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期望的生活（第1 / 2页）

“美国去死吧！”那天，当我走进汤姆的房间时，他尖叫起来。“去死吧，上帝！”我心里想：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出来了。目睹他的愤怒在我心中唤起了巨大的愤怒。我需要表达出来，释放出来。去死吧，希特勒！去死吧，门格勒！这将是一种解脱。但我是这里的医生，我必须扮演这一个角色，让自己呈现为掌控者，有解决方案。即使在内心深处我想打墙，踢门，尖叫，哭泣，崩溃地躺在地板上。我看着我的名牌，埃格尔医生，精神科，有一会儿它读起来好像是埃格尔医生，冒名顶替者。谁才是真正的我？我知道我是谁吗？我很害怕那种感觉，害怕面具会被撕碎，害怕看到自己有多么破碎不堪，害怕所有的愤怒都向我袭来：为什么是我？怎么会这样呢？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我非常愤怒。

罗杰斯擅长于关注病人的感受，帮助他们在不否认事实的情况下重塑自我概念。他无条件地给予积极的关注，在这种完全被接受的安全的情况下，他的病人能够摆脱他们的面具和压抑，更真实地生活。从罗杰斯医生那里，我学到了我在任何治疗领域中最重要的两个短语：“我听你说到”和“告诉我更多”。我还学会了如何读懂病人的肢体语言，如何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我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不交叉双臂或双腿，而是自然打开。我身体前倾，与病人做眼神交流，在我和我的病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他们就知道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我模仿病人的状态（如果他们想安静地坐着，我也会安静地坐着；如果他们想狂怒和尖叫，我就和他们一起尖叫；我使我的语言适应我的病人的语言），这是一个完全接纳的标志。我建立了一种方式（呼吸，开放，移动，倾听），可以促进成长和愈合。

看着汤姆真让人激动，因为他公开地表达了我一直在心里隐瞒的事情。我太害怕别人的不喜欢和愤怒，害怕愤怒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我没有让自己感受这种感觉，我害怕如果我开始释放它们，我可能永远停不下来，会变成一个怪物。在某种程度上，汤姆比我自由，因为他允许自己感受愤怒，说出来，那些我几乎不可能考虑做的，更不用说要说出来。我想躺在地板上，和他一起生气。

在家里，我完成了我的论文，并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的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完成了我最后的临床实习。我有幸在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获得了硕士和博士级别的实习机会。这是一个竞争激烈、令人满意的职位，是一个声望很高的职位，最好的演讲者和老师都在这里工作。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职位真正的好处是它需要我更深入地观察内心。

灾难性事件的经历对我的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遇到了那些重返校园的幸存者，他们开办了企业（就像贝拉和我计划做的那样），他们建立了极好的亲密友谊，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新鲜感。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勇敢而平和地面对政治和文化冲突，他们整夜轮流在学校站岗，以防炸弹在早上袭击他们的孩子。我钦佩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宁可经历另一场战争，也不允许过去那些可怕的经历摧毁后来的一切。在经历了监禁、非人性、酷刑、饥饿和毁灭性的损失之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崩溃的状态。

有一天我去上班，穿上我的白大褂，戴上名牌，上面写的是，埃格尔医生，精神科。在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的那段时间里，我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声望，一个愿意超越自己职业技术要求的人——整夜不眠地监护自杀者，接受最令人沮丧的案件，那些别人已经放弃的案件。

1975年，我前往以色列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为我的论文做准备（贝拉陪着我。我认为，他精通各种语言，包括从埃尔帕索客户那里学来的意第绪语，这将使他成为一名无价的翻译）。我想探究我的教授理查德·法尔森（Richard Farson）的成长灾难理论，他说：通常提高了我们人类素质的实际上是危机形势。非常自相矛盾的是，尽管这些事件有时会毁人，但它们通常也是成长经历。由于这样的灾难，人们通常会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以反映对自己能力、价值观和目标更深刻理解的方式进行改变。我计划采访集中营的其他幸存者，了解一个人如何在受到创伤后生存下来，甚至能够茁壮成长。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创造快乐、目标和激情，不管他们遭受了什么创伤，不管他们经历了什么痛苦？创伤本身在哪些方面给了人们积极成长和改变的机会？我还没有做我的朋友阿帕德（Arpad）建议我去做的事情——深入思考我的过去——但在采访那些与我同样有过痛苦经历的人的时候，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我自己的痊愈打下了基础。

今天我被分配了两个新病人，都是越战老兵，都是截瘫患者。他们有同样的诊断（脊髓T段下部的损伤），同样的预后（生育能力和性功能受损，不太可能再次行走，手和躯干控制良好）。在我去看他们的路上，我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会改变我的生活。我先遇到汤姆（Tom），他躺在床上，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诅咒上帝和国家。他似乎被自己受伤的身体、痛苦和愤怒所囚禁。

玛尔塔一定注意到我的思想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黑暗把我困住了。“对不起，”她说，“我并不是说你过得很轻松。”

“这是我母亲的优良基因。”我说。然后，我的脑海里闪过那支选择队伍和我母亲光滑的脸。这是一个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的幽灵。

“你称赞了我，”我向她保证，“你总能让我记得你是如此的友善。”她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但她从来没有嫉妒或痛苦。我每天下午都带着玛丽安娜去看望她，在她哀悼年的每一天下午都去。

“伊迪丝，岁月对你这么友好，你还这么年轻。”她叹了口气说。

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你知道，”她说，“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战后失去孩子更痛苦的了。那种悲伤太可怕了。”她停顿了一下。我们静静地坐在一起，分担着各自的痛苦。“我想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你。”她最后说，“当我们埋葬我的孩子时，你告诉了我两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你说过：‘生活将会再次美好。’你说，‘如果你能挺过去，你就能挺过一切。’我已经对自己说过很多次了。”她从钱包里掏出自己两个孩子的照片，这两个女儿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以色列出生的。“我太害怕了，不敢马上再试一次。但我想生活总有解决办法。我悲痛欲绝。因为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的孩子。”

对我来说，知道只有我才能够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就意味着要推翻我内心的成功者，这让我总是追逐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希望肯定我的价值。这意味着学会重新定义我的创伤，从我过去痛苦的经历中看到我的力量、天赋和成长机会，而不是确认我的软弱或伤害。

当我去另一位老兵查克（Chuck）的房间时，我发现他下了床，坐在轮椅上。“这很有趣。”他说，“我得到了第二次生命。这难道不神奇吗？他洋溢着发现的喜悦。“我坐在轮椅上，走到草坪上，走到地上，花儿离我更近了。我能更清楚地看到孩子们的眼睛。”

这些是我的病人们常用来把自己从角色期望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对他们来说是成为一个善良和慈爱父母的工具，是用来阻止传递禁锢的信念和行为的工具，最终发现爱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引导病人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和维持了他们的自我挫败的行为。自我挫败的行为首先是作为有用的行为出现的，它们是为了满足一种需求而做的事情，通常是为了满足其中的一种需求：认同、喜爱和关注。一旦病人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某种行为（贬低别人，给自己贴上愤怒者的标签，吃得太少，或者吃得太多等），他们就可以对自己是否坚持这种行为负责。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什么（被认可，购物，完美等）——因为即使是自由也不是无偿的！他们可以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实现自我接纳：只有我才能够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

当我和我现在的病人谈话，或者在台上面对观众讲话时，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表达：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部分汤姆和查克的身影。我们被失去压得喘不过气来，认为我们永远无法恢复，也永远无法修复自我意识形态和目标意识形态。尽管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斗争和悲剧，我们每个人也依然有能力从受害者转变为成功者。我们可以选择为我们的困难和治愈承担责任。我们可以选择自由。然而，我仍然难以承认的是，当我第一次见到汤姆时，他的愤怒让我激动不已。

研究塞利格曼和埃利斯的著作，以及与罗杰斯等人一起工作，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帮助我获得以我兼收并蓄、直觉洞察力和认知为导向的治疗方法。如果让我来命名我的疗法，我可能会叫它选择疗法，因为自由是跟选择有关的——是关于同情、幽默、乐观、直觉、好奇和自我表达的选择。想要自由就是要活在当下。如果我们被困在过去，说，“如果我去了那里而不是这里……”或者“如果我娶了其他人就好了……”那样我们就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监狱里。同样，如果我们把时间花在未来，说：“我直到毕业才会快乐……”或者“直到找到合适的人，我才会快乐。”我们唯一可以自由选择的地方就是现在。

在我们结束行程之前，贝拉和我去见了班迪和玛尔塔·瓦达斯，我们相约在火车站见面。他们住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拉马特甘。这是一次令人心酸的相遇，一次与我们未经历过的生活邂逅，一次与我们几乎要经历的生活的邂逅。班迪仍然很有政治色彩。在我们吃完饭之后，他和贝拉很长一段时间都坐在桌边，热烈地讨论着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男人们谈论战争。玛尔塔转向我，拉着我的手。她的脸比年轻时更丰满了，她的红头发变暗了，变得灰白了。

我握着她的手指，就像捧着美丽的种子。我的生命和爱的种子已经被迫种入了坚硬的土壤，它已经生根发芽了。我看着桌子对面的贝拉，想到了我们的孩子，想到了玛丽安娜最近告诉我的消息，她和她的丈夫罗布（Rob）准备组建一个家庭。下一代。这就是我对父母的爱所在。

我遇到的所有幸存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但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在遭受创伤后如何生活。在压迫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幸存者有可能继续成为受害者，或者他们可以学会成长起来。在我的论文研究中，我发现并阐明了我的个人信念和我的临床标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自己的狱卒禁锢自己，也可以选择自由。

“明年在埃尔帕索见。”我们承诺。

当然，并不是每个我采访的人都很成功。我看到很多沉默的父母，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感受父母的沉默和麻木，他们责怪自己。我遇到了很多仍然活在过去的幸存者。“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许多人对我说。对他们来说，宽恕意味着忘记或纵容。我采访的许多人都怀有复仇的幻想。我从未幻想过复仇，不过最初在巴尔的摩那充满挑战的几年中，我曾幻想过对抗我的压迫者——我想在巴拉圭找到门格勒，他在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中逃到那里逃避起诉。我想象着假扮成一名美国记者进入他家。然后我会暴露我的身份。“我就是那个为你跳舞的女孩。”我会说，“你杀了我的父母。你杀了这么多孩子的父母。你怎么这么残忍？你是个医生。你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词（Hippocratic Oath）不伤害任何人。你是个冷血杀手。你没有良心吗？”我要对他羞愧、后退的身躯大发雷霆，使他蒙羞。把责任推给肇事者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对某人置之不理，如果我们对责任不屑一顾，我们将一无所获。但是，正如我的幸存者同伴告诉我的那样，你可以活着为过去复仇，也可以活着丰富现在。你可以生活在过去的牢笼里，也可以让过去成为跳板，帮助你实现现在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