。

<a href="#w1">[1]</a> Strebeigh，Equal，67，quoting interview with M. E. Freeman.

<a href="#w2">[2]</a> Stephen Wiesenfeld，letter to Ginsburg，August 8，1993.

<a href="#w3">[3]</a> Ibid.

<a href="#w4">[4]</a> Stephen Wiesenfeld，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October 14，2013.

大法官们开会讨论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案时，布伦南已经准备好提出贝尔宗建议的《社会保障遗属法》的家庭中心导向。“法令是为了更好地抚养孩子，”他在法官会议上说，“这符合立法意图。”<a href="#m12">^[12]</a>布伦南打动了三位大法官，马歇尔、怀特和斯图尔特（他们都是在尼克松总统上台前得到任命的）——之后，佩妮·克拉克的上司刘易斯·鲍威尔投下了关键的第五票。至此，社会保障机构不再区分寡妇和鳏夫。

作为多数派的资深大法官，布伦南指派自己撰写意见。再一次像弗朗蒂罗案一样，他的初稿意见比大法官会议上的投票结果走得更远。正如金斯伯格五年前所设想的，判决援引了现行法律中一个本应无效的歧视性规定，不仅是为了杰森·维森菲尔德，还为了推翻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对孩子而言，是由唯一健在的父亲还是母亲来照顾自己并不重要，”布伦南写道，“一个父亲享有的宪法性权利不亚于一个母亲。他也有陪伴、照顾、监护和管理他所生所养的孩子的权利，即便缺乏有力的补偿利益，这也不能否认该项权利需要被遵从和保护。”<a href="#m13">^[13]</a>布伦南意义深远的论述得到了布莱克门的认同（他最初投票反对），所以他已手握五票，因而不再在乎鲍威尔的犹豫不定（尽管鲍威尔最终也作出了协同判决）。

鲍威尔的吹毛求疵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他在维森菲尔德案中发现了应予以破除的歧视，丈夫无法得到之前在职、后不幸逝世的妻子的遗属抚恤金。正如鲍威尔所看到的那样，宝拉等于比一个相当的男性工作者积累了更少的社会保障福利。但鲍威尔在他的协同意见中真正想表达的是，他很清楚谁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对鲍威尔而言，无须法律武器去攻击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我不想强调最高法院的观点，即法律的目的在于让健在的父亲或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鉴于长期与此相反的经验，有人也许会对父亲放弃工作留在家里，像全职母亲那样照顾孩子持怀疑态度。”<a href="#m14">^[14]</a>男性不应该待在家里。

维森菲尔德的家庭实在博人眼球，以至于最后伦奎斯特大法官也为女性投下了他为数不多的赞成票，同意推翻歧视性法律，因为它伤害了“一个有贡献的工作者的孩子<a href="#m15">^[15]</a>”。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伦奎斯特偶尔会向金斯伯格问起杰森·维森菲尔德——他将会是伦奎斯特永远的“宝贝”。

于是，全男性的最高法院完整再现了女权运动的历程。布伦南大法官代表的五人多数票意见，反映了这位“活动家”（和金斯伯格）的立场——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外出工作或是在家照顾孩子，而不受限于刻板的性别角色。但他知道，他不可能让法庭的大多数法官承认任何区别规定都很可疑，就像他在最高法院的立场开始回缩前，在弗朗蒂罗案的那一票中表达的那样。那种将性别歧视视同种族歧视一样违宪的观点在此刻宣告终了。鲍威尔大法官提出贝蒂·弗里丹的“形式平等论”，即如果女性为了薪资而工作，那么她们的工资应当与男人一样多。当然，他提醒受众，从伦理上讲，女性也应背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伦奎斯特大法官为“后女权主义论”——孩子是所有判决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埋下了伏笔。

<a href="#w5">[5]</a> O’Neill is an interesting bit player. When he clerked for William Rehnquist in 1974，he was a veteran of the war in Vietnam and had served time on a Swift Boat there. Decades later，he wrote a hotly controversial book about John Kerry，Unfit for Command，and in 2004 he was the mastermind of the 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widely credited with destabilizing John Kerry’s campaign for the presidency by attacking his version of his war record.

<a href="#w6">[6]</a> 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001，Wiesenfeld case file，Preliminary Memo.

<a href="#w7">[7]</a> Lewis F. Powell，Jr. Archives，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001，Weinberger case file notes from conference.

金斯伯格从未使得最高法院认定性别问题类同于种族问题。然而，除了那些最棘手的案件（例如，涉及战争和性别的），最高法院再也不认同，一部美国法律会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将其和男性区别对待。文化层面的问题——男性看护者一定“好逸恶劳”、照顾孩子是最重要的工作——将会继续存在，一旦金斯伯格有朝一日构建起真正的法律平等，这个问题就会像一颗炸弹，随时引爆女权运动。但文化问题不是金斯伯格的使命：她要做的是改变法律。当然，没有法律会规定，女性与众不同、她们注定要囿于家庭生活，因此文化有机会改变女性的社会角色。之后，她在一份演讲稿中写道，家事应当“自由选择”，而不是强加给她们的“无可奈何”。<a href="#m16">^[16]</a>

金斯伯格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女性开庭期到来的人。最高法院在审议维森菲尔德案时，她收到了平权修正案的反对者菲利普·库兰的来信。他负责编辑最高法院的学术期刊。信里说，他非常希望金斯伯格能够撰文讨论这一年“性别歧视案件的走向”。<a href="#m17">^[17]</a>她告诫式地回应道，她几乎不可能客观面对此事，因为她是几个主要案件的辩护律师！然而，由于她将库兰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所以觉得有义务提醒库兰，他很可能在他开设的芝加哥大学“精品课程”中错失一个表现不凡的学生。那时简·金斯伯格“不被允许在春季学期去参加库兰的研讨会”。两个星期后，库兰写信告诉鲁斯，得益于他的学生之一——她的女儿——友善地分享了她的副本，他的学生正在研究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的判决意见。简后来被许可去参加库兰教授的这个课程。

金斯伯格同意在库兰的刊物上对几个女性案件发表意见，其实她一直担心维森菲尔德一案的判决结果。“我希望有四票。”她在电话中告诉斯蒂芬。<a href="#m18">^[18]</a>1975年3月19日，维森菲尔德的电话又响了。<a href="#m19">^[19]</a>那是鲁斯用高速公路边的投币式公用电话亭打去的。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说她们胜诉了。“投票结果是什么？”她焦急地询问。（其实她当时也不知道。）她很快得知是一致通过意见。“这是我当书记官以来听到的最精彩的口头辩护，”佩妮·克拉克回忆道，<a href="#m20">^[20]</a>“她口齿伶俐、沉着冷静，没有一丝的紧张或迟疑，立场鲜明、论证有力。从那时起，每当我听到金斯伯格的名字，脑海里都会呈现一幅画面——娇小身材穿着红色套装，笔直站在台前，给出这场高质量的精彩辩护。对我而言这是极其震撼的，因为当时周围还没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女性，她作为一名律师及辩护人为我树立了榜样。所以，这名年轻的女律师用行动告诉我，有一群女律师在她们的职业领域出类拔萃，而我同样也能做到，我简直备受鼓舞。”

几周后，金斯伯格举办了一个维森菲尔德案胜诉的庆功会。四十多个学生助手、资助者、维森菲尔德父子，大家聚集在他们位于上东区的大公寓里。杰森·维森菲尔德三岁了。金斯伯格的小儿子，八岁的詹姆斯正怀抱着一堆玩具和礼物等着小杰森。聚会结束后，金斯伯格写信给维森菲尔德，告诉他杰森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孩子，他该多么引以为傲。而后，待在家里的全职爸爸和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开始了持续一生的信件来往。<a href="#m21">^[21]</a>在早先的信里，金斯伯格让维森菲尔德放心，他一定能找到一个好保姆——尽管有时需要尝试多次，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他向金斯伯格描述自己的工作是“母亲的职责”，然后他意识到自己有些“性别歧视”倾向，因为本可以说“父母的职责”。他坦言，“我同那些整天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母亲一样，非常压抑。”单身父亲斯蒂芬·维森菲尔德绝非“好逸恶劳”。

法律，尤其是社会保障法，仍然面临着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中的问题——寡妇的特殊待遇超过了健在父亲或母亲所能得到的利益。其中最显著的福利是，没有社会保障福利的寡妇可以在无须证明其依赖配偶的情况下获得配偶的利益，而没有社会保障福利的鳏夫则需要证明其依赖已故的妻子。由于当时大多数男性有工作，并且将社会保障金累积至最大限度，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配偶福利。唯一例外的是男性公职人员，其津贴制度与社会保障金相分离。他们在技术上可以根据金斯伯格建立的先例请求鳏夫的社会保障福利。迟早有一天，金斯伯格将不得不在高等法院为一个贪婪的鳏夫辩护，他享有作为教师的津贴，也不依靠其亡妻的社会保障福利生存，但他仍然想要这笔钱。然而因为他的性别，他的确有资格这样做。在维森菲尔德案后不久，一个名叫里昂·戈德法布（Leon Goldfarb）的公职人员出现了。他自己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金，但诉请在不证明依靠妻子生活的情况下以从妻子以往的缴纳额中获得鳏夫利益。他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