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疗愈 第二十章 自由之舞（第1 / 4页）

当伊莉斯（Elise）来寻求我的帮助时，她已经濒临自杀的绝望境地。她才21岁，金色的卷发扎成马尾辫，穿着一件几乎长到膝盖的男装大运动衫。她哭得眼睛都红了。在十月明媚的阳光下，我和伊莉斯坐在一起，她试图解释她痛苦的根源：托德（Todd）。

在很多情况下，别人的行为确实会导致我们的不适和不快。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伤害性或破坏性的行为感到满意。但是只要我们让另一个人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负责，那我们仍然是受害者。如果玲说：“只有君不喝酒，我才能快乐和平静下来。”她的生活就容易充满悲伤和不安。她的幸福将永远是远离灾难的一个酒瓶或一口酒。同样地，如果君说：“我喝酒的唯一原因是玲太唠叨，太挑剔了”，他就放弃了所有选择的自由，不再为他自己着想，变成了玲的傀儡。他可能会暂时缓解她的唠叨，保护自己不受她的不友善的伤害，但他不会得到自由的。

托德是一个有魅力、有抱负、英俊的篮球运动员，在校园里几乎是名人。她是两年前认识他的，当时她是大一新生，他是大二的学生。每个人都知道托德。托德希望了解她，这出乎伊莉斯的意料，他被她的外表所吸引。她不刻意地取悦他的性格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不是徒有外表的人。他们的性格似乎互补——她安静而羞涩，他健谈而外向，她是个观察者，他是个表演者。他们交往后不久，托德就请她搬去和他一起住。

当玲和君结束他们的治疗时，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更好，有些则不是。他们能更好地倾听对方的意见，而不要求一定正确。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愤怒的对立面——承认自己的悲伤和恐惧。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温暖，但孤独依然存在，以及对君无法控制他的饮酒行为的担忧。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这比我们有意识地了解自己并倾听自己，与自己的欲望保持一致要困难得多。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想为别人做什么吗？我提醒玲和君，他们需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我想让君停止喝酒或我想让玲停止唠叨，就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他们的故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直到最终结束才算结束。只要你活着，你就有可能遭受更多的痛苦。也有机会找到减少痛苦、选择幸福的方法，这需要对自己负责。

1.你想要什么？

试着去照顾到别人的每一个需求就像逃避你对自己的责任一样困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和许多心理治疗师一样。当我和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一起工作时，我顿悟了这一点。她没有工作，身患残疾，心情沮丧，就连离开家都非常困难。我很高兴能帮她拿社会福利支票，让她的孩子们参加约会和活动。作为她的治疗师，我觉得用尽所有方式帮助她是我的责任。但是有一天，当我站在福利办公室的队伍里时，感觉自己是仁慈、慷慨和有价值的。我内心有个声音说：“伊迪丝，还有谁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吗？”我意识中的答案不是“亲爱的病人的”。答案是“我的。”为她做事，我的感觉就很好。但代价是什么呢？我在增加她的依赖性——还有她的饥饿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剥夺自己只能在内心找到的东西，虽然我认为我在维持她的健康与幸福，但实际上我在维持她的贫困。帮助别人是可以的，需要帮助也是可以的，但是当你的帮助，对允许别人不再帮助自己而产生依赖的时候，你反而害了你想帮助的人。

在我妈妈最喜欢的书《乱世佳人》中，当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遇到困难时会说：“我明天再想……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如果我们要进步而不是在原地兜圈，现在是时候要采取行动了。

4.什么时候？

玲和君完成了问卷，将卷子叠起来，递给了我。我们会在下周一起研究它们。当他们起身准备离开时，君握了握我的手，然后走出房门。我看到了我所需要的安慰：他们愿意试着缩小两人之间的距离，避免给婚姻带来更多的伤害，摆脱相互指责的跷跷板。玲转身，给了君一个迟疑的微笑。我看不出他是否有回应——他背对着我——但我看到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相信正面思维的力量——但是改变和自由也需要积极的行动。任何实践过的东西，我们在那方面都会有长进。如果用愤怒来解决问题，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愤怒。如果我们感到恐惧，就会有更多令我们恐惧的事发生。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确保我们不出差错。改变是指注意到某些东西已经不再起作用，而选择跳出熟悉的禁锢模式。

在接下来的一周，当我们见面时，玲和君发现了一些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在回答“你想要什么”时，他们都写了同样的答案：幸福的婚姻。说到这个愿望，他们已经踏上了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的道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新的工具。

犹太人的著作《哈加达》（Haggadah），讲述了埃及奴隶解放的故事，并教犹太人过逾越节家宴时如何祈祷以及相关的仪式——特殊的逾越节的筵席仪式。按照传统，一个家庭的最年轻成员通常会问四个问题——能在我童年的逾越节家宴期间提问是我的荣幸。在我提出问题的前一天晚上，我会和我的父母一起在家里度过。在我的治疗实践中，关于这四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版本，这四个问题是在多年前，在几位同事的帮助下提出的，当时我们就新病人如何开始治疗在分享策略。这些也是我现在要求玲和君书面回答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受害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

我经常问我的病人，“我能帮你什么？”但这样的问题让他们成为了矮胖子（Humpty Dumpty），在人行道上等着被重新组装起来。这使我成为了国王的马和国王的士兵，最终无力拯救另一个人。我把问题改了。现在我说：“我怎样才能对你有用呢？”“当你为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我该如何支持你呢？”

我告诉玲和君，他们为自己不快乐而互相指责，是在逃避让自己快乐的责任。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非常自信——玲总是干预君的事情。君爱做他想做的，而不愿意做玲希望他做的——他们都是避免诚实地表达“我想”或“我是”方面的专家。玲用的词语是“我想要”——“我想让我的丈夫停止喝酒”。她为其他人而想要某样东西，但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君可以说他喝酒是玲的过错，借以解释他的喝酒是合理的，用来对抗她的过度期望和批评，维护自己。但如果你放弃了自己选择的权力，那么你就同意成为一个受害者——和一个囚犯。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会有意识地选择囚禁生活。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我们是多么愿意放弃自己的精神和自由，选择让另一个人或实体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做选择。一对年轻的情侣帮助我理解了放弃这个责任、把它交给别人的后果。他们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特殊的共鸣是因为他们很年轻，还在大多数人都渴望独立的年龄阶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能会特别担心：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足够强大，可以承受它的重量。

我们不开心，通常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太多的责任或者太少的责任。我们可能会变得好斗（为别人选择），或者消极（让别人为我们选择），或者消极性攻击（通过阻止别人实现他们的目标，来为别人做选择），而不是坚定而自信，头脑清晰地为自己选择。其实，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曾经对贝拉有过消极性攻击。他很守时，对他来说准时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我对他生气的时候，我会在离开家的时候想办法拖延时间，故意慢下来，故意迟到，刁难他。他越希望准时到达，我就偏不让他得逞。

3.你打算怎么做？

我让玲每天回家后，在她最生气、最脆弱、最害怕的时刻，改变她的行为。他会喝醉吗？他有多醉？他醉到什么程度了？他们之间会更亲密吗，或者又是一个保持距离和充满敌意的夜晚？她学会了尝试运用控制来管理自己的恐惧情绪。她会嗅出君的气息，指责，抽离。我教她无论他是清醒的还是醉醺醺的，都要用同样的方式问候她的丈夫——用友好的眼神和一句简单的话：“见到你很高兴。很高兴你回来了。”如果他喝醉了，而她受到了伤害和感到失望，就允许自己将那些感觉讲出来。她可能会说：“我看得出你一直在喝酒，这让我很难过，因为你喝醉的时候，我很难靠近你。”或者“这让我很担心你的安全。”她可以为自己做出合适的选择，以回应他选择了喝酒。她可以说：“我本想今晚和你谈谈，但我看得出你一直在喝酒。那我要做点别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理解自己的期望，而不是努力满足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父亲成为了一名裁缝，因为他的父亲不允许他成为一名医生。我的父亲很擅长他的职业，因此受到称赞和嘉奖——但他从来都不想做这个职业，总是为自己未实现的梦想感到后悔。为我们真实的自我服务是我们的责任。有时这意味着需要放弃取悦他人，放弃我们对他人认可的需要。

我和君谈了喝酒上瘾的生理因素，并告诉他，我可以帮助治愈他试图用酒精来治疗的任何疼痛。如果他选择戒酒，那就需要用额外的手段来治疗他的酒瘾。我建议他去参加三次嗜酒者互诫会，看看他是否能在会上听到的故事中认清自己。他确实参加了嗜酒者互诫会，但据我所知，在我和他共事的那段时间里，他没有停止喝酒。

2.谁需要它？